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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雖然一帶一路帶給中國龐大的債務，不過中國還是可以間接或直接掌控債務國的國家資產或建設，在許多國際組織，債務國在多項投票表決議題也都會支持中國，國際外交從來都是一門好生意，大家各取所需」

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雖然替許多國家興建基礎建設，但後者還不出錢而被迫將港口等重要命脈經營權讓給中國企業的消息不斷傳出，The Asia Times報導，寮國舉債投資多項湄公河水電項目，以及耗資60億美元的高鐵計畫，連接中國雲南省與中南半島。

高鐵工程費用約60％是寮國向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支付的，剩餘的40％則由一家中寮合資公司支付，中資擁有該公司70％的股份，寮國僅擁有剩餘的30％。寮國政府從國家預算撥款2.5億美元，並從中國進出口銀行進一步貸款4.8億美元，以負擔該國持有的份額，然而寮國的財政日益困難，穆迪評級機構（Moody's）8月將該國的評級從B3降到Caa2，從「中性」降級到「負面」，寮國的外匯儲備剩下不到10億美元，低於該國每年積欠的債務，使該國瀕臨主權債務違約。寮國財政部已要求其最大債權國－－中國允許重組其債務，以避免違約，寮國政府拋售國有資產，但仍不夠解決國家的財務困難。

9月初，寮國被迫將國家電網的控制權移交中國南方電網公司（總部設在廣州），值得注意的是，寮國大部分的發電量不僅將出口到中國，還將出口到泰國和越南等鄰國，這意味著中國將間接獲得這兩個鄰國的商業和戰略影響力，寮國向中國借巨款興建的高鐵也不是為了該國服務，這項工程「是建立連接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鐵路網絡的第一步」，寮國的人口只有730萬，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沒有適當道路通行且經常沒有常規電力的小村莊中，因此，該國民眾幾乎不會使用這條鐵路。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東南亞計畫資深研究員Murray Hiebert指出，中國自2013年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企業與東南亞國家簽署興建鐵路、橋樑、水壩以及經濟特區等諸多協議，然而當中不少計畫因貸款額度的協商、環境疑慮與貪瀆事件爆發而進展緩慢，中國的「一帶一路」從馬來西亞到菲律賓無一不遇瓶頸，自2013年起的5年間，中國在東南亞進行中或已完成的項目總計達2000億美元，不過此數據似乎過度膨脹。

事實上中國面臨啟動計畫的一籮筐問題，借貸方應支付中方銀行多少利息、當地政府或企業將持股多少等議題往往協商多年；因建設之需的強徵迫遷或過低的土地補償，引發無數抗爭，許多民眾因而陷入貧窮。中國包商對環境破壞的漠視也導致相關政府中止部分計畫，貪瀆以及鉅額回扣傷害中國形象，並導致工程延宕。

馬來西亞 貪污摧毀鐵路計畫
在大馬前首相納吉2018年敗選後，繼任的馬哈地暫停並調查數件一帶一路計畫。其中規模最大者是斥資近160億美元的東海岸銜接鐵路 （ECRL）。

馬哈地懷疑納吉從中國國有銀行獲取虛列的貸款，並用以支付充斥醜聞的「一馬基金」債務。近一年後，馬哈地成功重啟ECRL談判，中國北京同意降低三分之一原價，並縮短鐵路路線。他也擱置3件經費達30億美元的石油與天然氣管線計畫等計畫。

印尼 高鐵計畫完工無望
2015年中國聯營企業擊敗日方，贏得全長145公里（相當於台北到苗栗）雅加達至萬隆高鐵興建合約，原訂2019年竣工的該計畫已遭延宕。首先是沿線農民不願放棄土地，再者沿線土地的炒作使成本從原先的55億美元上漲至61億美元。而今年初武漢肺炎疫情導致工程停頓。官員表示，2022年前該計畫完工無望。

為數龐大的中國勞工湧入，也引發印尼民眾強烈反彈。2年前，蘇拉威西居民與中國勞工鬥毆的兩支影片引起瘋傳。穆斯林勞工指控中國人不讓他們參加週五的禮拜。今年6、7月，蘇拉威西的學生抗議在礦場工作的中國人，呼籲政府將之驅逐。

菲律賓 基建承諾兌現無幾
2016年菲國總統杜特蒂勝選後訪問中國北京，並帶回價值240億美元基礎建設，包括鐵路、港口以及水力發電廠等投資計畫。4年之後，中國企業僅蓋了兩座小橋樑。一些計畫在中國企業取得菲國政府的建設指南後撤案；另一些在菲國官員審查社會與環境衝擊後遭駁回，有些則因中國企業募資困難而作罷。

