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 #供不得其所 #多謝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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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得其所──香港長遠房屋策略新視野》序
在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之中，他指出在現代社會，我們面對的真正挑戰不再是資訊匱乏，而是資訊爆炸。試想像，我們回到一千年前的傳統社會，一個農民每日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耕生活，又從來未離開過縣城，對外面世界一無所知。他偶然被捲入官非，根本完全無力保護自己。不要說他犯了甚麼法，就算逮捕他的人是否真的來自官府，他也不知道。一個人要保護自己，資訊的掌握十分重要。
保護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現代文明的奠基石。所以，在現代社會裡，資訊的流通更加重要。但是，生活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我們面對的挑戰已經不再是資訊匱乏，而是資訊爆炸。Neil Postman關心的是經由電視所提供的娛樂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其實，只要將他的論點稍為延伸一下，就會看到資訊科技對政治的影響也一樣深遠。不論是娛樂泛濫還是資訊泛濫，在現代社會生活的人所面對的最大挑戰都一樣，就是注意力難以集中，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失去焦點。
回到今天的香港，市民要求政治參與，已是政府必須適應的社會轉變。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政府來說，我們對政策的認識失去焦點，將會是他們最樂於見到的，因為這樣可以降低管治成本。政府官員經常公開發言，宣示政策的發展方向和理據。他們最擔心的是自己說漏了咀，被市民發現前言不對後語，造成尷尬。但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暴露政府的自打咀巴，也是推動政府回應政策批評的有力武器。糾正市民的政策認識上的失焦，也是推動政策討論的很好的嘗試。
本土研究社正在做這樣的事。一個例子是去年出版的《不是土地供應》，內容戮破香港地少人多的神話。這份報告指出，香港只有24%的土地是已發展地區，其餘都是效野公園、農地和荒地等等。在24%的已發展地區之中，只有7%是住宅用地，而其中只有1.4%是公營房屋。以香港一半人口居住在公屋計算，香港只用了少於2%的土地（即16平方公里），已解決了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居住問題。請注意，報告引用的資料來自政府的政策文件，具有足夠的權威性。
這些都是真實的數字，卻製造了戲劇化的效果。二零一四年，本土研究社再接再厲，出版《供不得其所──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對去年九月政府提出的《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進行詳細分析和批評。它的主要觀點是，香港房屋政策的關鍵問題是土地政策，而土地政策的核心問題不是土地供應，卻是土地分配。換言之，本土研究社繼續批評地少人多的神話，和政府建築在這個神話之上的「唯搵」（尋找土地）策略。
我特別欣賞本土研究社的認真。在這份報告的第二章，他們批評長遠房屋策略（以下簡稱長策）「未有提出任何具體措施奪回房屋供應主導權，勢難落實政府所提出的建屋目標」。他們集中分析港鐵沿線的土地規劃和物業發展進度，指出很多土地被閒置，時間超過十年，這種細緻的分析值得嘉許。
另一個認真的例子是有關市區重建的研究。關於市區重建策略的討論已經超過十年，問題其實一清二楚。本土研究社提出有關市區重建策略的批評，包括利益最大化、發展模式僵化、土紳化等等，其實沒有太多新意。但是，在這份報告的第五章裡，他們蒐集過去幾年市建局完成重建後推出市場發售的物業項目的售價，以一般的按揭比率，按揭年期，和按揭利率去計算每月按揭供款，再比對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發現按揭供款將做成甚高的家庭負擔（由40%至195%）。這顯示市區重建客觀上只是將基層市民趕離市區。市區重建為誰重建的質疑已經提出多年，但是，本土研究社用官方的數字和合理假設去作出客觀推論，將問題說得非常清楚。對於追求理性分析的人而言，這個結論的說服力十分強。
第三個例子也是有關市區重建的研究。市區重建牽涉安置原區街坊的問題。本土研究社以旺角豉油街12號作為個案，指出原區安置，保留社區網絡是有先例的。他們發現，市區重建局有關旺角豉油街項目的公開資料甚少，空置率也甚高，我估計原因是這個先例對他們造成尷尬和壓力，害怕太多人知道，就會逼使他們向這個方向發展。話說回頭，旺角豉油街項目是市建局前身的土地發展公司執行的。當年土地發展公司因為樓市逆轉而造成財務困難，最終需要政府重組和注資打救，領導人下台。市區重建局當然不想再走上這條路，財務上的彈性是關鍵。好像豉油街項目這類有祟高政策目標，卻會減少財務彈性的，當然是少提為妙。但是，從推動政策改變的角度看，我們需要的正正是發掘更多會令決策者尷尬和感到不便的資料。
本土研究社的這份報告為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提供很多有用的資料。不過，在我看來，包括市區重建在內的房屋政策未能解決市民需要，根本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高地價政策。換言之，政府房屋供應的首要考慮是樓價不能跌。當然，說得準確一點，政府不想樓價大跌，微跌最好。但是，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政府不可能完全操控樓價。地產商和物業投資者看穿政府不想樓價下跌的保守心理，自然肆無忌憚地入市炒賣，那麼樓價當然是只升不跌了。但是，政府為甚麼不想樓價下跌？在低稅制和簡單稅制（沒有消費稅）的限制之下，政府依賴非經常性收入，包括賣地收入和印花稅。據另一個民間智庫新力量網絡過去二十年有關公共財政的研究，政府非經常性收入佔了一個很高的百分比。如果加上各項儲備投資收入，當地產及投資市場興旺之時，這些額外收入可以貢獻四成的政府總收入；相反，當地產及投資市場萎縮之時，這些額外收入也貢獻約兩成的政府總收入。(註1)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根本不可能讓樓價下跌。
作為全港的最大地主，政府是高地價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如果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在現今香港社會問題愈趨複雜的情況下，政府扮演的並不是維持社會公義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以及其中一方的強硬支持者(partisan)。幾年前，《地產霸權》這本書一紙風行。在指出各種官商勾結的問題之後，作者潘慧嫻指出：「除非土地和稅收制度徹底解決，否則不能指望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能妥善解決。」(註2)我也認為，香港房屋問題的根源正正就是土地政策和稅收制度，即高地價政策和低稅制。
最後，我想談談我對本土研究社的觀察。我認為，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市民對政策分析的水平也日漸提高。政策研究變得愈來愈重要，資源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是能否影響輿論的關鍵。本土研究社走這個方向，是社會進步的反映。政府必須明白，市民的期望愈來愈高，政府可以視之為麻煩，也可以視之為動力。但是，如果政府以為單靠語言偽術，或一些不著邊際的官話去回應，然後一味拖延，希望隨著時間的過去，就可以轉移視線，政府的麻煩只會不斷累積，到有一天就會變成不能解決，結果鞠躬下台。
註1：《2013年香港公共財政評估報告》，新力量網絡， 2013年。
註2：《地產霸權》，潘慧嫻，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32頁。
陳和順，新力量網絡副主席，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首席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