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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夜．語錄．山區花農的一天》

* 吃清淡食物，過樸素生活，把慾望降低一些，再降低一些，卻依然懷抱著期待、夢想和愛，這樣的日子就是快樂的日子。——張小嫻 ​

* 所有的人類都是活在主觀之中，只要改變自己的看法，世界就會改變，從那一瞬間開始，人就能獲得重生。世界簡單的令人驚奇，但是，人總是用自己賦予的看法和想法，主觀地將事情複雜化，一切煩惱皆來自於人際關係，這就是個體心理學的根本思想，如果這個世上不存在他人，一切煩惱也隨之消失。—-阿德勒《被討厭的勇氣》

* 我面對人生的態度，從這時候起便是如此。過分地期待，事前憑借幻想過多地修飾，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從中逃離。—-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 ​​​

* 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並且他們是被劣人所催熟的，當別人聰明伶俐時，他們又傻又呆，當別人權衡利弊時，他們一片赤誠，當別人心機用盡，他們靈魂開竅，後來雖然開竅了，但內心還會保持善良與赤誠。

他們不斷地尋找同類，但最後變成了孤獨的那一個。—-莫言 ​

* 我出生前就已經有著無窮的時間，我死後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時間。活著的時候我根本不想這些。一直以來，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
——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

* 我們無法選擇遇見什麼人，也無法選擇生活中的經歷，但我們可以選擇記住什麼，遺忘什麼。—— 鈴木大拙 《禪者的思索》 ​

* 一個成大事的人，不能處處計較別人，消耗自已的時間去和人家爭論，不但有損自己的性情，且會失去自己的自制力。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不妨對人謙讓一點。與其跟狗一路走，不如讓狗先走一步，如果給狗咬一口，你即使把狗打死，也不能治好你的傷口。—-林肯 ​

* 假如你覺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很貧乏，不要去指責生活，而應該指責你自己。——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

* 快樂要有悲傷作陪， 雨過應該就有天晴。如果雨後還是雨 ，如果憂傷過後還是憂傷， 請讓我們從容的面對。這離別之後的離別， 微笑的去尋找一個不可能出現的你。—-塞林格《麥田守望者》 ​

* 閃光的東西並不都是金子，動聽的語言並不都是好話。—-莎士比亞

*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堅強，於是乎，在假裝堅強中，就真的越來越堅強。這是真的。——楊絳

* 遠離那些企圖讓你喪失雄心的人吧。小人經常如此，而真正的偉人會讓你覺得你也可以變得偉大。—-馬克吐溫

* 遠見的另一個代名詞：孤獨與誤解

戴高樂雖然成為德國戰俘，他卻抓住機會學習德語，認識許多重要人物，對他日後治理法國很有幫助。

一次大戰結束時，戴高樂才二十八歲，很快的，天生將才必有用。他在戰爭過程中開始學習各種戰略、戰術，包括他在戰俘營裡也把握機會，不斷學習。

四年後，三十二歲的戴高樂進入陸軍參謀學院，他認為他需要更好的戰略訓練。但是他突然發現，學院裡的教官仍將壕溝戰奉為戰時的最高規格，這讓他很不開心，因為他是進來學習的，他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擄的時候就已經跟當時法國的空軍英雄、最優秀的戰士關在一起，他知道學校教官教的東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老經驗與老教材。

未來的戰爭一定會進步，戰術一定是往前走，一次大戰中的戰溝、戰壕根本派不上用場。

他常常和學院院長激烈辯論，還差一點被退學。最終，雖然他還是取得軍官身分畢業了， 成績當然還是很爛！不過，他從學院結業之後，就自己要求到德國境內的萊茵河谷駐防一年。

人生沒有一條路是白走的。

他被俘虜，而且從小就聽爸爸媽媽告訴他普魯士如何打敗法國，他想要親身瞭解這個打敗法國的國家。這個時候，雖然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了，但他自己曾經是德國的手下敗降，被抓到戰俘營去，看過德國的精銳部隊。所以， 他到萊茵河谷去，一點都不覺得法國是個戰勝國，德國是個戰敗國，德國沒什麼了不起──完全不是！

在那裡，戴高樂親眼目睹法國的宿敵──德國如何快速重整起來， 法國軍隊的軍事力量和德國差距越來越大。

法國從「凡爾賽條約」拿到一大筆錢，舉國揮霍，成為時尚之都。在那個時候，香奈兒的香水問世，整個巴黎街上都是珠光寶氣、噴香水的人。但是德國人想的是如何雪恥，如何重新站起來。

