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文摘:英國鬼才建築師Thomas Heatherwick 新作品》
* 《讓工作有趣的兩個方法》羅素
使工作有趣的有兩個元素:第一是巧技的運用,第二是建設性。
每個練有什麼特殊本領的人,總樂於施展出來,直到不足為奇或不能再進步的時候為止。這種行為的動機,在幼年時就開始:一個能頭朝地把身子倒竪的男孩子,在頭向天正式立著的辰光,心裏是不甘願的。
有許多工作予人的樂趣,和以妙技為戲得來的樂趣相同。
一個律師或政治家的工作,其包含的樂趣一定還要美妙得多,正如玩橋牌遊戲時的趣味一樣。雖然,這裡不但有妙技的運用,也有和高明的敵手鈎心鬥角之樂。即在沒有這種競爭元素的場合,單是應付一樁艱難的工作也是快意之事。
一個能在飛機上獻本領的人感到其樂無窮,以致甘願為之而冒生命之險。
我猜想一個能幹的外科醫生,雖然他的工作需要在痛苦的情勢之下執行,照樣能以手術準確為樂。同樣的樂趣可在一大批比較微末的工作上獲得,不過強烈性較差而已。我甚至聽到鉛管工匠也以工作為樂,雖然我不曾親身遇見一個這樣的人。一切需要巧技的工作可能是愉快的,只消它有變化,或能精益求精。
假如沒有這些條件,那麼一個人的本領學到了最高點時就不再感到興趣。
一個三英里的長跑家,一過了能打破自己紀錄的年齡,就不復感到長跑之樂。幸而在無數的工作內,新的情勢需要新的技巧,使一個人能一天天地進步,至少直到中年為止。有些巧妙的工作,例如政治,要在六十至七十歲間方能施展長才,因為在這一類的事業中,豐富廣博的人情世故是主要的關鍵。
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七十歲時要比旁人在同年齡時更幸福。
在這方面,只有大企業的領袖堪和他們相比。
然而最卓越的工作還有另一元素,在幸福之源上,也許比妙技的運用更加重要,就是建設性。
有些工作(雖然絕非大多數的工作)完成時,有些像紀念碑似的東西造起。
建設與破壞之別,我們可用下列的標準去判辨。
在建設這件事情的原始狀態是紊亂的,到結局時卻形成一個計劃;破壞正是相反,
事情的原始狀態是含有計劃的,結局倒是紊亂的,換言之,破壞者的用意是產生一種毫無計劃的事態。這個標準可應用於最呆板最明顯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與拆毀。
建造一所屋子是依照一預定的計劃執行的,至於拆毀時誰也不曾決定等屋子完全拆除後,怎樣安放材料。固然破壞常常是建設的準備;在此情形中,它不過是一個含有建設性的整體中的一部分。
但往往一個人所從事的活動,以破壞為目標而毫未想到以後的建設。他大抵把這點真相瞞著自己,自信只做著掃除工作,以便可以重新建造,但若這真是一句托詞的話,我們不難把它揭穿,只要問問他以後如何建造就行。
對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必是模糊的,無精打採的,沒有重點的,不比他提及此前的破壞工作時說法又確切又有勁。
不少的革命黨徒,黷武主義者,以及別的暴力宣傳家,都是如此。
他們往往不知不覺受著內心仇恨的鼓動;破壞他們所恨的東西是他們真正的目的,至於以後如何,他們是漠不關心的。
可是我不能否認在破壞工作內和建設工作裡,一樣可有樂趣。那是一種更獷野的,在當時也許是更強烈的歡樂,但不能給人深刻的快慰,因為破壞的結果,很少有令人快慰的成分。
你殺死你的敵人,他一嚥氣,你的事情便完了,因勝利而感到的快意也不會久存。
反之,建設的工作完成時,看了令人高興,並且這工作的完滿也不會到達無以復加的田地。最令人快慰的計劃,能使人無限制地從一樁成功轉入另一樁成功,永不會遇到此路不通的結局;由此我們可發現,以幸福之源而論,建設比破壞重要多多。
更準確地說,凡在建設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要大於在破壞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因為你一旦充滿了仇恨之後,就不能再像旁人一般在建設中毫不費力地獲得樂趣。
所以人要治療憎恨的習慣。
—-羅素
* 理想的動物社會沒有盼到,而他們反倒落入了這樣一個時代:誰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動輒狂吠不止的惡犬到處橫行,你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你的同志在招認了醜惡罪行後,被撕成碎片——她不知道怎麼會鬧成這樣的。—-喬治歐威爾
* 羅斯福自一九三三年就任美國總統,提出一連串百日維新政策,使用的都是憲法裡賦予總統的緊急行政命令權。
到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在美國的聲望已經到達最高峰了。
什麼叫最高峰?零負評嗎?不是的。
他的主張等於是抓住社會主義裡某些重要精神,然後補足資本主義貪婪及製造災難後所形成的不平等;雖是資本主義,可是用了部分社會主義的精神。
這個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他兩邊都沒有討好。
美國企業界、政治菁英普遍認為他太左。
而哈佛大學──羅斯福的母校,現在在美國被認為是平等及自由精神的象徵──在當時三百週年的建校紀念會時,羅斯福走進去, 本來以為會迎來美國最高學府學生給予他的掌聲,但他面對的是噓聲!
