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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真正的十月驚奇 - 即將爆炸的「通共門」?
(本文完稿於10月11日,10月15日刊出,恰巧與紐約郵報同步。文長慎入)
川普選前染疫送院,被稱為美國大選中的「十月驚奇」。但是真正的十月驚奇要在接下來的兩到三週才會爆發,其內容足以令電視劇「紙牌屋」相形見絀。新驚奇會以各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方式呈現,「沛公」當然就是民主黨的拜登及其家族。
長久以來,美國一般人民並不關心國際政治和外交。因此,一向來的看法是,總統選戰中選民投的是切身的國內政策,投票行為與國際外交無關。蘇聯時期,美國選民從來沒有把哪位候選人的「對蘇關係」列為重點來考慮的;選民把對外關係交給白宮和那些全球主義者菁英,即使在韓戰、古巴飛彈危機、越戰、波斯灣戰爭等緊張時刻都不例外。
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國人世界意識的分水嶺,因為美國大陸本土第一次遭到外國襲擊。911當日,在北京是夜晚,世貿大樓倒塌時,我看到一起看電視的北京人那種「終於等到了」的評論,以及接下幾天中共默許的舉國歡騰。但當時美國可能沒幾個人意識到,中共終將視美國為主要敵人。19年後,2020年川普染疫入院,中國同樣出現了舉國歡騰,但雀躍的程度遠遠大於911。美國已經穩穩的坐上了中國的「主要敵人」寶座了。
2016大選中爆出的「通俄門」,可以說是美國大選有史以來第一次將外國勢力干預的現象,打造成為影響選情的一個主要因素。通俄門事件後,即使身處偏鄉的美國人,恐怕都已經意識到了,美國的內政,不是關起門來自家人就可以解決了,外國人的手是可以伸進美國家園的。選民對「境外勢力」的神經反應,經過了4年的調教,到了2020大選,敏感度已經遠超2016。過去兩年來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摩擦節節高升,使得選民對境外勢力的戒心,由莫斯科轉向了北京,由普丁轉向了習近平。整個氣氛,使得焦點由「通俄門」轉為了「通共門」。
「通共門」三塊硬碟 – 潘朵拉盒子裡的腥風血雨
中共多年來在美國的全盤佈局,過去半年受到了白宮的全盤打擊,從揭發技盜竊、終止孔子學院、機場逮捕中共情報要員,到全面清查在美中國人身份,到關閉休士頓領館,幾乎用上了所有的國安資安工具。
國際層面,白宮推動調查Covid-19病毒的來源以及傳播歷史。這部份的震撼力,以香港病毒實驗室的閻麗夢博士四月份逃亡美國,以專業報告及口述爆料,論證此病毒來自人造,掀起了輿論風波。
川普本人,在染疫前就已經無數次使用「中國病毒」(China Virus)這一詞,住院返回白宮後的第一場記者會,甚至用了「中國瘟疫」(China Plague) ,並一再宣示要找出病毒的來源並調查病毒從武漢傳播到世界的路徑。10月10日在第二場記者會中,不斷強調,中國必須對美國的疫情負責,並將付出高昂代價。
不僅此,川普的私人律師、以應對911恐怖襲擊知名的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自九月起就對外宣布已經掌握了有關病毒的完整證據鏈,但他建議稱之為「中共病毒」(CCP Virus),因為其與中國人民無關,中國人民也是受害者。朱利安尼在80年代擔任紐約南區檢察官期間,智慧的運用了一則冷門的法條 – RICO法條,三年之內一舉拿下紐約的五大黑手黨家族,而這是過去幾十年美國司法界都辦不到的事。他之所以能辦到,靠的是一個方法學 – 在起訴之前耐心的收集海量的、無可抵賴的關聯證據。(RICO 法案一舉收拾五黑幫的詳細過程,可見NetFlix 紀錄片《Fear City》,精彩絕倫)。
