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軍人讀訓第一條釋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欸，阿富汗這個不是沒意見，是真的很忙，錄podcast、累積專欄的稿件，還有一些計畫，加上書架上未閱讀的數量，大概要到開學後才會比較有空碎念。

不過，為了轉換心情還是提一下，主要也是河道跟臉書，出現一堆啥米神奇的類比，像是趙少康的宣傳，唉

首先，打開地圖，現在Google earth有免費版，製作比例跟拉長度都很方便，再拿來比看看阿富汗跟台灣，哪裡一樣、不一樣。其次請自問，對阿富汗跟台灣，內部的政治制度、派系分布、權力跟軍力的強度，有沒有點概念(台灣的可能就是資源掌握度)。

如果以上兩個是沒概念，那我個人建議是，別去看什麼兩岸必將怎樣那樣的分析，因為根本沒有參考性。以我來說，阿富汗內部的狀況，大概近一年以上沒有追，所以塔利班之後到底會內戰還是幹嘛，我是不敢講(八卦私下分享倒可以)。

要做表面分析？可以。

1. 台灣周圍是海，阿富汗是內陸，地理條件完全不同。
2. 就戰略價值，台灣是海權必爭之地，阿富汗算是被遺棄的邊境，兩者也不同。
3. 對帝國的價值，各國都有不一樣，無法一概而論，就美國來說，阿富汗只要不繼續生產恐怖分子去恐攻美國，美國根本無所謂。

講下去很複雜，若要談整個大中東到中亞，為何那麼多聖戰士以殺美國人為樂，那絕對不是啥米反美情緒，要從背後的部落結構，不同文化的階級去看，名堂可多了。要下簡單的結語，就是極端教義派20年前拿到權力後，就想透過捅帝國一刀，來增強自己的短期優勢，結果搞到人家殺進來，根本智障。

要說是美國侵略阿富汗那更笑話，協助聖戰士打蘇聯那是因為冷戰，不懂冷戰就真的別講侵略不侵略。結束後阿富汗基本上就是被遺棄的世界，除了鄰國外，西方沒人在乎。不把冷戰背景考慮進去，任何的狀況類比，都不具參考價值。

真要說有什麼可以記取教訓的，就是記得人權跟各種進步價值，在這種hardcore的戰略規劃上，幾乎是不重要的。軟實力的重要必須建立在硬實力上，阿富汗就是最佳例子，極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對各種女性權益與人權傷害，難道會比較少？可你曾聽到這些日子，那些大師們跟人權議員說了什麼。

拿來台灣講，就是先充實軍力，提高軍人地位(具體作法再說)，以及讓台灣擁有中國侵略不了的實力，才有能力談內部改革，不然共匪侵略成功，「你他X的什麼都沒有」。

基本上，從阿富汗撤軍，最早是小布希時代就在喊，畢竟眼前威脅解除，沒必要繼續打。奧巴馬年代就規劃撤軍方案，到宰掉賓拉登後，跟塔利班的利益衝突幾乎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問題，多半屬於阿富汗內部，美國其實可以完全不管。

為何撤不了，這又是另一個大哉問，但跟冷戰時期蘇聯的撤不了，完全兩件事。川普時代規劃具體撤軍方案，交接給拜登，都有持續在跟塔利班談，所以撤退根本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周邊國家早有準備，問題只出在撤的太難看。

理由很多，拜登這輩子都脫離不了西貢第二的標籤，所以也只能罵川普跟拖共和黨下水，俗稱兩黨共業，這台灣人應該很熟。要問我，那大概就是天真過頭，若當撤軍是第一等大事，早在上台後就開始動作，顯然是覺得撤軍沒那麼重要，才會弄到今天這田地。

也不用等未來，已經開始口水戰了，畢竟帝國顏面被丟的那麼慘，民主黨理由不找好一點，期中選舉不用玩了。有時候看某些人的解釋，真的是很無言，居然把軟實力看做可以凌駕硬實力之上的真理，還把反對者都貼上不懂國際政治奧妙的標籤，夠了。

最後，講一下台灣的狀況

統派那種疑美論，想要找個標準的話，不要去看最近很夯的于將軍，應該去看許劍虹。如果連他都都覺得深藍已經疑美過頭，那基本上就代表現在的統派，其實就跟共匪沒兩樣。

其他人，我想說的是，不只是在阿富汗，任何一個想要從歷史事件，找到相似點來套，或是用現在的案例去找古代的類比，都要很小心「完美一致」、「毫無破綻」這類的譬喻法。因為沒有兩件事情是一模一樣的，操作歷史的是人，試圖用大歷史來解釋「無可逆轉」者，這都有問題。

這可不是說自認台派的就很OK，一堆人嘴巴講厚植國力，結果真要提高國家經濟、國防等硬議題，馬上就硬起來，堅持要先將他心愛各種軟議題通過，聲稱國家安全與國防可以稍等一下。這在開玩笑嗎？

