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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全文一萬四千字一次刊完】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
──在自由台灣國運轉捩點上再奮起
（寫於就職總統週年之際；袁紅冰自主代撰）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全文一萬四千字一次刊完】

〈蔡英文總統罪己書〉
──在自由台灣國運轉捩點上再奮起
（寫於就職總統周年之際；袁紅冰自主代撰）

一、罪己之意若何
斗轉星移，天河濤湧；白雲蒼狗，轉瞬一年。
一年之前，背負人民的希望、歷史的重託，我步入公權力的聖殿，同時也走上自由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此次我榮膺台灣總統，具有遠超一般觀念上的執政黨輪替的意義。台灣人民用選票表述明確的意志──拒絕國民黨恐共媚共、投共賣台的國策，摒棄馬英九黨國體制回潮和殘害民生的執政方向；在對國民黨和馬英九的否定中，蘊涵著人民對於國家正常化的期待與苦戀。

自由與尊嚴意味著存在的基本價值；對於人格或者國格都是如此。當代台灣，人民已經贏得自由，卻仍然沒有獲得應有的國格尊嚴──這是自由台灣的國恥。

中共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開為人類「大爭之世」的潘多拉魔盒；自由台灣宿命地被推上「大爭之世」的風口浪尖，避無可避。
台灣再次站到國運的轉捩點上，而前途只有兩種高於生死的抉擇：或者溺於中共極權主義擴張的狂濤惡浪，台灣人民淪為中共統治下的「行政特區」的政治奴隸；或者克服一切必須克服的艱難，付出一切必須付出的代價，戰勝命運挑戰，贏得國格尊嚴，昇華為自由而壯麗的正常國家。

國格尊嚴缺失，是台灣人刻骨銘心之痛；成為正常國家是台灣人血淚豐盈的祈願。台灣人的刻骨銘心之痛燦若雲霞，常在我胸懷；台灣人血淚豐盈的祈願如天頂之風，日夜縈繞我心間。
然而，就職總統一年來，國事紛亂如麻，改革踉蹌蹣跚，經濟提振乏力，人心動盪不安，國家意志晦暗不明──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諛媚權力是人性最醜陋的弱點之一。因此之故，儘管執政不力，仍有人為我歌功頌德。與之同時，某些堅守投共賣台國賊意志的國民黨政客，也多方攻訐，惡毒詛咒，企圖逼我承認「九二共識」，背叛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
不過，諂媚阿諛之人的歌功頌德，不能讓我喪失自知之明；國民黨政客的攻訐詛咒，也難撼動我忠誠於自由台灣的鐵石之心半分。

愚昧與怯懦者，遇事總喜諉過於人；大智慧者則常自責以正己。人世間最英勇之舉，莫過於正視自己的錯咎。我願效大智大勇者，作罪己之書，以謝國人。
我罪己之意，絕不在於認錯買憐，沽清流之名，釣開明之譽；我之意只在青雲之間──願罪己之書能感動天心民意，以積累精神能量，引領自由台灣再次奮起，直上時代峰巔，成為壯麗的正常國家，一舉雪洗四百年來台灣國格蒙受的重重恥辱。

二、罪己以正基本國策
為國事操碎鐵石之心──此乃一身繫國運安危的政治家的宿命。自就職總統以來，「吾日三省吾身」，無時無刻不惕厲治國之誤。值此執政一周年之際，我願將罪己反思基本國策失誤之結論，告白天下。

當代，台灣人民在經濟、國防、外交等領域承受的每一分艱難，都肇因於中共強權在全球範圍內對自由台灣的重重圍困；甚至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的分裂和族群對立，也是中共強權對投共賣台的「黨國餘孽」支持、鼓勵、縱容的結果。
當代國際政治範圍內，只有一個強權把否定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視為其政治原則；只有一個強權日思夜想，欲使台灣「香港化」，進而剝奪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只有一個強權把摧毀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奉為其「國家核心利益」。
這個強權便是共產黨極權專制的中國──在中共所謂「兩岸一家親」的假笑中，藏著一柄謀殺自由台灣國格的利刃。

事實已經讓一個鐵鑄的結論呈現在時代的視野中：
中共強權的國家意志是自由台灣避無可避的國家危機之源。
然而，台灣朝野，鮮有人敢於面對上述揭示這種迫在眉睫的「嚴峻國家危機」的結論。
碌碌政客、學者、名嘴，一涉此事，便或者欲仿鴕鳥，埋首於沙，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或者語焉不詳，言不及義，作隔靴搔癢之談，蜻蜓點水之論。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當然在於「黨國餘孽」以回光返照式的亢奮散布恐共媚共意識──這個政治破落戶族群已經把充當中共強權的鷹犬喉舌視為生命歸宿。
但是，毋庸諱言，四百年屈辱的殖民地奴性心理後遺症也是原因之一。不敢與強權作自由人的直視，總試圖猥瑣怯懦地迴避命運的挑戰──這正是殖民地奴性人格後遺症的經典表述。