學生以噓聲對他表達抗議。因為有很多社會主義信仰者認為,羅斯福應該以更符合民情需求的方案,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當時左派在美國校園裡已經開始萌芽。
羅斯福怎麼自處呢?他憤怒?委屈?或是討好年輕學子?都不是, 他一跛、一跛的走上台、發表演說,一如往昔,充滿自信。
他告訴學生們:
這個國家現在正步上經濟復甦的路途,我們當然會繼續尋求改善美國工人的工作環境;我們當然也會繼續為降低電價而努力;我們仍會繼續為年輕男女、殘疾同胞、失業保險、老年福利及女性保護等問題而努力。
但是我們才剛開始,有太多類似的問題要被解決,制度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年輕學子沒有耐性,他沒有說服這些學生。
但美國下層社會的人們心中,羅斯福是他們的英雄。那個時候羅斯福所到之處受歡迎的景象是:一位資深記者記錄小羅斯福來到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這個地方,車隊通過荷蘭隧道(Holland Tunnel)——連結紐約市跟紐澤西的一條隧道──洞口之後,如雷的掌聲已經響起,整個城市沸騰。
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舉目所見是一片搖動旗幟的人海。
當時在美國華府最重要的辯論,並不是我說的在哈佛大學,而是剛好與哈佛大學學生批評的方向相反,也就是「羅斯福把整個國家帶離資本主義太遠了。」
所以當哈佛的學生罵他:你還是在保護資本主義啊,你還是在保護貪婪的富人!但共和黨與民主黨參議員對他都有意見,認為他:太左了。
很快的,一九三七年進入羅斯福第三屆總統的競選活動。
選舉有時候是媚俗的,因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由老百姓決定國家未來。
當一個制度危機可能連專家都非常困惑時,人民怎麼可能有他們的理性分析、合理及最好的政治選擇?