花花前陣子完成的書，經出版社評估後認為可能只有我的讀者會買單，在沒有修改的情況下直接出版的話，大概會賣得很差，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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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了出版社的建議，重新修改我的內容，不過對於出版社給予的意見「書的內容部落格都有了，讀者看網路上的就好幹麼要花錢買？」不得不說，我是有些不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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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過去是一名健身教練，收了不少因為看網路影片亂練結果一身傷而且絲毫沒進步的學生；我自己在研究的個體心理學網路上資訊也很多，但我為什麼自己就是教練還要花錢去進修訓練課程；又為什麼網路資訊我我仍舊還是會花錢買實體書回來，自己研讀自己做重點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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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價值，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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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決定今日開始，每週六晚上八點都會發一到三篇本書的內容，而且是按照順序不是隨機挑選，不論將來本書是否出版，我都會一直發到結束，不想花錢買書也可以網路上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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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些價值，不能夠用金錢來衡量的。（以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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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1個體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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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心理學這名稱可能知道的人比較少，多數人熟悉的是它的另一個名字「阿德勒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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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870年2月7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除了是個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同時也是一名醫師與心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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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籍的阿德勒，家庭環境算是富裕，但是他的童年卻有著相當多的不幸。阿德勒有其他六個兄弟姊妹，他是排行在老三；罹患佝僂病的阿德勒，因為自小體弱多病以及行動不便，他無法在童年時期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同時也為自己的能力不如兄長與鄰居而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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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的疾病之外，阿德勒也親眼目睹了年幼的弟弟在自己面前過世，從小就籠罩在死亡的恐懼中，讓阿德勒立志要成為一名醫師。早期阿德勒的成機並不突出，但在父親的鼓勵與支持下逐漸進步；後來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院，曾經當過眼科以及內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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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時期的阿德勒擔任軍醫，當時每天要面許多的傷兵，評估這些軍人的心理狀況是否能夠重回戰場，這些經驗讓阿德勒體會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戰後便將重心轉移到神經學以及精神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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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發表了許多關於器官缺陷與自卑感的論文，在西元1899年，受到了精神病理學權威的佛洛伊德邀請，阿德勒加入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並於1910年擔任該學會主席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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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與佛洛伊德的觀點衝突越來越多，阿德勒在西元1911年離開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並且正式成立了「個體心理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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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曾經希望透過政治來改變整個環境，然而政治並沒有他預期那麼單純，在心力交瘁下，阿德勒認為如果要達成理想中的世界，得要從兒童的教育開始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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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表了許多關於兒童教育以及兒童行為的論文，並在維也納與德國其他地方創立了三十多處兒童諮詢中心，諮詢對象多為教師與父母，將個體心理學活用在教育機構與家庭當中，希望透過兒童的教養來改變整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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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的阿德勒聲名遠播，經常受邀到各處發表演說，並且受聘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西元1932年成為紐約長島醫學系主任，於1934年定居美國。附帶一提，在許多介紹阿德勒的書籍中都會特別提到，阿德勒一直到55歲才開始學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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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某些書上所看到的說明是，阿德勒認為有些口譯翻得不夠到位，他希望能夠讓聽眾更加理解他所說的內容，而在當時大部分的演講都是在美國，因此阿德勒才重新開始學習英文。這邊也能夠用來解釋本書後面會提到的「目的論」，不論當時的年齡或是各種條件如何，當一個人決心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他一定能夠找出方式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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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百多年前，阿德勒底下門生眾多，且名聲更是與佛洛伊德不相上下。然而身為猶太籍的阿德勒，在二戰期間受到納粹的迫害，許多猶太人遭到屠殺，其中包含了大量阿德勒的弟子。阿德勒所發表的論文與臨床講義在當時也遭到禁止，因此現今才會鮮少聽過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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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倖存的阿德勒門生努力地將他的學說給保留下來，在美國也有不少深受個體心理學派所影響的專業人士，在2020年的現今，人權與自由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所重視，因此我們才有機會能夠再一次認識這位，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洞見未來的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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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2人生型態取決與個體所使用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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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世界上活著每一個人，但是每一個人都是活在主觀的世界上。這聽起來有點饒舌，這兩句話的意思，客觀上我們所生存的環境都是一樣的，但是同一個客觀的世界，卻會因為個體的差異而有不同主觀上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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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些人在遭遇到挫折時，會將挫折當做是進步的動力，藉著修正錯誤讓自己能夠克服難題；而也有些人在同樣遭到挫折時，會將失敗當成是一種羞恥的烙印，並且相信自己克服不了這些問題，從此遇到同樣的問題都會選擇逃避。這樣不同的心態，我們稱之為「人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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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透過不同的人生型態選擇相對應的「素材」，所謂的素材指的是我們一生當中，所經歷過的一切，包括在我們的記憶尚未成形之前，也就是出生至三到四歲左右的嬰幼兒時期。