鑒於中共動用全部國家能量，在世界範圍內對自由台灣實施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圍困，以救亡圖存、應對國家危機為基點的兩岸政策，應當成為自由台灣執政者的基本國策。
基本國策不立，則國運不行。那種「先注重內政、經濟，後處理兩岸關係」的論述，不過是沒有勇氣面對嚴峻國家危機的虛矯弄巧之辭，掩耳盜鈴之說。
我大謬矣，思之痛徹心脾！痛定思痛，我的誤國之錯，千頭萬緒，千絲萬縷，總體歸結為基本國策之誤，即以「維持現狀」為執政之要，立國之基。

審視台灣海峽兩岸雙方的情勢，「維持現狀」的政治意志都意味著基本國策之誤。

台灣的政治現狀處於尖銳的矛盾狀態。
一方面台灣已基本確立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根據現行憲法的荒謬要求，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必須仍然對東亞大陸上十五億中共的政治奴隸承擔主權責任──儘管這種荒謬源自早已成灰的歷史，但是，卻仍然以謊言憲法的現實權威，剝奪台灣人民活在政治真實中的權利；在謊言憲法的歷史陰影下，台灣不可能成為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正常國家──以謊言為憲法原則，意味著國家的恥辱。

同時，台灣被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之一，可是，飄蕩在自由之島上的國旗和國歌，卻是黨國一體、威權專制的國格象徵；這種威權專制時期國格的象徵羈絆之下，台灣就相當程度上仍然活在歷史廢墟中，無法真正擁抱自由和未來。

以上台灣現狀的尖銳矛盾，是一根刺入台灣國運眼球的荊刺，不拔除這根荊刺，不改變這種歷史強加給台灣的現狀，台灣就不可能昇華為真理之國；抱殘守缺、「維持現狀」的國策所維護的，恰是威權專制遺留的謊言憲法和黨國一體的國格象徵。這將使台灣故步自封於過去，並失去未來，最終只能在荒謬的現實中沉淪。

反觀海峽對岸，中共強權謀台戰略黑雲壓城，文攻武嚇，咄咄逼人；口蜜腹劍，陰險詭詐──中共強權欲盡快改變自由台灣主權事實獨立現狀的虎狼之意如火如荼，從未有過「維持現狀」的菩薩心腸。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共兩黨用子虛烏有的「九二共識」，撐起「兩岸一家親」的和平假象；假象之下，中共強權謀台戰略鼙鼓不息，以至於台灣維護事實獨立國格的政治經濟能量日夜流失，怵目驚心，鬼神不寧，「兩岸現狀」因此依照中共強權的意志不斷改變。

在中共強權亟欲改變兩岸現狀的政治意志背景下，我以「維持現狀」為基本國策，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只能是罔顧事實的癡人說夢，必定落個刻舟求劍、誤國欺世的結果──
現狀不僅無法維持，而且很可能向有利於中共強權，不利於自由台灣的趨向轉變。

三、「維持現狀」的基本國策宣告失敗
我確立「維持現狀」國策的初心，在於委屈以求苟全，在於用善意和微笑感動中共強權，緩解其謀台戰略的咄咄逼人之勢，從而為台灣的生存贏得盡可能長的戰略喘息期。

為實現初心，依據「維持現狀」的國策，我宣布《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根本依據。有直言者因此指斥我實行的是「沒有九二共識的九二共識」，甚至稱我為「猶抱琵琶半遮面版的馬英九，向中共強權賣笑乞憐」──為委曲求台灣之全，我已經將自己的聲譽糟蹋至無以復加的程度。

就職總統之初，我即「盈盈翠袖」，捧出一片真情，以向海峽對岸；笑靨蕩漾，善意如春花爛漫，以對中共強權。然而，事實證明，中共強權冥頑不靈，蠻橫霸道，既不相信善意，也不會被真情感動；強權者的頑石之心只渴望將其專制意志強加於自由台灣──
中共強權欲逼迫我步恐共媚共的馬英九之後塵，公開承認國共兩黨滅絕台灣國格的「九二共識」，簽下台灣主權的賣身契。

宣示遵從充斥歷史荒謬的中華民國謊言憲法，已使我對於自由台灣的政治忠誠受到質疑；屈服於中共強權的意志，公開承認「九二共識」，則將意味著對自由台灣的背叛。

我可死，此等蒙羞千古、遺臭萬年之事，我絕不為。

中共強權為此暴怒如狂。因「習寬衣」而艷名鵲起的中共領袖習近平威脅曰，無「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將「山搖地動」；中共嘴炮將軍王洪光，逞口舌之利，聲稱「數小時便可滅台」。危言聳聽之際，中共強權又祭出「窮台戰略」，欲逼迫台灣人為乞食而屈膝出賣國格。不久前，更有所謂「謙謙君子」張志軍，陡現惡奴凶相，放狂妄之言曰：「台獨盡頭是統一」──此一言道盡中共強權亟欲改變自由台灣主權事實獨立之兩岸現狀的蛇蠍之心，虎狼之意。