面對一九三六年年底大選時,共和黨提出競選主張,最重要的四個字叫作「平衡預算」,在美國這可是天經地義。
他們認為,羅斯福拿太多國家的錢創造「新政」,留下太高的國家負債。
共和黨當時批評:美國正處於危急之秋,美國人的福利太高了,高到那些人根本不想工作,美國年輕人沒有任何前途、看不到未來,政府又有這麼高的赤字。
共和黨不是希望贏得總統寶座,他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打敗羅斯福, 他們要的是贏得參眾兩院。
但他們不知道正由於那一次的競選勝利之後,共和黨大贏了國會,他們真的如願以償:但代價是:華爾街股市因政府過早走向平衡預算,再度大崩盤,美國走向「二次衰退」,失業率又大升,美國做為世界經濟當時惟一的中心,世界經濟又再度被拖垮。
於是,大西洋這邊納粹主義達到巔峰:太平洋那端日本軍國主義羸得絕望社會的全面支持。美國平衡預算不到一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美國平衡預算剛好兩年又九個月,德國侵佔波蘭。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掀開序幕了。—-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 1940年二戰已經開打了半年,根據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8%的美國人支持同盟國,只有2%的人支持納粹;可是問他們要不要捲入這次歐洲戰爭,90%美國人說:不。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不存在的。美國眼看著納粹在整個歐洲連戰皆捷,不動如山。
美國不想捲入戰爭的民意,多麼的深入人心,幾乎在每一個美國人的血液細胞裡流動。
然而,羅斯福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不一樣。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看到威爾遜總統支持國際聯盟卻被國內批評,他曾經説:自己也很想找各種理由來反對國際聯盟,可是想破頭也想不出理由。
在那個年代,羅斯福很感慨的說:「我們就算中立,也不應該不聞不問吧?」
可是他拿這樣的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敦促國會,廢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禁止軍火出售的規定,也就是可以賣一些軍火到歐洲去。
其中,出口44%軍火都賣到英國。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春天,經過幾個月的觀戰,德國已經在很短的時間裡不只是打下了奧地利、波蘭,一路打到了北歐,征服丹麥;征服了東歐,打到北歐了。
此時,英國人才從幻想和夢中驚醒,但美國人仍然置身度外。
全英國開始恐慌了,因此邱吉爾出任了首相。德國在歐洲大陸勢如破竹,這個情形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眼看希特勒下一個目標就是英國。
美國和英國有一種特殊關係,但美國人普遍厭戰,他們深信正是因為一次大戰美國沒有介入,美國才能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國。
面對反戰的民意,羅斯福採取一項大膽的措施:他以總統的行政命令權,把五十艘服役已久但還可以用的驅逐艦,以退役為由送給英國,交換可以租借英國在海外的海軍基地。
一九四○年,又時逢美國總統大選,羅斯福在這一刻面臨抉擇。過去的慣例,總統連任兩屆就不選了,可是他覺得為了歐陸戰爭,他必須參選。
他知道大多數美國人民並不瞭解,美國人不可以把自己置於國際事務之外,他必須用個人的聲望來領導這個世界,所以他決定競選第三任。
那時候的美國憲法沒有禁止競選第三任或第四任總統;直到一九五○年,美國才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美國總統任期最多連兩任。
羅斯福想解決歐洲事務,他覺得只有他可以做得到, 但當時他也沒意識到這即將成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人處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都還未必意識到這就叫做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羅斯福說:我好幾個夜晚都躺著想,自己問自己,身為美國的三軍總司令,是否有權力呼籲美國人,自我訓練為國家效勞,然後拒絕一己之私呢?面對危難,每個人都不應該逃避應負的責任。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那一刻並不容易。
其實他對於競選第三任,自己也常常處於搖擺之中,沒有那麼堅定,他曾說:「有一部分的我很想退休,回到海德莊園。」
