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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習帝說要「有效影響國際輿論」，香港就有班社會賢達去外國「篤魁」光榮冰室】

中國人新移民教授黎明夥同其夫鍾一諾，在醫學雜誌《刺針》發表評論，批評疫症中有香港人的防疫意識與中國（和普通話）族群關聯起來，例子是知名黃店光榮冰室「不招待中國人」的告示。文章發出 4 天後，香港平機會就找上光榮冰室，表示店家「可能會被檢控歧視」。

是甚麼學術論文？

告洋狀和出口轉內銷，在這個崇洋媚外的殖民地並不少見。究竟黎明和鍾一諾的文章是否直接促成光榮冰室遭迫害，先不必一口咬定。我們看一些事件背後的人事和結構。

首先黎鍾二人的文章，連同標題約 469 字，是 correspondence，即信件、通信，類似「讀者來函」，不是鍾一諾介紹時說的「學術文章」，也不是「論文」，不是 SARS 病毒基因排序之類的學術論文。

其次，《刺針》的亞洲內容編輯，是一個名為 Helena Hui Wang 的中國人。中港台發去的文章，或內容相關，大概都是由中國人來審。一向被世界體系迫害和無視的台灣公共衛生界，一向批評這個現象。世衛受中國強烈影響，偏頗無極限，其他機構亦不會有例外。你談西藏新疆，很敏感，多數因為不同原因消失；但說香港人歧視、鬧西方歧視中國人，西方的政治正確和中國的政治正確都符合了，犧牲的只是香港。

這個問題其實遠非「大外宣」那麼簡單。一些人慣於默默衝撞禁忌，被打壓、被滅聲，一些人則衝撞受害者來取悅權力和具有權力的知識。《刺針》上一次涉及香港的內容，是一月間發表的一個心理學研究，對比政治動蕩下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再上一篇，是去年在理大之戰救急扶危的醫生文德麟 Darren Mann 所寫，批評警方拘捕醫護人員，遠低於國際人道慣例，在文明國家聞所未聞。

進路的品位之分

對比之下，你就能看見所謂問題意識和關注點，有品位之分。以上的立論或研究，要不有重大的第一手經歷，要不是嚴謹的科學研究。黎鍾的文章，則近乎無的放矢，充滿社科宗教味，而且關懷的對象僅限自己。

當然沒有人規定不可以只關心自己。只是長期下來，足以令學者形象由研究學問的人，還原成另一種群學阿世、出入名利場之人。在去年政治形勢火紅火綠之際，在一個私人討論會上，人人都在說一些宏觀實際的政治形勢研判，何式凝則在不斷訴苦說自己因為害天水圍 80 個手足被捕，而遭「網絡欺凌」，令人失笑。

那一次就當何式凝只是一時未調適好情緒，但到了將近半年之後，何式凝仍然喋喋不休，繼續透過外媒批評自己受到恐亡恐嚇、相貌攻擊，謊稱自己只因「質疑勇武手段」就被批評，將自己鑲嵌入一個「女性受額外壓迫」的框架，假裝無辜，卻隱瞞了天水圍事件才是一切的原因。

何胡言亂語甚麼「運動歌頌激進這種傳統的男性價值」，其實何知不知道，前線有大量女人？「激進」為何會與男性聯繫起來？言則「和理非請願絕食」就是女性式抗爭？究竟何式凝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預先批判是甚麼玩法？

全球的病毒數字，不是武漢最高嗎？對武漢乃至中國人戒懼，何罪之有？對中國人戒懼不等於就對其他人掉以輕心，只是對中國人更加高度留意罷了；其次，中國不准香港封關，民間就自救，包括對中國人敬而遠之，就被究責「要反思及正視內心深處恐懼的投射」，但有沒有聽過他們好發高論之餘，爭取或至少呼籲特區政府拿回權力，切實封關？有沒有究責北京中央政府不要再繼續隱瞞數據，讓香港人(和其他人)掌握疫情，以免恐慌？

或許有，也許沒有，但用力分別很大。究責北京，不會有光環，太出位可能危及教席；出力究責毫無權力的香港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學術文章」刊登在外國學術雜誌，用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鬧香港的反對運動，分分鐘拿外國人權獎，因為你的東西符合西人一小撮學術菁英的口味。用力做甚麼、做甚麼不需太用力，聰明人都懂得。如果北京和中國人有做好本份，我們反應不合理，那你才來矯枉我們，ok？