我之委曲求全的初心原本真實如紅焰，於今無奈已化作一江秋水，浮黃葉殘菊蕭索西逝；我之盈盈善意只落得萬木搖落，淒風苦雨一片。面對如此情勢，「維持現狀」的國策已成「夢中情人」，水中花月，冢中枯骨，可思可念而不可即。
如若繼續以抱殘守缺之心，不肯承認失敗，則只能自欺欺人，遺天下之笑。我不願自欺，更不願欺世，故告白國人：「維持現狀」之國策已敗。

四、「維持現狀」基本國策之十大惡果
設「維持現狀」國策之本意，試圖在大爭之世中使台灣得生存之道，在中共強權的覬覦之下為台灣求苟安之機。然而，事與願違；「維持現狀」國策實施一年，未見其利，反遭其害。現在，我願忍刮骨療毒之苦，披肝瀝膽，痛陳「維持現狀」國策十大惡果，以為執政之教訓。

抱殘守缺、委曲求全，以得苟安──此乃「維持現狀」的思想基點。
將如此懦弱的思想奉為國策的意志根據，台灣國運自不會有「長風破浪，以濟蒼海」的磅礡之勢，浩蕩之氣；亦不可能有「氣吞萬里如虎」的進取之志。

「維持現狀」的國策注定台灣只能在軟弱中逐漸衰敗，而無法成為任何人不敢輕侮的堅強之國。
懦弱的意志中沒有強者的基因；現實世界不相信軟弱，並只給強者的意志以尊敬。我欲用懦弱的善意換取中共強權的善意回報，結果必定是自取其辱。

總統自辱，遂令國格塗炭──此乃「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一項惡果。

自由與尊嚴是立國的兩項根本價值。
台灣已經成為自由之國，但是，台灣的國格尊嚴卻仍然沒有受到國際社會應有的承認。所以，「國家正常化」乃是自由台灣必須追求的國家理想，必須守護的國家信念──「國家正常化」才能使自由台灣得到國格尊嚴。

「維持現狀」雖然有媚俗於市井庸人之效，卻同時意味著以基本國策的名義，放棄「國家正常化」的理想，使台灣淪為無理想之國。

個人喪失理想，便成行尸走肉。國家喪失理想，則國家方向不明，國家意志陰晦，執政理念混沌。於是乎，官心不思進取，只圖顢頇度日，安於苟活；民心無所依附，民意迷失於物性貪慾。由此一來，國運只能在庸俗的氛圍中腐朽──
國家理想之星隕落，無魂之國不知前途在何處；當前台灣社會種種亂象，根本上皆因喪失「國家正常化」理想而起。

以上所述，可謂「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二項惡果。

一年以來，國際政治局勢發生極其有利於自由台灣的變化，真可謂天佑寶島，天賜良機。

然而，外交機構卻抱中華民國歷史之殘，守謊言憲法之缺，不敢以創造性思維和行動，展開雙臂，迎接天賜之機，在國際社會彰顯自由台灣的獨立國格，相反，竟像古代偷情的小寡婦，面對熱情洋溢的歷史機遇，扭捏作態，滿臉紅暈，欲語還休，欲迎還拒，只敢怯生生露出幾分曖昧不明之笑。

如此這般，最終只怕會冷了歷史機遇那顆「燃燒的心」。

與之同時，面對中共強權的外交圍困，外交部門陷於左支右絀、窮於應對的被動局面，既沒有展示出奮起反制的歷史主動性，更缺乏挽狂瀾於既倒的壯烈情懷。

這種情勢，直令壯烈之士氣沮，自由台灣國際形象蒙塵，也正是「維持現狀」國策第三項惡果的表述。

將國家危機的真相告訴人民，乃是執政者的首要天職。

然而，「維持現狀」國策的題中之義在於，以首鼠兩端、曖昧不明的「朦朧之美」，向中共強權顯示「不挑釁」的善意。因此之故，我不敢講出一個冷酷的真相，來警示台灣社會；這個真相就是，中共強權的謀台戰略，構成對自由台灣國運、國本、國格的唯一、且迫在眉睫的嚴峻威脅。

受「維持現狀」國策之禁錮，沒有向台灣社會發出國家危機的警告，此乃我之失職。

家庭主婦的失職，或只殃及一家；總統失職，禍必殃及國運。

正由於我不敢公開宣示中共謀台戰略造成兩岸關係殺氣沖天、危機四伏的真相，致使相當一部分國人至今仍然沉迷於中共「兩岸一家親」的口蜜腹劍之辭，不能幡然醒悟。

清醒認知當前之國家危機，乃是激起台灣人民同仇敵愾之情、衛護家國之心、救亡圖存之意的前提。面對嚴峻的國家危機，唯有台灣社會各階層形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才可能獲得制勝中共強權謀台戰略的國家意志能量。

然而，迄今為止，全面執政一年，基於現實的國家危機應當形成的「台灣共識」卻仍然沒有形成──這意味著危機中的危機。國家陷此困境，其罪在我；同時也是「維持現狀」國策的第四項惡果。

