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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五月天阿信與台灣政治後現代

副標題：從The Beatles/Simon & Garfunkel到東方的 Chage&Aska/五月天阿信VS.解構政治神權

自序：
作為一個大學的副校長，也作為一個長期在電視上做政治評論的凡夫熟子、一個已經到天命之年的作家，該徹底說說心裡話和實話。這本書，說實在的只是一篇9萬8千字的論文，由於篇幅沒辦法濃縮在3萬字以內，所以以書的形式發表，裡面所動用的文獻也就是一篇論文的規模，大約是200筆以內的文化論述文獻引用，我想並不會造成讀者們的太大壓力，大部分的文獻即使不是中文也都有英文的版本可供讀者們對照查閱。
老實說，從35年前起我開始跟著外公寫小說，起先我只是熱愛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後來由於外公的介紹，我喜歡了日本的作家，藉川龍之介、安部公房以及大江健三郎，到了大學時代，進了外語學院讀書，我喜歡上了James Joyce 的 "Ulysses"和 "Finnegans Wake" ，以及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和卡不卡的《蛻變》、《審判》和《城堡》，到了大學要畢業的時候，我開始注意了南美州的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獨裁者的秋天》。終究，文學沒辦法滿足我，我開始注意了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和卡謬的《薛西佛斯的神話》、《異鄉人》，來自於傅柯的《規訓與懲罰》，以及德希達的《書寫與差異》。到了研究所階段，我開始注意義大利作家卡耳維諾的作品，尤其是那本《看不見的城市》，在哲學上我開始轉向杜威的實用主義，以及詹明信所代表的政治後現代文化分析，特別是他的著作，《語言的牢籠》和《政治無意識》。到了博士班時期，我開始注意了政治社會哲學，新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重要性，特別是約翰洛爾斯的《正義論》、《作為公平的正義》，海耶克的《自由的憲章》、《不要命的自負》、《到奴役之路》，德沃金 《認真對待權利》《原則問題》以及麥金太爾《追尋美德》和桑代爾的《正義》。
從15歲追隨外公寫作起到現在36個年頭，我自己萬萬沒想到竟然已經出了六十多本書，寫作的字數也已經超過兩千萬字，我私底下告訴自己，如果沒有必要，真的不要再砍樹、寫書、出書了，如果要出書就必須對於數位的後後現代環境之新推動有幫助才偶一為之，當然有新的發現和新的智慧結晶可以呈現給各位好朋友、讀者、各方專家們批評指教一下，那種高興還是有點像結婚生子或者談戀愛一般，充滿喜悅的，所以我前面所說的一兩千字的簡單學思自序，其實是在告訴讀者們，我這一篇政治文化解破學式的論文其實是貝克特、卡爾維諾以後的風格，也試圖著貫穿杜威的實用主義精神，同時是反權威主義、反規訓，反同一化的寫作立場，而真正的目的只是為了追尋自由的憲章以及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此而已。很自然的我在前面提到的作家與思想家也會是我全文9萬8千字（涵標點符號）的引述來源，只不過我的分析對象是從The Beatles 、Simon & Garfunkel"、Chage&Aska、五月天阿信、谷阿莫、九把刀到英國、美國、日本、台灣的近二十位政治人物。這是一篇標準的後現代，甚至後後現代的論述，我自己也早在2007年出版了後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建構專書。
值得一提的是，構想這本書的過程裡，我陪著小女兒在一年內轉了幾次學，從嘉義到台北，一直到了淡江中學，全家落腳在真理與淡大之間的一戶樓中樓住宅裡，每天可以開著車在淡金公路上從關渡到三芝、石門，金山、萬里，看著台灣極致的人間河海美景。這裡有渡輪、漁港、溫泉、沙灘、老街，有神學院、佛學院、藝術大學，有碼頭、淡水河上百家的創意咖啡廳，二十多國的創意料理，短短的30公里裡面，給足了我豐富的寫作意象和元素。 過去八個月裡由於環境和家人的需要，小女兒和我聯手搬了15次家，我由於眼疾從一天可以閱讀數百萬字，降到一天只能閱讀十餘萬字，不過上帝卻是開了另一扇窗給我，我在這些旅程中和女兒討論五月天的所有歌曲、歌詞，又從John Lennon 談到了九把刀和谷阿莫，加上我每週幾次的電視政治評論，我漸漸有了另類參禪頓悟般的領悟。
感謝天地從新賜予我靈感和寫作的力量，感謝所有旅途中和我打過交道的各方人士，也祝福台灣早日脫離黑金的控制並且徹底的走入後現代化的政治文化中，小弟雖然已經年過50，但是透過和女兒共同的文化閱讀之後，奇蹟般的可以返回年輕人的心靈世界，這篇論文，就是對於這個奇蹟的一種離境。
2016年8月27日•三芝•淺水灣•某咖啡廳。