接下來的兩三週,人們將看到真正的「十月驚奇」,圍繞著所謂的「三塊硬碟」展開。據江湖流傳,這三塊硬碟的內容分別為:中共家族分佈在海外的巨大髒錢;中共在美國的特工情報及統戰佈線;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家族收受中共數以百萬計甚至數億美元利誘的項目、金額、牽涉到的各界人士及金流。硬碟的內容在選前會被爆出多少,目前還不得知,不過從朱利安尼每日擠牙膏的方式和口氣來看,即使只需要爆一小部份證據,就足以震動中南海以及大選選情了。這不會是一般的爆料,而會是具有嚴格司法標準的證據呈現。
雖說是江湖傳聞,但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堅實證據的。10月8日,CNN報導了前共和黨募款要角艾略特.波伊迪(Elliot Broidy)認罪的新聞,罪名多多,其中包括了為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布的1MBD(一馬公司)億萬受賄案關說、為1MBD背後的中共代理人劉特佐(Jho Low)脫罪(可參考《鯨吞萬億》一書和Netflix 紀錄片1MBD),還有,在中國接受中共數以百萬計的報酬、用來關說川普總統、司法部、國土安全部遣返「爆料革命」推手郭文貴。
早在波伊迪認罪前,他的同事尼基戴維斯(Nickie Lum Davis)及喬治希金巴森(George Higginbotham)已承認相同罪名。最妙的在下面:今年8月17日,夏威夷州檢察院另案起訴了戴維斯(案號20-00068JAO),起訴書長達43頁,內含上述所有內容,但外加了一整串鉅細靡遺、有人、時、地、物的被訴人證言,包括了數以千萬計的金流如何在幾位(尚未透露姓名的)美國政要之間流動。更駭人聽聞的是,當事人證言中描述了習近平在海湖莊園與川普用餐時,要求川普遣返郭文貴,之後中共某部長級特工提了另一誘因:如果川普答應,北京可以提供有關朝鮮的情報作為回報。還好,川普後來直接拒絕了習近平的要求,否則今天的朱利安尼就不可能發動真正的「十月驚奇」了。
就在夏威夷起訴書公佈的次日,川普陣營的側翼大將史帝夫班農,在郭文貴的遊艇上被逮捕,奇特的是,前來執法的不是司法部人員,而是美國郵政系統的人員。而就在8月16日,夏威夷文件露面的前一天,川普由於不滿意郵寄投票的方向,公開破口批評了郵政總長。班農於被捕次日獲保候審,然後開始與朱利安尼同台連續強打,準星設在病毒來源、投毒可能、華爾街與中共的勾結、兩黨政要與中共的利益輸送、中共在大選中的統戰佈局,如何通過RICO法案收拾中共幾大家族,然後就是最新的宣示:準備起底拜登家族長期與中共利益交換的證據。
中共內的習派和反習派,對此詭異事件的來龍去脈,肯定都是肚子裡雪亮。江湖傳說中的三塊硬碟或其內容,究竟是由中共哪一派、哪幾個人流到美國情報、司法部門手中?政治意圖為何?凸顯的是中共內部鬥爭,還是某派覺得川普當選對該派比較有利,還是某人覺得中共氣數已盡,要死一起死?都有可能,我判斷一年內應該可大致知其真貌。
情節實在太交錯曲折,就在10月10日川普出院記者會中大肆歸咎並威脅中共之後,他的愛將班農,卻破天荒的在節目中抨擊川普,幾乎可以用破口大罵來形容。班農赤裸裸的警告川普,對中共的可怕及邪惡,若再用口炮方式而不採取一刀斃命行動的話,若再受到白宮內的姑息派、華爾街的熊貓派遊說的話,川普有可能輸掉這場選舉。這番話不是隨便說的,班農過去在公開場合,只會誇川普,從不批評川普,此番暴怒,必定是事態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班農不是一般的選舉智囊,在保守派、宗教界、民粹界享有巨大影響力,2016年大選時,他在距離投票日僅僅8個月時,才答應川普進場幫忙,帶進了巨大動能,後來使得川普險勝的幾個主要政策,都出自他手。
班農過去列舉的一刀斃命行動涵蓋許多層面,諸如前白宮國安會長波頓建議的軍事強拆中共南海軍事設施,朱利安尼所提的通過RICO法案一舉凍結中共家族及高官的海外資產,電子攻破中國的網路防火牆等等。但在十月十日他拍桌子開罵的時候,他只提了一條:立刻封鎖中共使用美元。
班農、朱利安尼以及背後一票重量級的黨、政、經、軍實力人士,之所以如此著急,因為他們相信手頭掌握的鐵證已足以證明:病毒是中共製造的,擴散是定點投放造成的,全球疫情是一場中共超限戰下的生化戰爭,而在剩下的僅僅三週內,中共可能再度發動某種奇襲,使得川普輸掉選舉。