中共強權長期在國際社會間構築「經濟的柏林牆」，企圖困死自由台灣。這是當前台灣經濟艱難的根本外在原因。

二〇一六年，台灣人民用選票表明堅定的意志，即拒絕出賣國家主權以換取經濟利益，中共強權隨即實施「窮台戰略」，這是台灣經濟艱難的近期直接原因。

為應對此種源自政治因素的經濟艱難，需要國家行政團隊制訂有效的經濟政策，引領台灣經濟殺出命運重圍，再創經濟奇蹟，以證明自由台灣的蓬勃生機。
「小人喻以利，君子喻以義。」唯有璀燦的國家理想，才可能召喚有強烈國家責任感和創造歷史意志的才俊之士，加入行政團隊，共赴國難，共濟時艱。

然而，「維持現狀」國策否定國家正常化的理想，只肯定屬於庸人政客抱殘守缺的實用主義策略。
抱殘守缺的國策，自然只能召喚抱殘守缺的「老藍男」官員；以猥瑣的實用主義智慧為魂的國策，也必然只青眼有加於庸官俗吏。這正是我的行政團隊執政無能，引發民怨沸騰、民怨沖天的核心原因。

正由於「維持現狀」的猥瑣意志被奉為國策，才使得貪利戀權、虛矯媚上的官員逐臭而聚，蜂擁蟻附於總統權力的臥榻之旁；憂國憂民的志士為愛惜羽毛則遠避權力，有「洗耳」之政治道德潔癖的能員幹吏，則不屑於同庸官俗吏為伍而「遠避山林」。

「維持現狀」國策造成的「近小人，遠君子」效應之下，執政一年來，行政團隊行事昏聵拖沓，荒腔走板，致使「新南向政策」步履蹣跚，國家經濟方針或者盲人瞎馬，不辨方向，或者情急之下空發煌煌大言，欲以之欺世盜名，卻因缺少改革意志的底蘊而難於說服社會。

行政官員中，或老馬羸驢如李大維者流，似乎只癡迷於故步自封，混吃等死；或肥貓碩鼠一窩，假公權力以圖一己之利，以斂私家之財，如「財經幫」。

行政團隊毫無「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意，更缺乏引領台灣經濟破重圍而縱橫全球的意志與能量──此「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五項惡果。

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是主權者權利的皇冠；失去這項權利，台灣人民就失去一切。台灣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但是，威權專制時期的政治法律殘跡，仍然相當程度禁錮著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意志。

民進黨全面執政，本應當通過修改「公投法」，一舉破除重重法律障礙，使人民得以通過公投的法治方式，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和台灣國家前途。

然而，在「維持現狀」國策的陰影下，加之諸多「精明」的鼠輩小政客和衰朽老智囊的影響，台灣人民獲得通過公投直接實現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竟使我心生恐懼，因此，對修改公投法作出投機政客式的限制。

我之所以產生此種畏懼之意的原因，全在於害怕人民通過公投推進國家正常化進程，從而「破壞現狀」，開罪中共強權。
為委屈求全於中共強權，以減少執政的壓力，竟然為修改公投法設置障礙，試圖假法律之名，繼續禁錮人民做為主權者決定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權利──
此種悖逆天心民意之舉，背叛自由台灣基本價值之惡行，已經重創民進黨的政治聲譽，以至於社會輿論悲憤質疑，民進黨是否正在淪為維護黨國體制殘跡的「小國民黨」。

為討中共強權安心，竟壓抑台灣主權者的權利；為求中共強權逼迫下的苟安，竟背棄台灣人民心底裡對國格尊重的渴望，對國家正常化的熾烈情感，從而使民進黨黨魂黯然，黨格蒙受難以雪洗之恥──此誠我之罪也；當然也是「維持現狀」國策的第六項惡果。

意志是現實命運的起點──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國家，皆無二致。
理想充沛之國方能湧現出堅定明確的國家意志，以「扼住命運的咽喉」，主宰現實命運。

「維持現狀」是屬於庸俗鼠輩政客的心態。我使「維持現狀」的心態沐猴而冠，成為國策，其結果必定是用猥瑣的功利實用主義取代國家理想。

哲人有箴言警世：「無理想者，無未來。」一旦喪失國家理想，台灣人民不僅隨之喪失未來，而且註定輸掉現實──
沒有未來者，不可能贏得現實。

執政一年來，各項轉型正義的舉措社會效應不彰，沒有以高屋建瓴、天河倒傾之勢，形成超越政治族群的關於正義和公理的認知。
由於失去「國家正常化」理想，這個核心價值依據，竟使社會產生深刻的疑慮，即民進黨政府推行轉型正義不是基於國家根本利益和公義，而僅是出於黨派私利，為選舉考量，藉機打擊政治異己。

轉型正義首先意味著精神領域內的一場自由民主革命，其目的在於徹底清除黨國威權專制的價值觀念，確立「國家正常化」理想，確立自由台灣的國魂。

背叛「國家正常化」理想，同背叛轉型正義的核心價值是同一回事；國家理想湮滅於「維持現狀」的庸俗功利主義，所謂的「轉型正義」就喪失了公義之魂。

摧毀轉型正義的國家理想的價值基石──這是「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七項惡果。

馬英九執政八年，國民黨權貴與奸商惡賈沆瀣一氣，威權專制主義在價值觀念、經濟、政治、司法各領域全面回潮。面對此種狀況，實施深徹改革已經成為自由台灣生存和發展的第一要務。
然而，民進黨全面執政一年以來，各領域的改革進程幾乎無一不呈現出混亂無序、滯礙難行之情勢，有的改革項目甚至陷於進退維谷之困境。