對歧視和種族仇恨好反感？新疆集中營、西藏打壓宗教，真正的東西，又不見他們用吃奶力，在學術圈子呼籲 spotlight。去年，中國人製作了一隻殺香港人、「打曱甴」的遊戲，這些是不是種族仇恨？他們或會說，這只是一部份人，不代表全中國，中國也有好人的；那香港的歧視比例有多少？有統計嗎？如果說不能因為一些中國人染病，就定性整個族群；一些香港人敬中國人而遠之，怎可以定性香港的防疫就是「fuelled with prejudice agains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病毒如果來自非洲而我們針對中國再來話我們歧視吧。

「歧視」、「仇恨言論」等概念，是美國、歐陸作為多民族帝國而產生的機制，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的族群構成並非完全單一，但遠比歐美中國來得單一。動不動就將香港人的行為視為歧視偏見種族主義，乃強搬外國情境置於香港，削足就履，扭曲港情來供外國理論發揮。這十年，香港人針對水貨和奶粉等物資的抗爭，屢被抹黑為種族歧視兼法西斯再現，就是一個將中國人視為黑人、香港人視為白人的錯誤類比。這些人並沒有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貢獻學術技能、詮釋真相，反而附合不明港情的歐美白人，硬塞種族歧視的教條，乃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奴才。

當然他們並不委屈，他們得到境外支持，因而可以出口轉內銷。香港是殖民地，不只是權力，更在腦袋。這裡的人不是以中國人的心態來視物，就是以白人的心態視物。這種志得以滿的「自我否定」，正是殖民地產物的精華所在。

武漢爆發奪命病毒，習近平親自下令，「要做好社會維穩工作，有效影響國際輿論」，所以全世界的天朝主義同路人，就趕著出去製造「中國人被歧視」的歪論，從道德高地炮打各個主權國家和個人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轉移中國隱瞞疫情、資訊不透明、劣跡斑斑，才是所有地方敬中國人而遠之的理由。全球都是中國的受害者，進步份子卻趕著去檢討受害者，厲害了。

訕君賣直者

最近《明報》也有類似的進步文章〈疫症觸發的香港運動陰暗面〉，作者說自己去歐洲和「反政府的基進組織」交流，不懂回答為甚麼有人舉美國旗、有人用 Pepe，諸如此類。作者當然透露出他有很多東西看不慣的新時代東西，但他的反感卻是奉著「國際行動者」和「國際人權運動」的境外權威。我不知道香港人魚死網破、被姦殺被墮樓，死傷無數之下，還要花心思符合那些「國際人權運動」的標準。我們符合了，運動就會成功嗎？

我們不符合，就代表我們應該自殺？Do you think we care? 我們有定性過這是國際人權運動嗎？長大吧，我們這樣一個全民參與沒有大台的運動，就一定要符合某些脫離現實的小派系的小眼睛小視野？憑甚麼這樣要求？拿國際來說事？這是 2020 年了，資訊爆炸，我們可不是不懂國際要靠「啟蒙代理」去分派「外國在說甚麼」。去歐洲見「反政府基進組織」，就來指指點點看不慣？那不是等於七八十年代，民智未開，未興自由行，去過日本幾次就自稱日本達人嗎？Come on.

作者當然亦陰魂不散地嘲諷梁天琦和黃台仰：嘲諷梁天琦的團結奮進性格，後來在警察內部都同樣出現。這樣的關聯寫作，就像猩猩和人類的基因很相似，所以我認為《明報》這篇文就是猩猩所寫；黃台仰去了德國流亡，作者就諷刺本土派明明「反移民」，到頭來卻要由德國的「國際主義」救助 — 這是販賣無知，黃台仰和很多人從來沒有一刀切反移民，他們是反對無限制、反對香港無權審批、反對本地人變成二等公民。

香港在無自身審批權力下硬生生塞入了百多萬外人，跟龐大的德國收容了兩個香港人，有可比性嗎？兩者造成的影響，能跟百多萬人在一個彈丸之地相比嗎？黃台仰李東昇作為難民，要循規蹈矩，要學德文，是難民，是客；中國人的母國，擁有香港主權，再背後有一個要殖民溝淡香港人的長期政策，跟德國可以相比嗎？香港人有殖民德國之嫌嗎？拿難民和單程證去比根本比喻不倫，我們香港人可沒反對酷刑聲請。