未來兩至三週,川普必須做出他總統任內幾樁最難做的決定:「通共門」的資料和證據要放出多少,如何放出?要不要如班農所責難,對中共做出扼喉一擊?最讓他為難的是,以上兩個動作都極有可能造成股市崩盤,不管是出自投資人的恐慌還是華爾街熊貓派的操作。他相信股市是他的票源業績,而班農卻恰恰持相反看法:川普應該拿出三月份宣布自己是「戰時總統」的氣魄,果斷行事,才會得到選民的真正支持,而不是僅僅打口炮、住院四天就出院。
相信川普是個自拿分寸的人,但政治的水太深了。據稱,除了情報部門、司法部和白宮,眾院的民主黨議長佩洛西也收到了「三塊硬碟」中的材料。雖然大選日距離現在只有兩三週時間,但從現實上看,投票結果帶來的不定性因素,衝擊力可能延宕幾個月。誰敢說在這期間美國政壇內部、或美共之間,不會擦槍走火呢?
(本文原刊於今周刊1243期)
香港菁英會國情班 在 政變後的寧靜夏午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
香港菁英會國情班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習帝說要「有效影響國際輿論」,香港就有班社會賢達去外國「篤魁」光榮冰室】
中國人新移民教授黎明夥同其夫鍾一諾,在醫學雜誌《刺針》發表評論,批評疫症中有香港人的防疫意識與中國(和普通話)族群關聯起來,例子是知名黃店光榮冰室「不招待中國人」的告示。文章發出 4 天後,香港平機會就找上光榮冰室,表示店家「可能會被檢控歧視」。
是甚麼學術論文?
告洋狀和出口轉內銷,在這個崇洋媚外的殖民地並不少見。究竟黎明和鍾一諾的文章是否直接促成光榮冰室遭迫害,先不必一口咬定。我們看一些事件背後的人事和結構。
首先黎鍾二人的文章,連同標題約 469 字,是 correspondence,即信件、通信,類似「讀者來函」,不是鍾一諾介紹時說的「學術文章」,也不是「論文」,不是 SARS 病毒基因排序之類的學術論文。
其次,《刺針》的亞洲內容編輯,是一個名為 Helena Hui Wang 的中國人。中港台發去的文章,或內容相關,大概都是由中國人來審。一向被世界體系迫害和無視的台灣公共衛生界,一向批評這個現象。世衛受中國強烈影響,偏頗無極限,其他機構亦不會有例外。你談西藏新疆,很敏感,多數因為不同原因消失;但說香港人歧視、鬧西方歧視中國人,西方的政治正確和中國的政治正確都符合了,犧牲的只是香港。
這個問題其實遠非「大外宣」那麼簡單。一些人慣於默默衝撞禁忌,被打壓、被滅聲,一些人則衝撞受害者來取悅權力和具有權力的知識。《刺針》上一次涉及香港的內容,是一月間發表的一個心理學研究,對比政治動蕩下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再上一篇,是去年在理大之戰救急扶危的醫生文德麟 Darren Mann 所寫,批評警方拘捕醫護人員,遠低於國際人道慣例,在文明國家聞所未聞。
進路的品位之分
對比之下,你就能看見所謂問題意識和關注點,有品位之分。以上的立論或研究,要不有重大的第一手經歷,要不是嚴謹的科學研究。黎鍾的文章,則近乎無的放矢,充滿社科宗教味,而且關懷的對象僅限自己。
當然沒有人規定不可以只關心自己。只是長期下來,足以令學者形象由研究學問的人,還原成另一種群學阿世、出入名利場之人。在去年政治形勢火紅火綠之際,在一個私人討論會上,人人都在說一些宏觀實際的政治形勢研判,何式凝則在不斷訴苦說自己因為害天水圍 80 個手足被捕,而遭「網絡欺凌」,令人失笑。
那一次就當何式凝只是一時未調適好情緒,但到了將近半年之後,何式凝仍然喋喋不休,繼續透過外媒批評自己受到恐亡恐嚇、相貌攻擊,謊稱自己只因「質疑勇武手段」就被批評,將自己鑲嵌入一個「女性受額外壓迫」的框架,假裝無辜,卻隱瞞了天水圍事件才是一切的原因。
何胡言亂語甚麼「運動歌頌激進這種傳統的男性價值」,其實何知不知道,前線有大量女人?「激進」為何會與男性聯繫起來?言則「和理非請願絕食」就是女性式抗爭?究竟何式凝知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預先批判是甚麼玩法?