愁腸百結，長夜難眠；經罪己反思，終悟當前改革不行之根本原因。

改革必然比抱殘守缺、苟安於現狀更艱難；深徹的改革必然要承受刮骨療毒之痛。因此之故，形成願為改革承擔艱難、承受痛苦的社會主流意識，乃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以煌煌公義為目標，以國家理想為價值依歸，改革才能獲得主流民意擁戴的道德基礎。人不怕艱難困苦，只怕沒有希望。而國家理想乃是與公義一致的希望，是希望「王冠上的明珠」。

當前，唯有「國家正常化」的理想，這個從台灣人民四百年的血海淚濤中湧起的國格尊嚴的希望和信念，成為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價值依歸，改革才可能產生感動時代的精神魅力，才會激起人民共赴時艱，共渡危難的救國之情，從而為公義而抑私利，以求改革成功。

令我有噬臍之悔之處在於，設立「維持現狀」之國策，遂將「國家正常化」理想束之高閣──改革因之失去國家理想主義的大公大義之方向，也找不到根本的價值依歸。

迄今為止，多項改革猶如失魂落魄之酒鬼，徘徊踉蹌於無星月之暗夜，其終極原因端在於此。
致各項改革或躊躇不前，或荒腔走板，特別是司法改革大失民望，此乃「維持現狀」國策之第八項惡果。

中共暴政在基本完成對蒙古人的文化性種族滅絕之餘，又將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繼續對藏人和維吾爾人的自由運動實施鐵血摧殘。當代藏人和維吾爾人的人權劫難震撼人類的良知。

自由台灣同樣受到中共強權的主權逼迫，本應與藏人、維吾爾人同仇敵愾，共抗強權。然而，就任總統以來，對於台灣良知人士邀達賴喇嘛訪台事，我閉目塞聽、「假癡不癲」、裝聾作啞，宛似濁泥之塑，朽木之雕；更有甚者，放任外顯堂皇之氣、內藏卑鄙之心的小人，假「此時訪台不方便」之說，遠拒維吾爾人的精神領袖熱比婭於千里之外的日本。

我之所以這樣作為，端因畏對岸強權如鼠輩畏虎狼，在中共逼迫的鋒芒前噤若寒蟬，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於避人權大劫難中的藏人和維吾爾人如避水火，棄人類道德公義如棄敝屣。

國有凜然之正氣，必成俠義之邦；遵「維持現狀」之國策苟且圖存、忍辱偷生之國，只能在國際社會輕蔑的斜視中趨向沒落。

假如台灣對其他族群的人權劫難與苦痛，只會冷眼旁觀、冷血以對，又怎麼能指望台灣面對中共強權的終極主權逼迫時，得到人類社會的同情與支持。
俠義之邦必有天佑；冷血自私之國必遭天譴。
「維持現狀」之國策誤我至深；而我誤國事，使自由台灣不能以俠義之邦的名義感動世界，使自由台灣的國格蒙受冷血自私之羞──
此乃「維持現狀」國策之第九項惡果。

自由台灣的國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為戰勝挑戰，需要舉國同心，共赴國難。然而，「維持現狀」國策以世俗庸人的苟安之心態為價值核心，完全沒有以創造歷史的激情和壯麗的國家理想召喚民心民意的精神魅力，反而使國格陰柔昏冥，國家意志迷茫晦暗，自由台灣正在淪為無魂之國──
「維持現狀」意味著維持保留重重「黨國」斷垣殘壁的「憲政體制」，而台灣國運將因此繼續被囚禁在歷史的陰影中。

正由於國家願景不明，台灣社會至今陷於意識形態的混沌紛亂，難以自拔。「黨國」的遺老遺少，以及投共賣台的無恥政客、文人，仍然有空間在媒體上搖唇鼓舌，巧言令色，以至於欲滅自由台灣主權的「九二共識」幽靈不滅，恐共媚共之論甚囂塵上；與中共暴政「終極統一」之說，隨「愛國同心會」裸奔暴走、狼奔豕突於台北街頭；「蔡英文欲效馬英九，與習近平作政治幽會」的傳言，隨綿綿雨絲，無聲滲入台北暗夜，而陳德銘甫一拋出「一中分治」之說，又激起我倚為股肱智囊的宋楚瑜、許信良等讚聲不絕，遐思艷想無限。