許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戰歸咎於美國的大蕭條，經濟崩潰間接導致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派是完全歸咎於希特勒。可是從戴高樂的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條款帶給德國奇恥大辱，反而讓德國很快的開始發奮振興。

他在一九二二年以及一九二四年左右，寫了好幾次的信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法國將和德國再大戰一場，戰爭無法避免，而且幾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型態完全不同。」

他認為法國根本不瞭解世界真正的情勢，在未來的戰爭裡頭，缺乏足夠的準備。這樣的遠見及語言，很像我們當代很多無聊人士對於關懷國家的人，動輒批判「唱衰自己的國家」。一點也不討好。

當時的法國人普遍厭戰，追求和平。這很正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所以這時的法國追求某個程度的和平， 不能說他們是錯的，但是法國可能不夠警覺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困境。

其實，一個國家與人們的性格一樣，會有逃避心理；在那個時刻， 法國覺得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構築一長列的碉堡，來防禦未來德軍的攻擊。這個防線的設計者就叫馬其諾Android Marginal，後來我們稱作馬其諾防線，史上最著名的就是這條防線。

在那個時代，法國覺得他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足以抵擋一切了！

戴高樂雖然覺得追求和平很重要，但是他認為壕溝戰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他覺得最重要的是擁有坦克車，他認為法國雖然有備戰車，但並不足以對付德國當時最大的坦克車。他看到德國坦克車的可怕，所以在整個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代，尤其是大蕭條爆發、希特勒崛起的時候，戴高樂是孤單的身影，他的主張是孤軍奮鬥的。

他在各地著書演講，希望喚醒法國人理解他已經看到的未來：唯有建構以坦克為骨幹的陸軍，才能夠保障法國的安全。

結果，法國當然沒有人要聽他的。但是有一群人卻聽到了，因為戴高樂把他的想法寫成書發表，書名叫《未來的陸軍》The Army of the Future，結果看到這本書的是德國人，這本書反而變成德國陸軍建立第一豹式戰車軍團的基礎理論。

歷史會不會太荒謬？

而戴高樂的遠見一直到什麼時候才被法國人看到？你能想像嗎？

戴高樂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不斷的演講又演講；一九三九年，德軍的豹式戰車團用他的戰爭理論攻破了波蘭軍隊的層層防衛，橫掃波蘭全境；一直到一九四○年，德國攻佔丹麥和挪威的時候，法國陸軍才開始相信戴高樂，這個時候陸軍最高司令部倉促授權給戴高樂，要他建立兩支裝甲師。

但是太晚了，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軍對法國展開閃電攻擊，就像戴高樂早就預料的，馬其諾防線根本擋不住德軍，法軍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辦法趕到前線保衛法國。

儘管如此，戴高樂也沒有說：「你看吧！你們都不聽我的，我就看你們怎麼垮的。」

我說過，他的血液裡頭流留愛法國的熱血，他一生下來，到他最後嚥氣的那一分鐘，他都認為他是為法國而生，他也該為法國而死。

所以，他仍然嚴格的督軍，使部隊成為當時最驍勇善戰的單位。

嚴格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病危，快要走了，戴高樂的媽媽親手把他帶大，經常跟他講述故事，他跟母親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即使他督軍的地點離母親居住的地點沒有多遠，部隊行軍到離母親的住處只有數哩的時候，他猶豫了一下，看一眼母親的住處，鞠了一個躬，跪了下來，親吻了土地，掉下眼淚，就當成是和母親的告別。

他並沒有回去見母親最後一面。

在那個時候，法軍所有的裝甲師，只有戴高樂所轄的單位能夠延緩德軍凶猛的攻勢。當時法國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趕快跟德軍妥協；另一派則是要繼續作戰。那時候法國總理叫作雷諾Paul Reynaud，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雷諾總理指派戴高樂到英國。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一九四○年六月九日，戴高樂到了英國，這也改變了戴高樂的一生。他見到英國首相邱吉爾，兩個人的首度會晤即惺惺相惜，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

當時的邱吉爾已經六十幾歲，算是英國政壇元老，而戴高樂只是一個剛開始在戰場崛起、被提拔為少將、會打仗的軍人而已。他們兩人見面能夠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人不愧是世紀偉人，他們達成一種前所未聞的態度和協議。

邱吉爾和戴高樂想到的是暫時擱在法國、英國的國家獨立主權，兩國軍隊統一，建立單一政府、單一軍隊，才有辦法阻擋德國。

英國願意這麼做，戴高樂也認為不必談什麼法蘭西榮耀，事實就是如此。所以邱吉爾曾經說：「戴高樂在六月九號搭著飛機來到英國，這架小飛機不只是載著戴高樂，還包括法國的命運。」