全球的病毒數字,不是武漢最高嗎?對武漢乃至中國人戒懼,何罪之有?對中國人戒懼不等於就對其他人掉以輕心,只是對中國人更加高度留意罷了;其次,中國不准香港封關,民間就自救,包括對中國人敬而遠之,就被究責「要反思及正視內心深處恐懼的投射」,但有沒有聽過他們好發高論之餘,爭取或至少呼籲特區政府拿回權力,切實封關?有沒有究責北京中央政府不要再繼續隱瞞數據,讓香港人(和其他人)掌握疫情,以免恐慌?
或許有,也許沒有,但用力分別很大。究責北京,不會有光環,太出位可能危及教席;出力究責毫無權力的香港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學術文章」刊登在外國學術雜誌,用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鬧香港的反對運動,分分鐘拿外國人權獎,因為你的東西符合西人一小撮學術菁英的口味。用力做甚麼、做甚麼不需太用力,聰明人都懂得。如果北京和中國人有做好本份,我們反應不合理,那你才來矯枉我們,ok?
對歧視和種族仇恨好反感?新疆集中營、西藏打壓宗教,真正的東西,又不見他們用吃奶力,在學術圈子呼籲 spotlight。去年,中國人製作了一隻殺香港人、「打曱甴」的遊戲,這些是不是種族仇恨?他們或會說,這只是一部份人,不代表全中國,中國也有好人的;那香港的歧視比例有多少?有統計嗎?如果說不能因為一些中國人染病,就定性整個族群;一些香港人敬中國人而遠之,怎可以定性香港的防疫就是「fuelled with prejudice agains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病毒如果來自非洲而我們針對中國再來話我們歧視吧。
「歧視」、「仇恨言論」等概念,是美國、歐陸作為多民族帝國而產生的機制,在香港並不適用。香港的族群構成並非完全單一,但遠比歐美中國來得單一。動不動就將香港人的行為視為歧視偏見種族主義,乃強搬外國情境置於香港,削足就履,扭曲港情來供外國理論發揮。這十年,香港人針對水貨和奶粉等物資的抗爭,屢被抹黑為種族歧視兼法西斯再現,就是一個將中國人視為黑人、香港人視為白人的錯誤類比。這些人並沒有以一個香港人的角度貢獻學術技能、詮釋真相,反而附合不明港情的歐美白人,硬塞種族歧視的教條,乃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奴才。
當然他們並不委屈,他們得到境外支持,因而可以出口轉內銷。香港是殖民地,不只是權力,更在腦袋。這裡的人不是以中國人的心態來視物,就是以白人的心態視物。這種志得以滿的「自我否定」,正是殖民地產物的精華所在。
武漢爆發奪命病毒,習近平親自下令,「要做好社會維穩工作,有效影響國際輿論」,所以全世界的天朝主義同路人,就趕著出去製造「中國人被歧視」的歪論,從道德高地炮打各個主權國家和個人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轉移中國隱瞞疫情、資訊不透明、劣跡斑斑,才是所有地方敬中國人而遠之的理由。全球都是中國的受害者,進步份子卻趕著去檢討受害者,厲害了。
訕君賣直者
最近《明報》也有類似的進步文章〈疫症觸發的香港運動陰暗面〉,作者說自己去歐洲和「反政府的基進組織」交流,不懂回答為甚麼有人舉美國旗、有人用 Pepe,諸如此類。作者當然透露出他有很多東西看不慣的新時代東西,但他的反感卻是奉著「國際行動者」和「國際人權運動」的境外權威。我不知道香港人魚死網破、被姦殺被墮樓,死傷無數之下,還要花心思符合那些「國際人權運動」的標準。我們符合了,運動就會成功嗎?
