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蘇聯入侵阿富汗影響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911二十週年：9/11後伊斯蘭世界被針對，真的只是 #文明衝突 這麼簡單嗎？】#回顧

1979年，時值冷戰期間，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相中了阿富汗當地的伊斯蘭反抗勢力，由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培訓了超過10萬名的伊斯蘭聖戰士，並提供他們資金與武裝，以對抗蘇聯。

隨著蘇聯撤出阿富汗，以及冷戰的終結，這些武裝分子當中，開始有人將矛頭對準美國。冷戰時被美國宣傳為英勇對抗蘇聯的「自由戰士」，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恐怖份子」，而其中一個人就叫做本拉登。

20年前的今天，本拉登建立的阿爾蓋達組織策劃了911事件。二十年過去，全球反恐戰爭迎來終結，但西方製造的「#恐怖主義」，仍在影響世界格局...https://bit.ly/3z3MVKH

#延伸閱讀
9/11二十週年：普世主義的終結，與「隔離而平等」的新冷戰👉https://bit.ly/3z1ND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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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美國撕裂了自己，因為它搞不清自己可以實現什麼目標？》
文/季辛吉(原文刊載於Economist 經濟學人雜誌）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帶給我們的近憂，只是如何解救滯留阿富汗的數萬美國人、盟國人和阿富汗人：如何營救他們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長期的影響。

美國應反思自己的決策過程：美國的盟友和相關人員，在過去20年間，在阿富汗戰爭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美國卻未發出足夠的警告，也未與他們進行充分協商，已於前年起擅自做出全部撤軍的決定。

美國更應思考，為什麼阿富汗問題會被以一種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呈現給公眾，使大眾以為美國只能在完全控制阿富汗和全面撤軍之間，做出選擇。

從深陷越南戰爭到開打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美國介入他國的根本問題，困擾了數代美國人。美國必須首先將戰略目標和政治目標結合起來，然後再派出軍人冒險血戰，賭上國家的信譽並將其他國家牽拉入戰爭中。

在戰略上，美國要搞清楚戰爭的形勢；在政治上，美國要明確的制定目標，以便在相關國家內部和國際上維持戰爭成果。

在開打阿富汗、尤其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美國撕裂了自己。

因為美國搞不清為何而戰，以及可以實現什麼目標？美國人也無法在美國政策過程中，將這些目標結合起來。

當一個軍事目標過於絕對且難以實現時，政治目標便會變成過於抽象且難以捉摸。

這樣的戰爭註定失敗。

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戰爭中，美國領袖們無法將這些目標結合在一起，這一直困擾著美國，並導致美國深陷國內紛爭的泥沼中，自己無法團結一致。

基地組織從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出發向美國發動襲擊：於是作為報復回應，美國在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軍了阿富汗。

最初進行的軍事行動，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但當塔利班崩潰之後，我們除了斬首追捕賓拉登外，已經失去了戰略重點。

塔利班基本上靠巴基斯坦的庇護才苟活下來，後來在巴基斯坦個別部門的協助下，十年後，他們又重返阿富汗展開了游擊戰。

於是我們告訴自己，甚至深信只有將阿富汗變成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憲政政府的現代國家，才能最終避免阿富汗重新變成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樣「宏偉的計劃」，不可能成功！

2010年，在一篇評論阿富汗增兵的文章中，我便警告不要貿然延長這場戰爭：否則即使是那些不贊成塔利班聖戰的阿富汗人，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

因為阿富汗從來就不是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國家建立在共同體的宗教意識和中央集權的基礎上。

貧窮的阿富汗，恰恰缺少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元素。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令通行全國的現代民主國家，這意味著要制定一張時長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表；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與該國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宗教本質信仰，完全背道而馳。

正是因為阿富汗倔強、閉塞和缺乏中央權威，才使其成為恐怖組織首選的基地。

一個獨特的阿富汗實體早在18世紀就已形成，但組成這個實體的各個民族卻一直強烈反對中央集權。

阿富汗的政治統合，尤其是軍事統合，一直是沿著種族和部族的脈絡發展，它基本上處於一種封建結構中，發生主導作用的權力代理人就是部落武裝的領導人。

這些軍閥通常在開戰時，才會結成廣泛的聯盟，這主要發生在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阿富汗時。例如1839年英軍入侵阿富汗，和1979年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

正是各個部族從鬆散改變為聯合，才導致英國人於1842年倉皇撤離喀布爾，最後只有一名歐洲人逃脫了被殺或被俘的命運。

接下來便是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大規模撤退。

現在所謂阿富汗人民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說法；並沒有歷史依據。當為自己的部族和部落為自治而戰時，他們都是英勇無畏的戰士。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富汗戰爭呈現出以往美國開戰漫無盡頭的特徵，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支持也逐漸減弱。

摧毀塔利班基地的目標基本早已經實現，但重建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卻佔用了太多太大量的軍事力量。塔利班可以被遏制，但不能被消滅。而從外部引入陌生的政府形式，則削弱了美國的政治承諾，並加劇了業已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

因此，美國國內原有的爭論模式又在阿富汗問題上重現了。

在這場辯論中，平亂一方被定義為進步派，而政治解決派則被視為災難製造者。在兩黨交替執政期間，這兩派人總都想搞垮對方。例如，美國政府在2009年決定增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宣佈將在18個月後開始撤軍。

被忽視的是一個本可想得到的、兩全其美的替代方案。戰爭的目標可縮小為遏制而非摧毀塔利班。而政治-外交途徑則可能探索了阿富汗現實的一個特殊層面：該國的鄰國，即使在相互敵對時和偶爾與我為敵時，也會感受到阿富汗恐怖主義的可能威脅。

這有沒有可能會促使我們聯合展開反恐行動？

印度、中國、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常常存在利益分歧。但展開創造性的外交活動，有可能提煉出戰勝阿富汗恐怖主義的一致的外交聯合措施。

英國就曾採用這一戰略。

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沒有永久基地的情況下，與臨時的本地支持者一道，保護其經過中東到達印度的陸上通道。

但這一替代方案從未被仔細研究過。

川普和拜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反對這場戰爭，在就任後與塔利班展開了和平談判，而正是這個塔利班，是我們在20年前曾發誓要鏟除它，並勸誘盟友出手相助。

如今，拜登政府的無條件撤軍，使這齣戲達到了失敗的高潮。

大談形勢發展並不能抹除政府撤軍決定的粗疏和突兀。

由於美國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歷史價值，美國無可避免地要在國際秩序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無法通過撤退來逃避這一個命運。

能夠自主研發且掌握更多先進技術的國家，將是一項全球性挑戰。要想抵制恐怖主義，我們必須把國際戰略利益和國際合作相互結合，我們可以通過展開相應的外交努力，來創建合適的國際框架。

我們必須認識到，在近些時候，沒有任何重大戰略舉措可以抵消這一次自作自受的失敗，比如在其他地區作出新的鄭重承諾。

美國的魯莽會加重盟國的失望情緒，鼓勵對手，並使觀察家們迷惑不解。

拜登政府才剛剛執政，它還有機會制定和維持一項符合國內和國際需要的全面戰略。

民主就是在各界衝突意見中發展而來的，透過和解，民主可以實現偉大的成就。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