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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戲曲中心演唱《帝女花》之〈庵遇〉後感
文章日期：2021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好少在本欄提及我的私人生活，但今次要破例講一件非常興奮和感恩的事情。本周二，非常榮幸，竟有機會在「普樂藝會」姚志明老師領導下，與一班好同學和星光熠熠的大老倌，一齊在非常漂亮的戲曲中心演唱粵曲！

對粵曲的興趣可說來自隔代遺傳，我從未見過的祖父，在鄉下是專業唱戲的。約10年前，經過大會堂，見到「普樂藝會」的海報，我就去了報名加入。

實在慚愧，雖可說學藝多年，因為懶惰，從未學好工尺譜基本功，只是一直念口簧。後來更因工作太忙而停了近8年，最近半年才臨急抱佛腳，再次操曲狂練。但因資質實在有限，所以進度甚慢，在此實需要感謝姚老師和我邀請的年輕名花旦王潔清小姐（多才多藝，亦是編劇家），和一眾樂師及陪我唱歌的同學們的無限耐性和指導。

今次演出源出自兩年多前，在「普樂藝會」的周年晚宴上，跟姚老師聊到當時剛落成的戲曲中心，我就表示極力鼓勵和支持我們曲社去申請一個演出檔期。出口容易，但辛苦了一班好同學，開始了漫長和艱辛的籌備過程。我需要對廣大香港市民道謝，戲曲中心的建築成本高達27億元，現在我們這些票友，竟可只花10萬元不到，就租到此世界級歌劇院，非常物超所值！戲曲中心的排期當然非常長，也有一定水準要求，但絕對接受業餘團體申請，開放度和使用率，都遠高於香港單車館！

港治疫成功 演出兩延期後終成功舉行
戲曲中心的建造歷史有點坎坷，亦有點爭議性。設計出自溫哥華華人建築師譚秉榮手筆，但不幸在2016年巡視工程時突然中風去世。後來劇院的英文名字「Xiqu Centre」，也曾一度引起激烈社會辯論。戲曲中心更有點生不逢時，2019年初正式啟用，開幕不久即遇上大型社會暴亂，到了2020年更碰上沒完沒了的疫情，大大影響整個演藝界。

我們的演出也幾乎以為告吹，結果兩度延期，超過一年時間，最後能成功舉行已算幸運，實需感謝香港治疫超成功。據了解，上演西方歌劇的紐約林肯中心的室內劇院仍未重開，但從5月起，就在室外搭了10個台舉行演出，有抄襲我們搭棚上演神功戲的嫌疑呢！

粵劇在2009年已被聯合國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香港和所有廣東人的文化瑰寶，非常值得保存和發揚光大。我一曲走天涯，今次唱了香港人最熟悉的《帝女花》之〈庵遇〉。《帝女花》當然是任白戲寶中之戲寶，亦是唐滌生先生的四大名劇之一（其他三套為《紫釵記》、《牡丹亭驚夢》及《再世紅梅記》）。《帝女花》原劇本出自清代崑曲劇作家黃燮清，後來由唐滌生改編而成。《帝女花》的故事感人，不止受到中國人歡迎，原來早在清末已傳到日本，且長期有演出此劇（但不知是以何形式，Kabuki還是Noh？）。據說，任劍輝和白雪仙兩位，在一次日本旅行中，偶然碰到此劇演出，從而啟發他們把《帝女花》帶回來，鼓勵唐滌生先生改篇成粵劇。

如此故事是真的（如有讀者認識白雪仙女士，請幫忙印證一下），實在非常傳奇。我認為此故事可信性頗高，因為早期的粵劇其實可算頗國際化，包容性也很強。粵劇的歷史不到200年，對比超過600年歷史的崑劇不算長，最有名的明代崑劇作家湯顯祖，跟沙士比亞是同一時期的人，且同在1616年去世。最初的粵劇演出方言其實並非粵語，而是所謂的古腔官話（又稱中州話），反而較接近北方方言。現代粵劇的改革歷史更短，都是始於1920年代的，主要推手為在香港土生土長，曾就讀聖保羅書院的薛覺先先生（白雪仙的父親白駒榮亦重要）。改革包括引進大量西洋樂器如小提琴、色士風，甚至結他等等，但亦有帶入北方的鑼鼓和北派表演藝術。樂曲方面加入大量豐富旋律的小曲，有些甚至來自西方，演唱方言改為主要粵語，男角從高八度音的子喉改為平喉（感激），亦開始容許女性參與演出，毋須全部女角用男生反串。薛覺先的劇團，也培養了多位著名劇作家，包括南海十三郎和稍後期的唐滌生等。

其實這批早期粵劇改革者都頗西化，不止薛覺先念番書，南海十三郎更曾是港大醫科生，唐滌生原名唐康年，滌生只是他英文名Dickson的譯音名字！唐滌生曾在非常洋化的上海讀書，除編劇，其他興趣包括畫西洋水彩畫和看荷李活電影。他們這批人的創作靈感來自全世界，並無特別國家和文化界限。當年粵劇流行地域非常廣，除粵、港、澳為中心點外，南洋以至北美和歐洲華僑，都以廣東人居多，所以各大老倌經常到全世界演出。李小龍爸爸李海泉為粵劇名伶，正因在1940年去了美國演出和避戰亂，李小龍才會出生於三藩市。

改革粵劇四大建議 助傳承創新
其實粵劇在今天的香港和廣東仍頗流行，我參與了之後才發現有那麼多的志同道合人士。除年紀較長人士外，喜見原來也有不少年輕的專業粵劇表演者和樂師，演藝學院和八和會館更是功不可沒。最近發現有些大老倌，甚至有專門開班教導只幾歲大的小朋友！