種種意識的亂象中，自由台灣的國家理想似乎要變成逐漸遠去的背影；社會精神分裂之下，有預言指稱，我將陷台灣社會於分崩離析之境。

智者警世曰：「舉國同心」絕不意味著與投共賣台勢力的沆瀣一氣，而必須以國家理想，即「讓自由台灣成為正常的壯麗國家」，做為全社會的共同信念。

唯有「國家正常化」理想成為國策的核心價值，自由台灣才能找回屬於自己的國魂；台灣社會才能建立起以全民根本政治利益為基石的「台灣共識」。

罪己反思至此，「維持現狀」國策之第十項惡果已呼之欲出──其惡一言以蔽之：使台灣淪為無魂之國。

五、「紅焰成灰，我心未死」

「維持現狀」國策十惡俱足，貽誤國事甚深，戕害國運甚烈。反思罪己之餘，我有寒風裂骨之痛，紅焰焚心之苦。
然而，白骨雖裂，報國之志猶存；「紅焰已然成灰，我心依然未死」。

自由台灣宿命地走上大爭之世的刀鋒，面臨危險與機遇並存的國運轉捩點。在此艱難的時刻，我誓從罪己反思的浴血苦痛中崛起，以奔馬逐長風之激情，以堅逾鐵石而又明澈如玉山之雪的理性，履行總統天職，重振自由台灣之國運，再造自由台灣之輝煌。

為實現此誓言，我決意將「維持現狀」之論裝殮入鐵棺，「沉於北海」，並重設再振國運六策，以告天地，以安社會，以聚民心，以向未來。

再振國運第一策：透過發布總統令，確立「實現國家正常化」為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

值此大爭之世，對於自由台灣，如果沒有勇氣自己肯定自己，就沒有人會肯定你；如果不敢自己確認自己，在國際社會就沒有立足之地。確立「實現國家正常化」為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就意味著自由台灣在根本之點上展示出肯定和確認自己國格的政治自信。

「國家正常化」有兩項要點。

其一，廢止歷史強加給台灣的謊言憲法，以及清除殘留在台灣國格標誌中的威權專制遺跡，創制與台灣現實命運一致的憲法和國格標誌，從而實現台灣人民活在真實國家中的權利。
其二，以獨立的國格和體現自由民主價值的國格標誌，開拓國際社會生存空間，成為國際社會中與各國平等的一員，以實現台灣人民活在國家尊嚴中的權利。

確立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乃是確立自由台灣的國魂之舉。國魂朗朗，以昭日月，方能為形成「台灣共識」提供精神凝聚力；方能為形成明確的國家意志和方向提供價值基礎。

當前國內的情勢之下，確立「國家正常化」的國家理想和執政總綱，需要有「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意志。不過，具體推動「國家正常化」的進程，則必須深謀遠慮，全局策劃，運用巧奪天工的策略智慧，堅定不移、積極進取與謀定後動、穩重有序並重，方能收到創造歷史之效。

再振國運第二策：在事關國本的海峽兩岸關係領域，確立台灣的「國家底線原則」。

中共和國民黨以「九二共識」之名，逼迫自由台灣出賣事實獨立的主權，進而剝奪臺灣人民決定台灣命運的權利。執政以來，我借「模糊數學」之意，欲以「模糊政治」應對來自國共兩黨的內外相煎、上下交征的逼迫。

可悲之處在於，「模糊政治」既沒有使中共強權放棄覬覦台灣主權的虎狼之意，也沒有改變國民黨權貴「聯共制台」的蛇蠍之心，反而使台灣的國家意志曖昧不明，藏首縮頸，盡顯「醜媳婦怕見公婆」的猥瑣之形──嗚呼哀哉！我誤國矣，使自由台灣國格蒙羞。

沉痛懺悔之餘，我必一掃「模糊政治」沉鬱陰晦之氣，以「國家底線原則」，在國共兩黨的逼迫前，確立自由台灣的堂皇國格和大氣磅礡的國家意志。

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事實獨立的主權是衛護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堅盾，誓死不可放棄──
這是自由台灣必須堅守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我用以應對國共兩黨「九二共識」和「一中原則」的台灣「國家底線原則」。

「國家底線原則」意味著台灣以獨立國格存在的生命線，因此，也是台灣處理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台灣人民必須像忠誠於自己的靈魂一樣，忠誠於「國家底線原則」；必須像堅守自己的生存權一樣，堅守「國家底線原則」。

為應對中共踐踏自由台灣人民主權的「反分裂法」，民進黨將推動制定「反吞併法」；民進黨還將透過再次修改「公投法」，實質上還權於民，一勞永逸清除相關法律障礙，以使台灣人民能夠真正實現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

再振國運第三策：斬斷中共套在自由台灣脖頸上的經濟絞索，衝決中共全球圍困自由台灣的經濟羅網，開拓多元化對外經濟關係。

中共強權信奉一個原則，即經濟是政治的延續。因此，中共對台經濟關係的起點和歸宿，都在於實現其謀殺台灣事實獨立之主權的政治意志。

馬英九和國民黨全面執政時期，以開門揖盜之意，洞開國門，使中共強權的經濟能量如洪水滔滔，湧入台灣；其所作所為，無異於助中共強權把一條又一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脖子上，而中共強權謀台的政治意志正是隨時準備勒緊經濟絞索的鐵手。

