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與日本「朝貢」關係真相（一）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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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由於倭寇的騷擾，顯得異常複雜。明初幾位皇帝曾寄希望於通過外交途徑來抑制倭寇的侵擾，故對日本實行過羈縻政策，頒賜給勘合，准許他們入明朝貢。但是，因雙方對「朝貢」的理解不一樣，明朝方面企圖以此作為「羈縻」手段，以消除「釁隙」；而日本卻將其看作是營利之機，甚至把某些資金的籌集都寄託在朝貢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爭取入明朝貢而激烈地競爭著，終於在寧波釀成了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此後，明朝則改變對日貿易的政策，罷市舶，中斷與日本的貿易關係，結果在東南沿海一帶全面遭到倭寇騷擾，也就是所謂的「嘉靖倭患」。當倭患基本被平定後，明朝雖然在漳州月港宣佈開海貿易，但對日本仍實行嚴禁政策，且終明之世，兩國未再恢復過正常的貿易關係。
一
明太祖立國之初，鑒於倭寇入寇山東海濱郡縣，掠民男女而去，於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楊載出使日本，賜日本國王璽書，要求各安其土。其書寫道:「……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但是，當時日本正處於南北戰爭時期，南朝的懷良親王不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議．反而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吳文華2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而當時明太祖對日本的國情並不是很瞭解，錯把征西將軍懷良當成是日本國王。在倭寇騷擾越來越嚴重，從山東轉掠至溫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縣時，於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出使日本，持詔諭懷良親王。懷良開始時誤認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後經趙秩一再解釋，則同意派僧人祖來隨之入明朝貢，且送還明州、台州被虜男女70餘口。明太祖對此大加讚賞，詔賜祖來等人文綺、帛及僧衣等物。待辭行時，又派僧人祖闡、克勤等8人護送還國，並賜懷良《大統曆》及文綺、紗羅等。從此開始了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往來。
明太祖為了瞭解日本的真實國情，據說曾在奉天殿召見當時正掛餳於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壽，詢問其日本國情。從中瞭解到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並非日本國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當祖來人貢至金陵時，太祖亦詢及日本情況，並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來返國時，則派嘉興府天甯禪寺住持仲猷祖闡和金陵瓦官寺住持無逸克勤為使，以與京都之天皇往來。同時，太祖也因誤與懷良打交道，而對自己原先計畫通過外交途徑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擾的做法感到懷疑，他說道:「幼君在位，臣擅國權，傲慢無禮，致使骨肉併吞，島民為盜，內損良善，外掠無辜，此招禍之由，天災難免。」從此對一切非日本朝廷派來的貢使一概拒絕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後菊池武政派來的僧人宣聞溪等、日本大隅守護島津氏久派來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懷良親王派來的僧人如瑤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懷良親王派來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卻其貢。不過，明太祖對這些海外國家還是堅持其羈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門告諭各省、府、台大臣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他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並載諸《祖訓》，以防「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明太祖對誤將懷良親王當成日本國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載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懷。他敕令中書省曰:「今日本蔑棄禮法，慢我使臣，亂自內作，其能久乎。」要求中書省移書將其意告諭懷良親王，「使其改過自新，轉禍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以「通謀胡惟庸」為藉口，斷絕與懷良親王的朝貢關係。此事據說起於「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以罪流日本。惟庸將為亂，遣人取賢回，就借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器，意在圖亂。事覺，磔賢於市，而絕其貢。」有關此事的真偽，在史學界頗有爭議。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認為:「從當時懷良親王對明朝所抱的強硬態度和日本人民從弘安以來培養起來的冒險精神來推測，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學者秋山謙藏亦持同樣看法:「這事在《明太祖實錄》中雖未見記載，然當時正值明建國創業之際，而日本國內亦正紛亂，因此發生這種事，雖程度有別，但並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國學者卻認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羅織謀逆、僭越等罪之外，再來一條林賢通倭和如瑤詐貢之類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為這樣加重罪名之後，使胡案株連更廣，可以此為據打擊更多他所要打擊的對象。」無論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畢竟是以此為藉口，終止了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同時，改變了原先寄希望於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擾的消極做法，轉而實行加強海防，積極防禦倭寇的政策。他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築登、萊至浙沿海59城，以防禦倭寇騷擾。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沿海衛所戍兵，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興至福建後，則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另選丁壯15000餘人，築城16，增置巡檢司45，分隸諸衛，以防禦倭寇。
二
明成祖繼位後，遵循明太祖的遺緒，對海外諸國仍實行羈縻政策，鼓勵他們派遣使者入明朝貢。明成祖告諭禮部大臣說:「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幹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此時在日本，室町將軍義滿已成功解決了南北朝合併問題，辭去征夷大將軍職務，升任太政大臣；而後再辭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職，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區的征霸事業，實際上已成為最高的政治權力人物。他正急於尋求建立與明朝的朝貢貿易關係，以解決國內財源枯竭的問題。據說在建文三年（1401年），義滿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勸說下，派遣該商人和自己的親信僧人祖阿為使者，攜帶國書和貢品，入明進行過朝貢。永樂元年（1403年），義滿又遣天龍寺僧人堅中圭密為使入明朝貢。與此同時，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僧錄司右闡教道成出使日本。於是趙居任等人就偕同堅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賜予義滿龜鈕金印及勘合百道，從此兩國重新恢復了朝貢貿易關係。
（四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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