這個提議被提出來之後，戴高樂懷抱希望回到法國，但是他發現在出國期間，雷諾總理在失敗論與投降論者的逼迫之下，已經辭職下台了。

繼之而起是後來大家對法國歷史比較瞭解的，稱作「維琪政府」，也被稱為投降政府。

當時擔任維琪政府總理的人是誰呢？

我們在第一講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戴高樂參加三十三軍團，他覺得要跟隨著一位最會打仗的將軍， 他的名字叫貝當，維琪政府總理就是貝當。

人，此一時，彼一時，貝當當時想做的就是趕快送上一份停戰協議。

戴高樂此時站在人生的重要關口，他究竟應該支持以前的長官貝當維琪政府呢？

還是為他摯愛的法國全力奮鬥呢？

戴高樂後來回顧他一生，他說那一次是最痛苦的抉擇之一，他曾說：「我生命的一部分似乎在這一刻死掉了！這部分就是我長久以來信守的整體法國、不可分割的法國陸軍，還有我對領袖的忠誠。」

然而，命運對他的呼喚，從小就十分清晰而響亮，一個沒有榮譽感的法國，就不是法國。歷史要他為法國做出高貴的貢獻，只許戰鬥，絕不許投降。

他拒絕了維琪政府所有要求他做的事情。

搭上一架小飛機，流亡，再次前往英國倫敦。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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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證作為呈堂證物］

與反修例運動的法庭審訊，出現不同證物。有黑衣、護甲、護目鏡、防毒面具，甚至雷射筆、索帶。然而，今次法庭上呈堂的證物，包括一張來自「香港電台」的記者證。一位曾經榮獲過多次新聞報導獎項的記者的記者證，和她有份拍攝獲得逾百萬點擊率的優秀紀錄片光碟，成為了檢控的證物。在今日香港，一位盡責的記者原來如此「危險」。

上周三，因為採訪721元朗事件，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捲入「虛假陳述」案件。開庭審訊時，控辯雙方都同意的事實是，被告在網上申請車輛查冊，按掣時從三個選項中剔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其他兩個選項為「進行法律程序」和「車輛買賣」。）

控方把案情說得簡單：記者查車輛車主身份作採訪用途，在現行法例並不容許。控方指，在網上填表，申請拿車牌車主資料，涉及敏感資料和個人私隱，不能「毫無約束和約制」地隨便向公眾披露，否則是濫用，亦不是「立法原意」。

控方說，字面上，申請表格上的「與交通相關事宜」選項，並不包括記者今次的行為。控方提及記者的行為時，咬字清楚，於庭上指控道：

「去訪問呀！去訪問呀！被告打畀地產公司的職員，聯絡車主，被告繼續去…….做訪問呀！佢使用資料係想『訪問』，查找一件和交通無關的事。『訪問』呢樣嘢呢，呢個行為呢，係和交通無關的。」

「佢做咗兩樣嘢，一。係採訪；二，係報導出來，達至兩個目的。佢係電話訪問埋間公司既職員，係節目播放出來，並非係和交通有關既用途。」

在現場旁聽百計人士，不少是資歷十數年的新聞界前輩和管理層。有人甚至說笑，整個香港電台的同工，都告假來旁聽了。大家聽到新聞業內數十年均用作為負責任報導的查冊工具，在法庭被指為從來都不容許做的事，都啞口無言。席上的旁聽者，大半生做的，就是「訪問」「報導」這兩件形事。

「而採訪和報導，即使係同721元朗事件有關，這件事都不是和交通有關，亦不是和交通有關的罪案。」控方律政司代表續道。

此時，穿了黑衣、墨綠色布褲子，剪了清爽短髮，微胖的蔡玉玲，交叉雙手放在胸前，坐在犯人欄前的長木櫈，專心聆聽着。「採訪」和「報導」就是這宗案件不容許的罪名。

更諷刺是，控方呈堂的「證物」；除了該集《鏗鏘集》的光碟，還有是警員從蔡玉玲家裡搜出來，於採訪時使用過的手機，還有一張香港電台發出的「記者證」。

然而，在案中被追查的車子，不是一架普通的車子，而是一架於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人襲擊市民的當晚，記者透過詳細追查元朗的閉露電視片段而發現的一輛車子。法庭上，播放了涉及今次案件的《鏗鏘集》。

兩個離地十來呎的投射屏幕上，一粒珠子「叮」一聲，耳熟能詳的《鏗鏘集》片頭音樂響起，「誰主真相」的節目名字打出。這天在法庭上，「誰主真相」四大字，格外諷刺。追查真相的記者，這天坐在犯人欄裡，舉頭看到自己拍攝過，百萬計全球觀眾看過的偵查報導，這天，明明是別人的犯罪片段，反而成為了控訴她的罪證。

