女性的創作能力可以被大眾重視，作為一種才華的象徵。女性的個人生活與愛情能夠成為公眾領域討論性別平等與家庭等話題的例子。但是，女性創作者的政治立場如何透過創作體現出來，很容易在被展示的時候，很「湊巧」的忘了被呈現出來。這樣的展示，真的有達到「性別平等」或「尊重不同文化價值」的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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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克林博物館的新展覽《芙烈達‧卡蘿：外表會騙人》（Frida Kahlo: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聚焦在卡蘿的藝術作品、衣物與私人物品，她的形象與美學已經不斷被媒體複製與傳播，但這些商品往往違背其創作初衷。
長期以來，卡蘿只被人們當成病痛纏身的天才畫家，大家關注她的個人生活、身體疾病以及她和迪亞哥‧里維拉（Diego Rivera）不穩定的戀愛故事，卻不在意甚至刻意抹滅她最關心的問題：政治。
藝術史學家珍妮絲‧海蘭（Janice Helland）在《女性藝術期刊》（Women’s Art Journal）寫道：「結果是，卡蘿的作品被徹底地進行精神分析，進而粉飾它們血腥、殘暴與公開的政治內容。」海蘭認為卡蘿的政治認同是定義其作品的關鍵，畢竟她在1920年代加入了共產黨，並終生參與反帝國主義政治。
卡蘿在許多作品中都應用了阿茲特克文明的藝術符號，例如脖子戴著頭骨項鍊的阿茲特克女神克亞特里庫（Coatlicue）。這些象徵符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特別是反帝國主義者在抗議美國侵犯墨西哥獨立性的時代。
海蘭寫道:「這種強調阿茲特克人而不是瑪雅人、托爾特克人或其他原住民文化的現象，跟她對統一、國族認同和墨西哥獨立性的政治訴求相符……她的繪畫能解釋成凝聚國內團結力量，而她的反物質主義也明顯帶有反美色彩。」卡蘿的創作既反映健康問題也反映出國家問題，但這些政治訊息經常不被當代博物館展覽提及。
海蘭還指出，墨西哥傳統服飾特瓦納裙（Tehuana dress）是卡蘿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她在1933年的畫作〈In My Dress Hangs There〉藉由描繪教堂的廁所、電話、體育獎盃與美元標誌來批評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海蘭說：「卡蘿的圖像在女性主義藝術史上具有干涉力量，如果我們（西方國家）允許她『發聲』而不把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心理狀態強加在她的作品上，她就會破壞話語主導權。」
卡蘿將物質文化和服飾當成打破傳統期望的方式，她的穿著和自我描繪也確實是她創作的重要部分。然而，就像海蘭所寫：「正因為她是擁有政治思想的人物，我們更應該期待她反映在藝術裡的政治」。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2579?fbclid=IwAR2HHT_BKXRXVeOyfpOmHcg0TEcVNSpKh7ejF189NC4JSCMQ_4P9CDvty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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