也就是回到他出生的羅氏大宅,寫寫回憶錄。
可是他的良知不允許,所以這次他仍然競選了。當然,輿論的批評就大了, 批評者認為他不該打破慣例,世界大戰干美國人什麼事情;連他曾經在大蕭條時期史無前例的在田納西河谷設立管理局,成立一間水力發電公司,等於是美國第一次有國營事業,也被拿出來批評是左翼,或說這就叫做官僚作風。
選舉的結果,羅斯福還是連任了,得票數是二七二四.四萬張,和他競爭的共和黨候選人叫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的得票是二二三○.五萬張,美國人打破總統連任兩屆的傳統,讓羅斯福繼續領導,可是贏的票數就沒有羅斯福第二次連任時這麼多。
這說明瞭其實大多數老百姓未必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是什麼;其次老百姓容易很厭煩一個人,我們都已經看了你八年,我還要再看到你?──這當然是老百姓的一種天性。
所有的英雄都會令人厭煩。這是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學家保羅• 甘迺迪Paul Kennedy講的話。
美國國內本來還為羅斯福勝選問題繼續吵,但是吵到一九四一年, 突然沒什麼人再吵下去了;因為美國已經變成民主同盟國家的兵工廠,利用了租借法案,將飛機、坦克還有其他用品送到英國。
簡言之,美國從歐陸的戰爭,開始嘗到甜頭,發現了一門好生意。
那時中國也開始因為抵抗日本侵略獲得美國的援助,貸款達到五百億美元。同時,羅斯福凍結德國、義大利這些法西斯國家在美國所有的存款以及信用,接著日本也被列入凍結的對象。
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人會晤,共同發表《大西洋憲章》,宣稱確保世界遠景更美好的共同原則──可是請注意,即便如此,美國仍然沒有參戰。
歐陸戰爭打到英國時,美國出口大增,失業率開始大降。美國人突然在那一刻發現一件鬼魅般的事, 原來支持其他的國家打仗,變成軍工廠,可以解決美國大蕭條的問題──這是之前他們從沒想到的,他們只想著如何避免捲入戰爭。
但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這使得美國後來出現「軍工複合體」。他們發現此事,實在太穩賺不賠了。
美國第一次嘗到甜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人難以想像,包括最優秀的經濟學家。
等二戰快結束、一九四五年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1.2 %。
從一九四○年的10%,短短四年之內降到1.2%,幾乎達到充分就業。
所以經濟及歷史學家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美國的大蕭條:也從此改變了美國人的思維。—-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圖片:https://www.archdaily.com/554750/bombay-sapphire-distillery-heatherwick-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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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富裕的地區之一,面對洪災眾生仍無語問蒼天 德國執政黨梅克爾接班人基民盟拉舍特一笑失江山 綠黨可能贏得歐洲最大國八月大選》
德國發生了千年一見的洪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傷亡損失,但是德國也將在短短的兩個月之後,將迎來德國近二十年最重要的一場大選:誰能在梅克爾之後,領導德國?
這場大選也關乎歐洲,尤其是爆發洪災的同一時間,歐盟出台了要在2050達到碳中和的一攬子計畫「Fit for 55」。而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旗艦提案:一是要在2035終結化石燃料,二是徹底改革排碳交易市場,都將會對身為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產生最大的衝擊。財力雄厚的德國並沒有要求歐盟援助救災,但是歐盟碳中和的計畫,不能沒有德國的支持。因此進入倒數兩個月的德國大選,將是一場讓全歐屏息以待的關鍵選舉。
洪災發生之前,一直被民調唱衰的執政黨基民盟,在6月6日的地方選舉(九月大選前最後一場的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的選票比 AfD和Linke(極左派)加起來還要多,搶灘成功扳回一城,基為民盟主席兼總理候選人拉舍特打下一劑強心針。