我們不符合,就代表我們應該自殺?Do you think we care? 我們有定性過這是國際人權運動嗎?長大吧,我們這樣一個全民參與沒有大台的運動,就一定要符合某些脫離現實的小派系的小眼睛小視野?憑甚麼這樣要求?拿國際來說事?這是 2020 年了,資訊爆炸,我們可不是不懂國際要靠「啟蒙代理」去分派「外國在說甚麼」。去歐洲見「反政府基進組織」,就來指指點點看不慣?那不是等於七八十年代,民智未開,未興自由行,去過日本幾次就自稱日本達人嗎?Come on.
作者當然亦陰魂不散地嘲諷梁天琦和黃台仰:嘲諷梁天琦的團結奮進性格,後來在警察內部都同樣出現。這樣的關聯寫作,就像猩猩和人類的基因很相似,所以我認為《明報》這篇文就是猩猩所寫;黃台仰去了德國流亡,作者就諷刺本土派明明「反移民」,到頭來卻要由德國的「國際主義」救助 — 這是販賣無知,黃台仰和很多人從來沒有一刀切反移民,他們是反對無限制、反對香港無權審批、反對本地人變成二等公民。
香港在無自身審批權力下硬生生塞入了百多萬外人,跟龐大的德國收容了兩個香港人,有可比性嗎?兩者造成的影響,能跟百多萬人在一個彈丸之地相比嗎?黃台仰李東昇作為難民,要循規蹈矩,要學德文,是難民,是客;中國人的母國,擁有香港主權,再背後有一個要殖民溝淡香港人的長期政策,跟德國可以相比嗎?香港人有殖民德國之嫌嗎?拿難民和單程證去比根本比喻不倫,我們香港人可沒反對酷刑聲請。
也許是 2010 年以來的左翼社運,在這個運動並沒有特別的發言權和主導力,內心也有一點不舒服,死剩的,就在中國病毒爆發的時候抓緊機會批評香港人。他們也變不出甚麼新玩法,都是罵香港,拿去外國賣;拿外國做權威壓我們,爭自己的話語權。這便是《萬曆十五年》所說的「訕君賣直」,嘲笑自己人,來顯示自己的正直,再拿去外國賣,這也是他們圈子的貨幣。
有意義的變革ㅤ是不會每個人都開心的
到最後左翼的狂想還是「我們何不把這個反抗運動的身份認同提升,跳開民族論」,他們本來就不喜歡國族或民族觀念,這是他們的社科宗教信仰,卻包裝到好像理性。就算明知「我們是香港人」的認同根本是政治的基礎,也是二百萬人的抵抗能支撐下去的唯一所持。他們呼籲解放覺醒,但一群人走在解放覺醒的道理,就會形成敵我親疏;左翼繼而不喜歡群體界限,不喜歡到寧願香港一齊沉淪,變成第三世界,也不願看見任何國族先獨自解脫。
所以他們不喜歡「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喜歡《願榮光歸香港》,不好意思大力批判 2019 年以來的運動,於是滿懷心事重覆自己始終認為「運動蘊藏種族主義排外氣息」,以示自己沒有同流合污(擁抱獨一無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
他們也不喜歡梁天琦,但左翼進步份子太過封閉,太舒適,總是不理解自己批評的東西。也許梁天琦終會變成跟他們一樣,到時左翼和自由派會說,他馴服了、他改好了,放棄了排外和種族主義。梁自始至終都在別人的誤解中,多可憐。
就像港漂也總是有兩種,一種是放下前塵,積極融合;一種是永遠的貌合神離,一天到晚想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卻總是要以中國人的本位來重寫香港精神香港價值,來令他們自己舒服。
鍾、黎、何以及一些思想乖辟的左翼,早就已經選好了自己的路線;香港作為國族,亦已選好自己的路。前者會不斷批評和搞破壞,雖然一個主體總需要反題。政治運動不是賣雪糕,Nation building 亦往往不是 happy ending,它帶來血與火而不是奶和蜜;過程中會有人不開心,不會所有人都很開心,特別是世界公民或華心未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