也許是 2010 年以來的左翼社運，在這個運動並沒有特別的發言權和主導力，內心也有一點不舒服，死剩的，就在中國病毒爆發的時候抓緊機會批評香港人。他們也變不出甚麼新玩法，都是罵香港，拿去外國賣；拿外國做權威壓我們，爭自己的話語權。這便是《萬曆十五年》所說的「訕君賣直」，嘲笑自己人，來顯示自己的正直，再拿去外國賣，這也是他們圈子的貨幣。

有意義的變革ㅤ是不會每個人都開心的

到最後左翼的狂想還是「我們何不把這個反抗運動的身份認同提升，跳開民族論」，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國族或民族觀念，這是他們的社科宗教信仰，卻包裝到好像理性。就算明知「我們是香港人」的認同根本是政治的基礎，也是二百萬人的抵抗能支撐下去的唯一所持。他們呼籲解放覺醒，但一群人走在解放覺醒的道理，就會形成敵我親疏；左翼繼而不喜歡群體界限，不喜歡到寧願香港一齊沉淪，變成第三世界，也不願看見任何國族先獨自解脫。

所以他們不喜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喜歡《願榮光歸香港》，不好意思大力批判 2019 年以來的運動，於是滿懷心事重覆自己始終認為「運動蘊藏種族主義排外氣息」，以示自己沒有同流合污（擁抱獨一無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

他們也不喜歡梁天琦，但左翼進步份子太過封閉，太舒適，總是不理解自己批評的東西。也許梁天琦終會變成跟他們一樣，到時左翼和自由派會說，他馴服了、他改好了，放棄了排外和種族主義。梁自始至終都在別人的誤解中，多可憐。

就像港漂也總是有兩種，一種是放下前塵，積極融合；一種是永遠的貌合神離，一天到晚想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卻總是要以中國人的本位來重寫香港精神香港價值，來令他們自己舒服。

鍾、黎、何以及一些思想乖辟的左翼，早就已經選好了自己的路線；香港作為國族，亦已選好自己的路。前者會不斷批評和搞破壞，雖然一個主體總需要反題。政治運動不是賣雪糕，Nation building 亦往往不是 happy ending，它帶來血與火而不是奶和蜜；過程中會有人不開心，不會所有人都很開心，特別是世界公民或華心未泯者。

【盧斯達：習帝說要「有效影響國際輿論」，香港就有班社會賢達去外國「篤魁」光榮冰室】

中國人新移民教授黎明夥同其夫鍾一諾，在醫學雜誌《刺針》發表評論，批評疫症中有香港人的防疫意識與中國（和普通話）族群關聯起來，例子是知名黃店光榮冰室「不招待中國人」的告示。文章發出 4 天後，香港平機會就找上光榮冰室，表示店家「可能會被檢控歧視」。

是甚麼學術論文？

告洋狀和出口轉內銷，在這個崇洋媚外的殖民地並不少見。究竟黎明和鍾一諾的文章是否直接促成光榮冰室遭迫害，先不必一口咬定。我們看一些事件背後的人事和結構。

首先黎鍾二人的文章，連同標題約 469 字，是 correspondence，即信件、通信，類似「讀者來函」，不是鍾一諾介紹時說的「學術文章」，也不是「論文」，不是 SARS 病毒基因排序之類的學術論文。

其次，《刺針》的亞洲內容編輯，是一個名為 Helena Hui Wang 的中國人。中港台發去的文章，或內容相關，大概都是由中國人來審。一向被世界體系迫害和無視的台灣公共衛生界，一向批評這個現象。世衛受中國強烈影響，偏頗無極限，其他機構亦不會有例外。你談西藏新疆，很敏感，多數因為不同原因消失；但說香港人歧視、鬧西方歧視中國人，西方的政治正確和中國的政治正確都符合了，犧牲的只是香港。

這個問題其實遠非「大外宣」那麼簡單。一些人慣於默默衝撞禁忌，被打壓、被滅聲，一些人則衝撞受害者來取悅權力和具有權力的知識。《刺針》上一次涉及香港的內容，是一月間發表的一個心理學研究，對比政治動蕩下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再上一篇，是去年在理大之戰救急扶危的醫生文德麟 Darren Mann 所寫，批評警方拘捕醫護人員，遠低於國際人道慣例，在文明國家聞所未聞。

進路的品位之分

對比之下，你就能看見所謂問題意識和關注點，有品位之分。以上的立論或研究，要不有重大的第一手經歷，要不是嚴謹的科學研究。黎鍾的文章，則近乎無的放矢，充滿社科宗教味，而且關懷的對象僅限自己。