而拉舍特同時也是災情最為慘重的北威邦(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的總理。在德國的近代歷史上,洪水救災的表現曾經數次影響了災後的選舉結果。1962年的社民黨施密特,和2002年的施洛德,都是在成功指揮救災之後,扭轉了選情,贏得大選出任總理。
拉舍特當然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災區。他是災區總理的身分,也讓他陪同聯邦總統和總理再次造訪災區。但是一段他在總統神情凝重發表講話的同時,被媒體捕獲到他在總統身後哈哈大笑的鏡頭,可能會是他的致命失誤。
但是他還沒有出局,因為拉舍特最強勁的對手,是已經躍升為德國的第二大政黨的綠黨,所推出的女性候選人安娜萊娜·貝爾博克,也被一系列的醜聞纏身。
貝爾伯克最近被德國媒體揭露,她的新書《現在如何更新我們的國家》中,內容有大幅的剽竊抄襲。而她在幾週之前,也被指控修飾履歷上有關學術生涯及經歷,作了不實造假的陳述。她雖然已經公開承認錯誤搶救選情,但是民調已經滑落到20% 。落後於基民盟和姐妹黨CSU合計的29%。
洪災敲響了氣候變遷的警鐘。離9/26的大選只剩下兩個月,但是目前兩位最有希望的梅克爾接班人,都面臨個人的選情困境,使得無法把大選聚焦在真正關鍵的氣候變遷議題之上。
{內文}
你還記得上一次大笑是什麼時候嗎?你曾經為自己的開心大笑後悔過嗎?當整個德國還驚魂甫定,找不到字彙,來形容這場毀滅性洪災造成的重創時,竟然有人可以一派輕鬆地哈哈大笑。
德國總統 史坦麥爾:
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很早就明確表示,那些遭受如此慘重損失的人,我們將為他們提供幫助,已經承諾的補助也應該用於社區。
當德國總統在視察災區後,表情凝重地評估所目睹的損壞的同時,身為災情最為慘重的北威邦(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總理,拉舍特竟然在總統身後笑得合不攏嘴。這個鏡頭立刻引起了廣泛的憤怒,因為拉舍特不是別人,他是基民盟主席,兼兩個月之後,9月大選的總理候選人。
新聞片段:1962年2月16日,風暴從冰島抵達北海沿岸,德國高達12級使船隻陷入困境,漢堡面臨災難的威脅。
1962年暴風雨海水倒灌,造成漢堡一片汪洋的慘劇。當時的漢堡社民黨的參議員施密特,因為不顧危險全力救災而一戰成名,後來在1974成為德國總理。
2002年8月,德國東部遭洪水嚴重衝擊,當時的總理施洛德正在競選連任,他的民調落後處於困境。但是他穿著雨衣和橡膠靴指揮救災,充滿同情和關懷的照片,扭轉了選情,兩個月後,施洛德贏得大選獲得連任。
拉舍特身為北威邦的地方首長,當然在洪災發生後第一時間,到場視察,也在引起公憤之後立刻推文道歉:「我感謝聯邦總統的訪問,災區受害者的命運,與我們息息相關。我更後悔談話造成的印象,這是不恰當的,我很抱歉。」
德國總理 梅克爾:
在柏林的內閣會議上,我們將制定一項關於財政援助的議案,正如邦首長告訴我的那樣,這是關於將通過的,由國家一起支付的,摒除官僚主義的直接援助。經濟援助必須盡快到達人們手中,他們通常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之外,一無所有。並且將要完全依靠援助。
尤其是在他談笑風生的第二天,梅克爾以一句,「德語中幾乎沒有字彙來形容這場災難」,和另一個重災區萊法邦社民黨總理,手拉手的畫面,讓德國人在質疑拉舍特的同理心之外,進一步質疑他的危機處理能力。
基民盟主席兼德國總理候選人 拉舍特:
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我們將為該邦受影響的地區,提供加倍的財政援助,因此我們也可以做出貢獻。申請表格和程序必須盡可能簡單。他們必須在一周內就準備好,以便儘快支付第一筆款項。
財政部長舒爾茨,已於7月21日宣布,德國聯邦政府,將對災區提供緊急援助,將用於修復倒塌的房屋、街道和橋樑。
德國財政部長 舒爾茨:
最重要的信息是,我們將像幾年前的洪災之後一樣,立即提供緊急援助,我們粗略估計總共需要4億歐元,這意味著聯邦政府需要2億歐元。
但是緊急救援的資金,將不設上限,而且承諾的金額,不會影響到聯邦預算。經濟部長Peter Altmaier則表示,還將為受洪災影響的小企業,提供1萬歐元的短期救濟金。
法國高級金融研究所所長 Philippe Dessertine:
受創最為慘重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是歐洲最大的經濟區,是全歐GDP產值最高的地區,超過巴黎地區,根本就是歐洲的經濟心肺區,當然也是德國的重鎮。而其鄰近的萊茵蘭-普法爾茨邦,包含了西歐的地理中心,在這個地區裡,有德國的萊茵蘭-普法爾茨邦,有法國的洛林省薩爾斯省,有盧森堡和比利時的瓦隆地區,有比利時的列日市。這裡是歐洲的十字路口,是一個經濟生產重中之重的地區,當然也是一個高度城市化的地區。
這個包含了德國工業大區北威邦,法國煤礦重地洛林省,和荷比盧的交界,正是今天歐盟的前身,在1952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核心。
歐盟執委會主席 馮德萊恩:
氣候轉型將伴隨著社會氣候基金,該基金將支持收入並將支持投資,以解決能源貧困問題,並為弱勢家庭和小企業削減開支,因此當碳定價生效時,這是對最需要它的人的真正支持,這是成員國之間和成員國內部,真正的團結。
這是一個沒有人敢設計的巧合,這場毀滅性的洪災,就發生在歐盟出台,實現2050碳中和的一攬子計畫,「Fit for 55」提案的,同一時間。而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旗艦提案:一是要在2035終結化石燃料,二是徹底改革排碳交易市場。
德國鋼鐵業協會總監 Martin Theuringer:
而對我們企業來說平衡意味著,一方面我們需要對鋼鐵等基礎產業,向碳中和邁進提供更強的轉型激勵,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國際競爭。在我們看來所謂的「Fit for 55」套餐,無法滿足這一要求。
終結化石燃料,將衝擊德國的汽車工業,而德國還有38%的能源需要,來自煤炭,是歐洲最依賴煤炭的國家。即使德國已經決定,預計在2038年前,關閉所有的燃煤電廠,碳定價,仍將嚴重影響德國的生產力。洪災發生之後,財力雄厚的德國,並沒有要求歐盟援助,但是歐盟「Fit for 55」的計畫,不能沒有德國的支持。因此進入倒數兩個月的德國大選,將是一場讓全歐,屏息以待的關鍵選舉。
新聞片段:綠黨在最近幾年取得了重大進展,躍升為德國的第二大政黨,這是首次綠黨領袖是一種可能,貝爾伯克說她準備好了。
選前突如其來的這場洪災,更重磅敲響了氣候變遷的警鐘,再加上基民盟對手,拉舍特的脫稿演出,綠黨的貝爾伯克,似乎是勝券在握,但是拉舍特還沒有完全出局,因為貝爾伯克最近被德國媒體揭露,她剛剛才出版的新書,《現在如何更新我們的國家》中,內容有大幅剽竊抄襲的嫌疑。而這是她被指控修飾履歷,有關學術生涯及經歷上,不實造假的陳述爆發的幾週之後。她雖然已經公開承認錯誤,搶救選情,但是她的人氣迅速滑落,導致綠黨的民意支持,已經降到20% 。落後於基民盟和姐妹黨合計的29%,而拉舍特在9月大選中,最大優勢,可能只是主要對手貝爾伯克的弱點。
是的,「德語中幾乎沒有字彙,來形容這場災難」。德語裡除了「梅克爾」也沒有別的字,可以形容信任與危機處理。
https://youtu.be/JDINSn7DvQs
麥茜利普坦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夜.語錄.山區花農的一天》
* 吃清淡食物,過樸素生活,把慾望降低一些,再降低一些,卻依然懷抱著期待、夢想和愛,這樣的日子就是快樂的日子。——張小嫻
* 所有的人類都是活在主觀之中,只要改變自己的看法,世界就會改變,從那一瞬間開始,人就能獲得重生。世界簡單的令人驚奇,但是,人總是用自己賦予的看法和想法,主觀地將事情複雜化,一切煩惱皆來自於人際關係,這就是個體心理學的根本思想,如果這個世上不存在他人,一切煩惱也隨之消失。—-阿德勒《被討厭的勇氣》
* 我面對人生的態度,從這時候起便是如此。過分地期待,事前憑借幻想過多地修飾,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從中逃離。—-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
* 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並且他們是被劣人所催熟的,當別人聰明伶俐時,他們又傻又呆,當別人權衡利弊時,他們一片赤誠,當別人心機用盡,他們靈魂開竅,後來雖然開竅了,但內心還會保持善良與赤誠。
他們不斷地尋找同類,但最後變成了孤獨的那一個。—-莫言
* 我出生前就已經有著無窮的時間,我死後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時間。活著的時候我根本不想這些。一直以來,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
——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
* 我們無法選擇遇見什麼人,也無法選擇生活中的經歷,但我們可以選擇記住什麼,遺忘什麼。—— 鈴木大拙 《禪者的思索》
* 一個成大事的人,不能處處計較別人,消耗自已的時間去和人家爭論,不但有損自己的性情,且會失去自己的自制力。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不妨對人謙讓一點。與其跟狗一路走,不如讓狗先走一步,如果給狗咬一口,你即使把狗打死,也不能治好你的傷口。—-林肯
* 假如你覺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很貧乏,不要去指責生活,而應該指責你自己。——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
* 快樂要有悲傷作陪, 雨過應該就有天晴。如果雨後還是雨 ,如果憂傷過後還是憂傷, 請讓我們從容的面對。這離別之後的離別, 微笑的去尋找一個不可能出現的你。—-塞林格《麥田守望者》