節目中，無辜被打得整個背部都是籐條印的市民在屏幕上控訴着：「要還事件一個公道，我唔知點解畀人打，點解打我？點解警察做唔到嘢？定唔去做呢？」

接着，畫面左上角看到一輛淺色的車子。辯方律師提醒裁判官，這一節片段，就是和案件有關。辯方大狀說：「請法官閣下留意13分48秒……有人從車裡拿出武器。」

《鏗鏘集》的旁白男聲說：「這架中港車，當晚八時半到場，兩小時後，一班白衣人，從車尾箱拿出竹枝來分派。」片段裡亦見到白衣人從車尾拿出條狀物。記者稍後聯絡了該車子的登記公司負責人，其後，一名男人聯絡記者，表示知道司機是誰，但指司機應該在做「私事」，近半年身處內地。

辯方律師在節目播放完畢後，反問法庭：「這件事，怎會和交通沒有關係呢？有閉路電視拍攝到車輛運輸了疑似武器，而疑犯用了該車子在路上作犯罪工具。顯而易見，被告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控方不同意，堅持以狹窄的字面意義解讀「和交通及運輸相關事宜」，並只舉例，如一架車子停泊在路上阻塞交通，要把車子移走，需要聯絡車主才算相關事宜，而記者採訪報導就不是相關事宜。

此時，辯方說：「那這就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有點學術性了。」整個下午，辯方律師展開了漫長的法律觀點辯論。

從車輛查冊自1935年緣起，到1950年開始有車輛查冊，到「私隱」概念乃近年才出現，數十年前究竟政府有權不接納申請，還是付費了就必須提供車主資料的歷史都有沾上。從英國的案例，談到香港的案例。從法律上 “May”和 “Shall”的使用，與運輸處處長的權限都提及到。

技術性的觀點沉悶枯燥，午飯後旁聽席上不少人都忍不住打瞌睡，也有有多個聽審經驗豐富的記者忍不住私下討論，審訊的不尋常：「今次只是在裁判法院，討論到的法律層次問題，好像在更上級法院才會辯論吧。」

究竟事件是如控方所說，這只是一個個別記者「誤導」了電腦系統；還是如辯方所說，今次申請根本就是如填表時所述的交通相關事宜，只是控方定義太狹窄，根本不存在犯罪行為？

辯方大狀找出立法會文件，裡面披露了運輸及房屋局對車輛查冊措拖的看法，其中一份文件引述了2003年的數字，可圈可點。文件透露，車輛查冊之中，有一年度其中25%涉及新聞機構的申請，亦即2800宗。

每年數以千計的車輛查冊，是由記者以新聞機構名義作出申請，而政府是知情的。

辯方律師說：「控方說到，好像從頭到尾是不容許傳媒申請車輛查冊，但我們看到歷史，看到幾十年的紀錄，這個脈絡……」

辯方說到最後，向裁判官陳述：「車輛載着的物品用作犯罪工具，公眾有權知道負責任車主如何使用其車子，怎會不是和交通有關的事宜？故此，被告並不是作出虛假陳述。懇請法官閣下，判我的當事人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表示，需要約一個月時間考慮，着雙方於四月底回到西九龍法院三庭，亦即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法庭，回來作裁決。

在庭上播放的《誰主真相》鏗鏘集中，結尾是一名於721元朗事件中的商戶，這名挺身而出，把店裡的閉路電視交給記者，該商戶語重心長說：

「勝利者正不停竄改歷史，真相慢慢好像被世人遺忘，他會用千方百計令真相消失。但每一件事情發生咗既事會記係我地心度，我相信良知一定會戰勝邪惡，幾年或者幾十年後，我相信真相會水落石出。」

審訊之後一個星期，《鏗鏘集》及港台的多個製作，被管理層以各種原因被抽起，另外，多年來在國際新聞比賽橫掃獎項的港台，廣播大樓走廊擺滿了獎座的陳設或許也會成為過去，管理層最新指示，要求港台同事暫停參加各項比賽，即使早前遞交了申請表，也要求撤回參賽資格。

記者證可以被沒收，比賽可以不參加，節目也可以被抽起，然而一個人的「記者魂」並不那麼容易被消磨。香港電台亦沒有再跟蔡玉玲續約，但她仍在鍥而不捨地實踐記者的職責。早前白衣人被控暴動案開審，蔡玉玲以自由身記者身份，仍然旁聽着案件發展，在網絡平台，仍然繼續紀錄真相。

(圖為上周三蔡玉玲在審訊時於西九龍法院留影，攝影：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