任何文化藝術都必須有生命，有傳承和創新，粵劇也當然不例外，需要更多新的好劇作。讓我大膽提出數個繼續改革的建議：

1.傳統曲牌如《秋江月》和《妝台秋思》等固然好聽，但我認為不應不停翻用。我建議每齣劇都必須創造一些新的樂曲。情况如百老匯劇一樣，無論Phantom of the Opera和Cats的歌曲有多好聽，Andrew Llyod Weber是不會翻用這些旋律的。但我的意思並非完全放棄非常優美的中樂pentatonic scale（五聲音階）和較簡單的harmony（和聲），其實我反覺得模仿交響樂團的現代中樂團有點不倫不類。但在中樂的音律基礎上，應該也有大量創作空間。

2.我絕對覺得中國戲曲的藝術性高於傳統西方歌劇，因為包含唱、念、做、打，絕非如西方歌劇般，主要演員只懂行來行去唱歌。所以我認為未來的粵劇應提升舞蹈、做手，以及我的至愛北派的佔比和重要性，給予觀眾更多的視覺享受。當然服裝、化妝、燈光和舞台設計亦非常重要。

3.現代人的生活習慣網上化和碎片化，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無論傳統粵劇藝術家多麽喜歡四小時長的現場舞台表演，我認為必須縮短表演時間至約兩小時，甚至編寫一些更短的劇目（不一定是折子戲）。近日我發現在疫情期間，八和拍製了一系列介紹粵劇各方面藝術的短視頻，是個非常好的計劃。但我認為連正式粵劇表演也應大量放到網上做推廣，粵劇的整個商業模式都需要重新考慮，從只靠現場門票、票友和政府資助，加上新的網上流量和收費模式。

4.最重要的是，中國包括香港，需要盡快開關，重啟正常的人民、文化藝術、學術、生意和外交旅遊。封關愈久，中國與全世界的隔膜愈加嚴重，加上中國互聯網並非完全開放，本已在惡化的美中關係，在切斷絕大部分實體交往後，情况變得更差，甚至更危險。

內地近月政策 似墮圍城受困心態
除此，一如我數月前的警告，中國切忌因封關而墮進圍城受困心態。近日所見的一些政策，就不幸有此味道。我再次提醒，不可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必須鼓勵中國企業（和人民幣），包括互聯網平台企業，盡快衝出國際。說什麼不想超越美國，只想超越自己，聽來有點道理，但其實誤解了中國互聯網企業需要走出國門的真正原因。互聯網就是最強大的新媒體，如中國全面放棄全球競爭，美國互聯網巨頭，更將長期壟斷全球傳媒和大部分人的腦袋，他們對世界的認知都是經過美國傳媒的五稜鏡。美國擁有絕對性的媒體控制，再加上中國無意放開資本帳，提升人民幣地位，所以才能支持美國無道的長期QE和其他不合理貨幣和財政政策。換作沒有超級傳媒控制權的古羅馬帝國，如此誇張的印鈔，可能早已引發金融危機！然後有了無限的印鈔權，才可負擔更誇張和極端的「9 Power Standard」軍事開支！

粵劇界只是整個社會的極小一份子，但亦是一個縮影。明年我們曲社又訂了戲曲中心作三場表演，老師幫我約了全中國最有名的花旦之一蔣文端女士與我合作。我誠惶誠恐，但當然非常興奮，只期望早日通關，明年能夠成功演出！

如能與全世界恢復通關，我甚至夢想我們曲社能遠征歐洲，在維也納黄金音樂廳（Goldener Saal Wiener Musikvereins）演唱中國粵曲！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今日信報專欄
香港是我們的家. 這個家最特別的地方是中不中, 英不英; 又或者可以說是又中又英.

香港的’又中又英’文化是好過瘾的, 過癮的地方是她混得剛剛好, 你看全世界有幾多個地方, 又中又英, 混在一起可以像香港那樣的有型有款? 東南亞好多國家, 例如星加坡就混得有點老土了.

香港是的本土文化就是一種雜種文化, 廣東最早, 後來又加入一些上海, 還有南洋的, 當然少不了英美文化 .越混越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是香港.

所以要保存香港本土文化就是不要讓一方獨大, 也不要封鎖自己, 要繼續開放.

但是文化保存最大的敵人之一就是後繼無人. 香港一直在保留中華文化方面比大陸都做得好, 因為我們沒有經過文革的洗劫, 英國殖民地政府亦沒有清洗過我們的文化肌理, 但是現在中華文化面對最大的敵人是年輕的一代對它失去興趣.

嶺南大學　與香港藝術學院過去三年, 在賽馬會的支持下, 舉行了” 非物質文化遺教育計劃” . 什麼是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 包括 紮作、長衫製作、剪紙、吹糖、 麵塑、木傢俱製作技藝. 今年會再加入三個新項目, 包括廣彩, 白鐵, 蒸籠製作技藝. 計劃糅合傳統工藝與當代藝術創作, 讓工藝大師與藝術家攜手進入校園, 向中學生以及成人學徒直接傳授手藝, 分享經驗和心得. 目的當然是希望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總結過去三年的經驗, 這個計劃已成功為九個特選非遺手工藝項目合共培訓了45位成人學徒, 而且在中學開辦了有系統的傳承課程, 讓超過7,200名青少年透過體驗式學習親身經歷傳統手工藝的製作過程.

所以賽馬會, 香港藝術學院和嶺大確是做了一件大功德, 把傳統手藝modern化, 為中華文化的保存出了很大的力 @hongkongart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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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