泰國 泛亞鐵路幾無進展
泰國軍方2014年政變上台後同意4年完成從昆明至新加坡，中經寮國、泰國與馬來西亞的全長885公里高鐵「泛亞鐵路」。6年後，該計畫幾無進展。在歷經逾24回合的談判中，兩國在融資條件、計畫監督、土地使用權以及技術等問題僵持不下。

緬甸 港口建設原地踏步
2018年8月緬甸與中國終於達成縮減皎漂港興建計畫協議，讓中國北京勢力得以伸進印度洋。緬甸將成本從2015年前軍政府同意的70億美元降至13億美元，同時協商降低持股，最終中方持股70%，但迄今工程幾乎還未展開。同年9月，兩國簽署協議，興建中緬經濟走廊，以連接昆明、曼德勒、仰光以及皎漂港，該工程也幾乎沒有進展。

寮國 一半負債來自中國
預計2022年完成的泛亞鐵路寮國段斥資59億美元，約為寮國GDP逾三分之一。一個中寮合資企業從中國進出口銀行取得41億美元貸款，亦即該鐵路70％預算。但這項貸款僅是寮國對中債務的一部分，湄公河及其支流的水壩建設讓寮國積欠中國更多債務。國際貨幣基金（IMF）2017年警告，寮國公共債務2019年將飆升至66%，IMF將寮國的「債務困擾」水準從「溫和」調升至「高」，其中超過一半負債來自中國。

越南 一帶一路興趣缺缺
儘管亟需基礎建設，但越南不願太過捲入該倡議，以避免在南海爆發衝突時，給予中國太大的影響力，但2011年越南仍同意讓中國興建一條穿越河內市中心、長12公里的高架捷運，但該計畫進度嚴重落後，經費大幅追加。原本經費5.52億美元，其中中國提供4.2億美元貸款，但至2017年時，成本飆漲至8.9億美元，且尚未完全竣工。

柬埔寨 村民群起抗議多年
中國興建的柬埔寨最大水壩桑河下游二級大壩（Sesan 2 Dam），因迫遷村民前沒有進行徵詢、非法濫墾、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引發下游水質惡化等問題而引發多年抗爭。生活在水壩之上的近8萬居民預料將無法取得洄游魚類，此為其關鍵營養來源。

中國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每年進出口總額超過兩千億美元。中國也為非洲各地的道路、港口和鐵路等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幾十億美元的資金。中國武漢肺炎災難對非洲國家償還債務的能力造成障礙，同時降低了中國在海外投資的意願。

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韻說：「中國經濟因中國武漢肺炎而受到嚴重打擊，這絕對將削弱中國投資的能力，也無法以從前的速度繼續支持包括非洲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

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中國眾多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未來，包括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政府、銀行和民間投資者在2000年到2017年間，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約1460億美元的貸款。由於中國武漢肺炎，世界許多主要貸款方都在呼籲暫停償還或減免債務，因此，並不止一個非洲國家如此歡迎這一呼籲全世界減免債務的全球姿態，從中國方面來說，看法非常不同。首先，鑑於非洲國家欠中國的巨額債務，要中國免除這些債務，在財政上是否行得通，是一個關鍵問題，非洲國家今年總共積欠還本付息債務440億美元，全球主要的貸款機構已同意暫停窮國的還本付息。中國曾表示對這個想法持開放態度，但更傾向於和個別國家談判條件。

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一開始是抗拒的，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參與，比方說，債務談判或債務重組，或者甚至為非洲國家償還債務提供更長的欠債寬限期，但全面免除債務不太可能發生。

許多非洲領導人認為，借債對於建設國家基礎設施，來啟動經濟，讓人民擺脫貧困，至關重要，非洲領導人決定舉債來為不同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資助能源、道路等等，是因為這些是非洲大陸所急需的，中國已經同意削減77個國家的償債成本，今年平均免除2.6億美元。但，從長期來看，中國將如何因應非洲國家無法償還貸款的問題，仍然令人擔心。

https://www.storm.mg/article/2728625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399385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9-15/465418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1910-1911 他如何對抗中國東北的一場溫疫
值得今天我們景仰與學習

一個280歲的王朝，臨終前一年完成的大事。
《轉載》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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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滿清王朝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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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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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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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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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