當然沒有人規定不可以只關心自己。只是長期下來，足以令學者形象由研究學問的人，還原成另一種群學阿世、出入名利場之人。在去年政治形勢火紅火綠之際，在一個私人討論會上，人人都在說一些宏觀實際的政治形勢研判，何式凝則在不斷訴苦說自己因為害天水圍 80 個手足被捕，而遭「網絡欺凌」，令人失笑。

那一次就當何式凝只是一時未調適好情緒，但到了將近半年之後，何式凝仍然喋喋不休，繼續透過外媒批評自己受到恐亡恐嚇、相貌攻擊，謊稱自己只因「質疑勇武手段」就被批評，將自己鑲嵌入一個「女性受額外壓迫」的框架，假裝無辜，卻隱瞞了天水圍事件才是一切的原因。

何胡言亂語甚麼「運動歌頌激進這種傳統的男性價值」，其實何知不知道，前線有大量女人？「激進」為何會與男性聯繫起來？言則「和理非請願絕食」就是女性式抗爭？究竟何式凝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預先批判是甚麼玩法？

全球的病毒數字，不是武漢最高嗎？對武漢乃至中國人戒懼，何罪之有？對中國人戒懼不等於就對其他人掉以輕心，只是對中國人更加高度留意罷了；其次，中國不准香港封關，民間就自救，包括對中國人敬而遠之，就被究責「要反思及正視內心深處恐懼的投射」，但有沒有聽過他們好發高論之餘，爭取或至少呼籲特區政府拿回權力，切實封關？有沒有究責北京中央政府不要再繼續隱瞞數據，讓香港人(和其他人)掌握疫情，以免恐慌？

或許有，也許沒有，但用力分別很大。究責北京，不會有光環，太出位可能危及教席；出力究責毫無權力的香港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學術文章」刊登在外國學術雜誌，用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鬧香港的反對運動，分分鐘拿外國人權獎，因為你的東西符合西人一小撮學術菁英的口味。用力做甚麼、做甚麼不需太用力，聰明人都懂得。如果北京和中國人有做好本份，我們反應不合理，那你才來矯枉我們，ok？

對歧視和種族仇恨好反感？新疆集中營、西藏打壓宗教，真正的東西，又不見他們用吃奶力，在學術圈子呼籲 spotlight。去年，中國人製作了一隻殺香港人、「打曱甴」的遊戲，這些是不是種族仇恨？他們或會說，這只是一部份人，不代表全中國，中國也有好人的；那香港的歧視比例有多少？有統計嗎？如果說不能因為一些中國人染病，就定性整個族群；一些香港人敬中國人而遠之，怎可以定性香港的防疫就是「fuelled with prejudice agains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病毒如果來自非洲而我們針對中國再來話我們歧視吧。

「歧視」、「仇恨言論」等概念，是美國、歐陸作為多民族帝國而產生的機制，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的族群構成並非完全單一，但遠比歐美中國來得單一。動不動就將香港人的行為視為歧視偏見種族主義，乃強搬外國情境置於香港，削足就履，扭曲港情來供外國理論發揮。這十年，香港人針對水貨和奶粉等物資的抗爭，屢被抹黑為種族歧視兼法西斯再現，就是一個將中國人視為黑人、香港人視為白人的錯誤類比。這些人並沒有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貢獻學術技能、詮釋真相，反而附合不明港情的歐美白人，硬塞種族歧視的教條，乃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奴才。

當然他們並不委屈，他們得到境外支持，因而可以出口轉內銷。香港是殖民地，不只是權力，更在腦袋。這裡的人不是以中國人的心態來視物，就是以白人的心態視物。這種志得以滿的「自我否定」，正是殖民地產物的精華所在。

武漢爆發奪命病毒，習近平親自下令，「要做好社會維穩工作，有效影響國際輿論」，所以全世界的天朝主義同路人，就趕著出去製造「中國人被歧視」的歪論，從道德高地炮打各個主權國家和個人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轉移中國隱瞞疫情、資訊不透明、劣跡斑斑，才是所有地方敬中國人而遠之的理由。全球都是中國的受害者，進步份子卻趕著去檢討受害者，厲害了。

訕君賣直者

最近《明報》也有類似的進步文章〈疫症觸發的香港運動陰暗面〉，作者說自己去歐洲和「反政府的基進組織」交流，不懂回答為甚麼有人舉美國旗、有人用 Pepe，諸如此類。作者當然透露出他有很多東西看不慣的新時代東西，但他的反感卻是奉著「國際行動者」和「國際人權運動」的境外權威。我不知道香港人魚死網破、被姦殺被墮樓，死傷無數之下，還要花心思符合那些「國際人權運動」的標準。我們符合了，運動就會成功嗎？