不久前，中共強權因「薩德」問題對韓國的經濟圍獵，乃是中共借經濟能量將自己的政治意志強加於他國的最新例證。

事實如刻在鐵碑上的警誡，宣示一個真理：「徹底改變馬英九執政時期形成的對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制的依賴，在全球範圍內開拓多元對外經貿關係，乃是自由台灣唯一的生路。」
──讓這個真理轉化成國家經濟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具體內容，是政府經濟工作的第一要務。

台灣民間從不缺乏創造經濟奇蹟的潛在能量，台灣人也從不缺乏出類拔萃的經濟智慧。現在政府必須履行的首要職責，在於凝聚社會共識，形成救亡圖存的國家意志，激勵全民共赴國危，將台灣民間的經濟潛能和台灣人的經濟智慧，鍛造成殺出經濟困境的長劍。

有人說「商人無祖國」。此言大謬。
我願說：奸商惡賈才會因圖利而忘邦國；良知燁燁如星辰日月的台灣商人，定將為美麗寶島、自由聖地、故國熱土的生存和發展而積累財富，並承受必須承受的經濟艱難。

有人說：「包括勞工在內的台灣庶民勇於為私利而鬥，怯於為公益而戰。」此乃偏狹誣衊之言。
我深信，只要瞭解到中共強權「窮台戰略」的燭天惡意，以及台灣由此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經濟危機，台灣民眾必會同仇敵愾，眾志成城，蹈千難而履萬險，忘私利而赴公益，共克時艱。
意志，是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人類社會活動的起點。

做為總統，我的全部經濟職責可以歸結為一個關鍵點，即向天下宣示如下意志──
為了自由台灣的國格不滅於中共強權的「窮台戰略」，為了實現「國家正常化」的理想，台灣人民必須付出一切不能不付出的代價，必須做出一切不得不做出的個人利益犧牲，必須克服一切無法迴避的艱難，再創經濟奇蹟，再現龍騰虎躍之相。

再振國運第四策：確立「國家正常化」理念為轉型正義的價值依歸，以及全面深徹改革的根本導向。

轉型正義本質上是精神領域的一次徹底訣別威權專制、確立普世價值的思想大變革，是社會意識的浴火重生；全面深徹的改革，則是轉型正義精神成果的現實制度表述，是思想大變革的實效性體現。

轉型正義和全面深徹改革同自由台灣的國運息息相關。為徹底掙脫威權專制的意識形態束縛，在精神領域進入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就不能不實施轉型正義；為免於繼續迷失在威權專制遺留的制度性殘跡的歷史廢墟間，為走向公義社會，就必須進行全面深徹的改革。

執政一年，轉型正義與全面深徹改革無時無刻不在我心中。

然而，轉型正義之途坎坷艱難，諸項改革滯礙難行；黨國遺老遺少和國民黨權貴仍有負威權專制制度殘跡之隅而頑抗的空間，社會輿論對轉型正義與改革的觀念也紛亂如麻，莫衷一是。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歸根結柢在於，「維持現狀」國策的價值取向與轉型正義及全面深徹改革的時代要求南轅北轍。

「萬山磅礡，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轉型正義唯有以「國家正常化」理念為價值依歸，才能超越黨派私利，與國家根本的政治利益一致；全面深徹的改革唯有以「國家正常化」理念為導向，才會目標清晰，道路明確。

我願特別強調，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司法改革乃全面深徹改革的當務之急，首要之舉。

應當通過特別立法，對「陳水扁案」、「郭瑤琪案」等引起社會廣泛質疑的案件進行特別調查，以查清案件訴訟程序中是否有非法關押、違法起訴、枉法審判、政治操縱司法等違法犯罪行為──一旦相關事實大白於天下，威權專制殘留的司法體制的具體危害也勢將隨之暴露在陽光下。

以對上述典型案件調查的結果做為突破口，針對暴露出來的弊端，推動檢查司法體制的全面改革，迅速建立與實現司法正義要求一致的檢查官、法官任用罷黜制度；果斷放棄威權專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具有「法官職權主義」傾向的審判程序，實施「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人民陪審制。

再振國運第五策：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於彰顯自由台灣的獨立國格於國際社會，為 「國家正常化」以及加入聯合國的戰略目標創造國際政治條件；同時，以台美之間潛在但卻真實的政治軍事同盟關係為支點，在全球範圍拓展實質外交，衝決中共強權對自由台灣的外交圍困，爭取更加廣闊的國際生存空間。

為貫徹上述外交國策，台灣社會至少必須澄清兩項迷思。

其一，某些已淪為中共強權思想鷹犬、理論喉舌的台灣媒體、政客、文人、名嘴，持續散播一種似是而非的意識，試圖惑亂台灣社會輿論。此種意識一言以蔽之，曰：台灣應當平衡對待中共強權和美國的立場，以免兩強相搏，台灣受池魚之殃。

上述意識貌似「公允」，實則害台誤國的陰毒之論。在此，我以台灣總統之名宣示：「在中美之間絕不搞平衡，並勢將全面強化台灣與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各領域的實質性盟友關係──這是自由台灣生存所必須的選擇。」