個體心理學非常重視兒童教育，並且明確地指出，不當的教養模式會如何摧毀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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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一書當中，也有提出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稱CPTSD）的造成，多是在童年時期曾經遭到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不當對待，包含性侵、肢體的虐待、言語的虐待、無視孩子的需求、否定孩子的感受、嘲笑或者欺騙孩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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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傷害都會烙印在孩子的身體記憶當中，當時的孩子可能才幾個月大，即便將來長大後這些記憶已經無法想起，但是當時的感受會永遠被身體給記下來。在往後的人生一但觸發了相關的條件，那些記憶帶來的負面感受就會重新湧現出來，並且使個體做出在童年時期習得的應對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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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童年時期經常被照顧者嘲笑的孩子，在長大後容易變成沒有主見、附和他人的應聲蟲。以CPTSD來看，是因為個體認為講出自己的想法會得到負面的結果，為了避免發生遭到嘲笑與否定的情緒重現，必須將自己真實的想法給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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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個體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是因為孩子選擇了「表達自我會被嘲笑」這樣的經驗，當成是他人生型態的素材，因此在遇到任何需要做出選擇的情況時，他們會傾向於選擇主流的、他人建議的、他人認同的那些「安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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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說一個人的人生型態大概會在五歲左右就已經成形，雖然後來也有說法是，大約在孩童八歲左右時才成形。但不論是哪一個階段，都不能夠否認孩子的童年時期，給予素材的重要性，這也是個體心理學一直不斷強調兒童教育的重要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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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人生型態成形後，後面要在改變就會變得十分困難，許多個體甚至終其一生都無法改變自己的人生型態。但個體心理學以及《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一書當中，都有提到，人生型態是後天習得的生存模式，因此也能夠透過後天的學習去改變原本的人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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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會開始藉由我的人生故事，慢慢跟大家說明「素材」對於兒童有著多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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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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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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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手父母應該有的，那種迎接新生兒的喜悅；也沒有現在提倡的二十四小時內，母嬰的肌膚接觸。確切的情形是如何我也無從考證，我只能夠憑想像與推測，在那狹窄陰暗的產房中，有個年輕產婦，將她的女兒給生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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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她也有可能是請產婆到府接生；但我更傾向於認為，我的親生母親會選擇在一個，她認為安全且隱密的場所將我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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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父母在透過合法的流程後，正式收養我成為家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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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長在一個非常重男輕女的家庭；母親嫁給我父親不久之後，檢查出罹患了子宮肌瘤。70年代的當時，醫療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即便再如何地不願意，為保全性命母親也只能夠選擇，將她身為女人的標記「子宮」整個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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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之後，母親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也將原本就不和睦的婆媳關係，推至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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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家中長子，被祖父母寄予厚望。祖父母希望父親能夠傳宗接代，並且接手家裡的鳳梨園，繼承祖先留下的家業；結果父親卻娶了個無法生育的女人，可以想見，當年祖父母他們有多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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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不斷洗腦父親離婚再娶，但我的父親是個老實人，不願意辜負母親；即便祖母後來讓步表示，納二房也沒關係，只要黃氏有後就好了。但我的父親仍舊表示，既然已經娶了我母親為妻，身為丈夫的他，就會對妻子的一生負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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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著長輩盼不到的期望，原本生活單純的父親，學會酗酒也開始夜歸；我的童年時期經常會看見，母親獨自一人，坐在房間角落啜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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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老爸佇咧外口一定有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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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幽幽地，對著才幼稚園大的我這麼說著；其實年幼的我，並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是爸爸的朋友裡面，有個女人這樣嗎？我小小的腦袋無法明白，我只知道母親每當說著這些話的同時，眼淚也在往下掉，但她的臉上卻看不出任何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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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我父親下了班又去喝酒了，當他醉醺醺地回到家後，硬是把已經在睡夢中的我，以及哥哥給叫醒。他要我們兄妹倆面對著牆壁跪下，然後抽出了腰間的皮帶，瘋狂抽打我與哥哥；沒有任何理由地，只因為父親想打人，於是我跟哥哥就應該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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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嚇壞了，她死命地抓住父親的手，要他別再打了；我還那麼小，再打下去真的會把我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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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毋停手我就死在恁的面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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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被她這樣一吼給嚇到停下動作，下一秒就走向浴室洗澡、睡覺，就好像上一秒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從那一天起，這樣的戲碼一個月總要上演個一到兩次。若是那個月，父親的生活較為不順，例如任職的製材工廠停工、鳳梨價格大跌、整個作期血本無歸時，可能會有一陣子天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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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在睡夢中突然被嚇醒；我學會了只要一點點的風吹草動，都能立刻醒來的極淺眠技能。父親的KAWASAKI一進到家中，在二樓睡覺的我就會馬上醒來，然後視死如歸一般，等著迎接他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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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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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六更新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