我們不符合，就代表我們應該自殺？Do you think we care? 我們有定性過這是國際人權運動嗎？長大吧，我們這樣一個全民參與沒有大台的運動，就一定要符合某些脫離現實的小派系的小眼睛小視野？憑甚麼這樣要求？拿國際來說事？這是 2020 年了，資訊爆炸，我們可不是不懂國際要靠「啟蒙代理」去分派「外國在說甚麼」。去歐洲見「反政府基進組織」，就來指指點點看不慣？那不是等於七八十年代，民智未開，未興自由行，去過日本幾次就自稱日本達人嗎？Come on.

作者當然亦陰魂不散地嘲諷梁天琦和黃台仰：嘲諷梁天琦的團結奮進性格，後來在警察內部都同樣出現。這樣的關聯寫作，就像猩猩和人類的基因很相似，所以我認為《明報》這篇文就是猩猩所寫；黃台仰去了德國流亡，作者就諷刺本土派明明「反移民」，到頭來卻要由德國的「國際主義」救助 — 這是販賣無知，黃台仰和很多人從來沒有一刀切反移民，他們是反對無限制、反對香港無權審批、反對本地人變成二等公民。

香港在無自身審批權力下硬生生塞入了百多萬外人，跟龐大的德國收容了兩個香港人，有可比性嗎？兩者造成的影響，能跟百多萬人在一個彈丸之地相比嗎？黃台仰李東昇作為難民，要循規蹈矩，要學德文，是難民，是客；中國人的母國，擁有香港主權，再背後有一個要殖民溝淡香港人的長期政策，跟德國可以相比嗎？香港人有殖民德國之嫌嗎？拿難民和單程證去比根本比喻不倫，我們香港人可沒反對酷刑聲請。

也許是 2010 年以來的左翼社運，在這個運動並沒有特別的發言權和主導力，內心也有一點不舒服，死剩的，就在中國病毒爆發的時候抓緊機會批評香港人。他們也變不出甚麼新玩法，都是罵香港，拿去外國賣；拿外國做權威壓我們，爭自己的話語權。這便是《萬曆十五年》所說的「訕君賣直」，嘲笑自己人，來顯示自己的正直，再拿去外國賣，這也是他們圈子的貨幣。

有意義的變革ㅤ是不會每個人都開心的

到最後左翼的狂想還是「我們何不把這個反抗運動的身份認同提升，跳開民族論」，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國族或民族觀念，這是他們的社科宗教信仰，卻包裝到好像理性。就算明知「我們是香港人」的認同根本是政治的基礎，也是二百萬人的抵抗能支撐下去的唯一所持。他們呼籲解放覺醒，但一群人走在解放覺醒的道理，就會形成敵我親疏；左翼繼而不喜歡群體界限，不喜歡到寧願香港一齊沉淪，變成第三世界，也不願看見任何國族先獨自解脫。

所以他們不喜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喜歡《願榮光歸香港》，不好意思大力批判 2019 年以來的運動，於是滿懷心事重覆自己始終認為「運動蘊藏種族主義排外氣息」，以示自己沒有同流合污（擁抱獨一無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

他們也不喜歡梁天琦，但左翼進步份子太過封閉，太舒適，總是不理解自己批評的東西。也許梁天琦終會變成跟他們一樣，到時左翼和自由派會說，他馴服了、他改好了，放棄了排外和種族主義。梁自始至終都在別人的誤解中，多可憐。

就像港漂也總是有兩種，一種是放下前塵，積極融合；一種是永遠的貌合神離，一天到晚想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卻總是要以中國人的本位來重寫香港精神香港價值，來令他們自己舒服。

鍾、黎、何以及一些思想乖辟的左翼，早就已經選好了自己的路線；香港作為國族，亦已選好自己的路。前者會不斷批評和搞破壞，雖然一個主體總需要反題。政治運動不是賣雪糕，Nation building 亦往往不是 happy ending，它帶來血與火而不是奶和蜜；過程中會有人不開心，不會所有人都很開心，特別是世界公民或華心未泯者。

〈告白〉

除非你嫁臺灣人，除非投資移民，除非你在臺灣讀書，除非有雇主願意用超過在地人一倍的薪水雇用你，花幾個月時間跟移民署溝通為什麼要雇用作為外國人的你，再向政府課稅30%（你自己繳的稅金），否則香港人沒辦法在臺灣打工。