關於村上春樹的三個關鍵詞（下）
王丹

“孤獨的強者”的隱喻意義就在於，正如同漢娜鄂蘭指出的，極權主義，或者說某種宰制性的體制，通常用來維護自身統治，瓦解可能的反抗的方式，就是從精神上把人孤立起來，達到“原子化”，取消言論自由這樣的公共空間就是一例。因為人處於孤獨，反抗意志得不到呼應，於是難免喪失反抗意志，極權得以安然穩定。孤獨，往往使得人變得軟弱。

而村上春樹的那種“孤獨的強者”，他們即使單獨一人，也能在體制的壓力面前保持穩定，這是因為他們擁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和在這種基礎上生發出來的穩健的思考能力，以及藉由這種思考能力而導致的堅強意志和反抗本能。因而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批“孤單的強者”的形成，本身就是有力的反抗。當我們從體制中抽離出來之後，是有可能比較孤獨的，這是理想主義者的宿命，因此，我們需要鍛煉的，就是這種“孤單的強者”的身段。

第三個關鍵詞是模糊。村上春樹的小說，雖然表面上看是圍繞具體的個人來展開，但是個人的際遇也是在社會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或者，也是以面對體制的姿態而呈現的。村上春樹是在講述個人的故事，但是他所要處理的主題，在我看來，不是純粹個人性的東西，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體味村上春樹筆下的社會，體制，或者反抗的對象，卻往往是語焉不詳的，是身影模糊的，他們龐大陰暗，但是面目不清；他們隱身在歷史和現實的環境中，你明明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只能感受到籠罩過來的陰影，而無從分辨細節。就像《尋羊冒險記》中的被羊進入內心而建立起政商與黑道聯盟統治的“先生”一樣，整部小說都在他的陰影下，但是我們看不到對他的深入刻畫。在村上春樹的筆下，個人異常清晰，但是社會模糊不清。這裡有一點卡夫卡的影子。

這是對體制非常深刻的描寫。因為宰制性的體制，就是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在神秘性上，它是不會允許自己治下的人民清晰認知到自己的。這樣的模糊，既是為了通過氣氛的營造讓面對它的人心生恐懼和壓迫感，從而放棄自己的意志；也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弱點，不讓對手發現有機可乘之處。揭示出體制這樣的特徵，其實就是告訴了我們反抗的著力點之所在，那就是去神秘化，脫下體制身上那件皇帝的新衣。

西方左翼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經提出“政治無意識”的概念，他認為當人們想要解決現實矛盾的願望被壓抑下去時，人們的願望就只好曲折地以其他方式來表達。在村上春樹的文學中，經由以上三個關鍵詞的鋪陳，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政治無意識的存在。村上春樹不是以政治反抗的面目出現，他採取了更為幽微曲折的方式表達他對現行體制的不滿。

村上春樹選擇了文學和內心這樣的溫柔路徑，但是他所建構起來的反抗者的精神姿態是強大而堅定的。他的反抗，溫柔而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