我作出上述宣示的理由簡單而明確：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各項保證」，構成台灣國際安全的重要基點之一；中共強權則公開宣稱，滅絕自由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剝奪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乃是其「核心利益」──
中共強權是世界上唯一以摧毀自由台灣國格、國體為戰略目標的國家，也是當前自由台灣國家危機的唯一來源，中共強權正運用其全部國家能量，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所有領域，欲置自由台灣於絕境死地。

一為事實上的盟國，一為欲滅自由台灣主權而後快的敵意如熾之國，要求台灣在這兩者之間搞平衡，豈非不辨善惡的大荒謬。
有必要再次重申：要求台灣平衡中美關係的說辭，意在惑亂台灣民心民意，離間台美實質的同盟關係，為中共強權謀台戰略效犬馬之勞。

其二，中共御用宣傳機器如群蛙鼓譟，不厭其煩，論證美國很可能把台灣當作與中共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而不可能為保衛台灣與中共一戰──中共強權欲以此論散布恐共媚共的迷思，瓦解台灣衛護主權的意志。

中共御用宣傳機器的上述鼓譟，又在台灣某些政客、文人、名嘴的口腔裡激起喧囂刺耳的回聲。回聲甚囂塵上，迷思如東亞大陸霧霾入侵台灣上空。因此，有必要掃蕩迷思，還台灣社會意識一片朗朗乾坤。

是的，毫無疑問美國不會只為保衛台灣的利益而戰，但是，美國會為自己的國際利益而對抗中共極權主義全球擴張。

對世界作縱橫觀，美國與歐洲北約諸國，以及日本、韓國都分別結成同盟國關係，並承擔相應的作戰義務，即同盟國受到戰爭威脅時，美國將為保衛同盟國的安全而戰──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慷慨到會用自己士兵的血為其他國家的利益獻祭，而是因為盟國的安全與美國國家利益有「唇亡齒寒」的一損俱損的關係；為同盟國的安全而戰，就是為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戰。

美國重申「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並不是因為美國政客有抑強扶弱的俠義精神，而是台灣事實獨立的主權存在，有利於東亞乃至世界和平，有利於人類共同的自由事業，有利於美國反制中共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國家戰略和國家利益。可見，結論就是：美國不會為台灣而戰，但是，美國會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與自由台灣一起，共同抗擊中共強權武力進犯台灣。

當然，美國是否會因台灣而戰，首先取決於台灣人是否具備為衛護主權和國格而同任何強權決死戰的勇氣和血性。在此，我願代台灣人向天地盟鐵血之誓：「我們可以捨棄生命，但絕不放棄自由人的尊嚴；有敢犯我自由台灣者，失道寡助，定遭天譴地責，雖強必敗！」

在風雲際會的大爭之世，台灣唯有敢於自己肯定自己，並展示出自己確認自己的自信，才可能免於淪為別國的籌碼，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強化台美事實存在的同盟關係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但是，台灣也有屬於自己不可動搖的「國家底線原則」，我們會讓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毫無疑義地瞭解台灣的國家底線，以昭示「台灣有獨立的國家意志，台灣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任何國家都不要指望自由台灣會成為別國的籌碼。」

再振國運第六策：「遠小人，近君子」，重鑄國魂，以召天下賢能共克國之大難，共襄國之盛事。

執政者為政之要，首在選賢與能。就職總統一年，國事紛亂如麻，國運陰晦不振，重要原因之一，可歸之為我任用的行政團隊缺乏承擔國家公器大任的政治道德素質和實際運作能力。若欲改變這種狀況，必遵「遠小人，近君子」之千古明訓。

當前，「遠小人」之意在於，遣散熙熙攘攘於總統權力周圍那些油頭粉面、巧言令色以奉上的「政治小寵物」，黜退不思進取、抱殘守缺的「老藍男」，左遷「坐談立議無人可及，治國安邦實無一策」的庸官，罷謫戀權謀私、不思公益的俗吏。

小人退，則君子進。

在此，所謂君子者，乃心如赤焰、直陳謀國的錚錚鐵骨之人；乃奉「國家正常化」為政治理想和執政之要的銳意改革進取之士；乃忘我克己而憂心國事、奉公無私以紓國難時艱的能員幹吏。

此前行政團隊中「小人」蜂集蟻聚的原因，根本在於我一度確立「維持現狀」為基本國策。「維持現狀」的苟且偷生意識之下，國家願景如晦，國家權力意志猥瑣曖昧。這卻正是鼠輩政客可以春風得意的政治狀態。

罪己反思之餘，我走出「維持現狀」的白日昏聵之夢境；將「國家正常化」的理想，捧上權力之巔，我願以此重鑄國魂，廣召天下英才賢能，再組行政團隊，為使台灣國魂輝煌於歷史的天頂，為「讓自由台灣成為壯麗的國家」，殫精竭慮，鞠躬盡瘁，雖百死而不悔。

六、結束語：選擇決定未來

是在「九二共識」的魔咒下沉淪，或者在「維持現狀」意識下苟且偏安，直至「現狀崩潰」，還是追求「國家正常化」的高貴理想，以贏得活在真實中的權利──
台灣人的選擇將決定自己的命運和自由台灣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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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