離開家人和相交了十幾年的好朋友，遠離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圈子，隻身來到臺灣，某程度算是破斧沉舟的一個重要決定。

我一直是單人匹馬走過來。在這裡，我沒親人，沒事業，沒朋友，一切重新開始。就算後來遇到本來在香港有過交集的蔣爸，遇到好同學，遇到好朋友，遇到好鄰居，但當你遇上問題時，最終還是必須靠自己去解決。沒有人有義務必須對你好。

但我還是遇到很多願意主動伸出援手的好人，他們主動給我介紹朋友，讓當時剛在臺灣起步的我，有機會用香港公司的名義，協助花蓮縣政府推廣旅遊。有遠從馬來西亞的網友，邀請我編寫電影大綱，還給我轉介大陸的案子。也有臺灣的朋友很熱情地轉介我企劃案，幫助我積存了一些存款，得以有機會在臺灣繼續生活。

從一開始因為怕很快花光存款，而在家裡囤積大量的地瓜馬鈴薯跟泡麵，到後來可以輕鬆外出用膳，這所有的所有，都要感恩身邊一直出現貴人，感謝一直在網絡上陪伴我，鼓勵我，給我留言、轉發和點讚的你們（你們的支持很重要，留言跟轉發量直接影響接廣告的機率跟廣告費）。

2016年的元旦，我拐著腿到心地日常跟蔣爸蔣媽一起跨年，他們是當時我在花蓮唯一認識的朋友，某程度也算是我在花蓮的親人。因為，我再沒有別人了。破曉時分，我拐著腿從北濱公園走回家，一個人在房子的一角，剪著紗布，強忍消毒藥水的刺痛一邊安慰自己一邊為自己換藥。因為是背負全家人的反對而選擇的道路，所以不能夠讓家人知曉受傷的事情。一如後來無數次的受傷跟生病，都是一個人默默吃藥和換藥，直到後來遇到蔡先生。

除了家人朋友的不理解，當然沒有缺少大部分人都面臨過的網絡欺凌。從一開始的困惑，到底自己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夠好，所以招到別人的討厭。是不是要我死了，大家才會願意停止攻擊（是沒有人叫我去死，但一直被霸凌的人受不了想要逃避難免會想到用死來「解決」問題），而每個晚上躲在被窩裡邊自我檢討邊掉眼淚到後來的釋然。

時間和歲月使我明白「與其在意不喜歡你的人，不如在意喜歡你的人」，慢慢從在意變成接受再變成不會因為沒有意義的言論而在心中泛起波瀾。

與其想盡辦法令不理解你的人喜歡你，不如為喜歡你的人努力成為更優秀的自己。

曾經因為被攻擊和一直無法繼續向前推進而顯生過放棄的念頭，但只要想到那些支持我的人，就又會萌生出「如果我這樣就放棄了，就會辜負了他們對我的期待」。與其說是為了自己而繼續前進，不如說是為了不辜負支持我的人，希望能夠用自己的例子鼓舞同年齡層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能從我的身上感受到夢想與希望。

從父親斷言我要移居臺灣就不要回家到偶爾會打電話對我說「女兒我想你了」，從媽媽說「一年後記得回香港」到「女兒只要你過得好一直在臺灣居住也沒關係」，從弟弟說「世界上只有一個金庸」到「姐姐你要加油！」從姐姐一開始的不理解到昨日她對我說「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心中翻起的波濤洶湧，當下特別感觸。

我一直是單人匹馬走過來。在這裡，我沒親人，沒事業，沒朋友，一切重新開始。但也因為這裡沒有別人，沒有了吵雜的聲音，不用管那麼多而感覺到活著真好，不用管別人活著真好。能夠真實地，如實用自己想要的方式活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很自私地沒有思考自己的未來，只是一心一意想著當一名職業寫作者，就算賺不到大錢，但起碼可以在孩子身邊陪伴著他長大也是很不錯的這個想法，而覺得像目前這樣的生活模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而活到現在。

如果要生小孩，比起小朋友的童年和傭人一起渡過，不如由作為媽媽的我陪伴他一起成長。這種想法一直根深在我的腦海裡。

以版稅、劇本版權費和廣告維生的我們是處於被動的，包括我們的收入，我們的時間，一直都無法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但相比起其他人，我們是快樂的，雖然放棄了安穩，放棄了穩定的收入，但能夠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把喜歡的事情變成我們的職業，不管最後有沒有達成目標，我們都是幸運跟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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