* 閃光的東西並不都是金子,動聽的語言並不都是好話。—-莎士比亞
*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堅強,於是乎,在假裝堅強中,就真的越來越堅強。這是真的。——楊絳
* 遠離那些企圖讓你喪失雄心的人吧。小人經常如此,而真正的偉人會讓你覺得你也可以變得偉大。—-馬克吐溫
* 遠見的另一個代名詞:孤獨與誤解
戴高樂雖然成為德國戰俘,他卻抓住機會學習德語,認識許多重要人物,對他日後治理法國很有幫助。
一次大戰結束時,戴高樂才二十八歲,很快的,天生將才必有用。他在戰爭過程中開始學習各種戰略、戰術,包括他在戰俘營裡也把握機會,不斷學習。
四年後,三十二歲的戴高樂進入陸軍參謀學院,他認為他需要更好的戰略訓練。但是他突然發現,學院裡的教官仍將壕溝戰奉為戰時的最高規格,這讓他很不開心,因為他是進來學習的,他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擄的時候就已經跟當時法國的空軍英雄、最優秀的戰士關在一起,他知道學校教官教的東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老經驗與老教材。
未來的戰爭一定會進步,戰術一定是往前走,一次大戰中的戰溝、戰壕根本派不上用場。
他常常和學院院長激烈辯論,還差一點被退學。最終,雖然他還是取得軍官身分畢業了, 成績當然還是很爛!不過,他從學院結業之後,就自己要求到德國境內的萊茵河谷駐防一年。
人生沒有一條路是白走的。
他被俘虜,而且從小就聽爸爸媽媽告訴他普魯士如何打敗法國,他想要親身瞭解這個打敗法國的國家。這個時候,雖然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了,但他自己曾經是德國的手下敗降,被抓到戰俘營去,看過德國的精銳部隊。所以, 他到萊茵河谷去,一點都不覺得法國是個戰勝國,德國是個戰敗國,德國沒什麼了不起──完全不是!
在那裡,戴高樂親眼目睹法國的宿敵──德國如何快速重整起來, 法國軍隊的軍事力量和德國差距越來越大。
法國從「凡爾賽條約」拿到一大筆錢,舉國揮霍,成為時尚之都。在那個時候,香奈兒的香水問世,整個巴黎街上都是珠光寶氣、噴香水的人。但是德國人想的是如何雪恥,如何重新站起來。
許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戰歸咎於美國的大蕭條,經濟崩潰間接導致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派是完全歸咎於希特勒。可是從戴高樂的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條款帶給德國奇恥大辱,反而讓德國很快的開始發奮振興。
他在一九二二年以及一九二四年左右,寫了好幾次的信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法國將和德國再大戰一場,戰爭無法避免,而且幾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型態完全不同。」
他認為法國根本不瞭解世界真正的情勢,在未來的戰爭裡頭,缺乏足夠的準備。這樣的遠見及語言,很像我們當代很多無聊人士對於關懷國家的人,動輒批判「唱衰自己的國家」。一點也不討好。
當時的法國人普遍厭戰,追求和平。這很正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所以這時的法國追求某個程度的和平, 不能說他們是錯的,但是法國可能不夠警覺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困境。
其實,一個國家與人們的性格一樣,會有逃避心理;在那個時刻, 法國覺得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構築一長列的碉堡,來防禦未來德軍的攻擊。這個防線的設計者就叫馬其諾Android Marginal,後來我們稱作馬其諾防線,史上最著名的就是這條防線。
在那個時代,法國覺得他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足以抵擋一切了!
戴高樂雖然覺得追求和平很重要,但是他認為壕溝戰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他覺得最重要的是擁有坦克車,他認為法國雖然有備戰車,但並不足以對付德國當時最大的坦克車。他看到德國坦克車的可怕,所以在整個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代,尤其是大蕭條爆發、希特勒崛起的時候,戴高樂是孤單的身影,他的主張是孤軍奮鬥的。
他在各地著書演講,希望喚醒法國人理解他已經看到的未來:唯有建構以坦克為骨幹的陸軍,才能夠保障法國的安全。
結果,法國當然沒有人要聽他的。但是有一群人卻聽到了,因為戴高樂把他的想法寫成書發表,書名叫《未來的陸軍》The Army of the Future,結果看到這本書的是德國人,這本書反而變成德國陸軍建立第一豹式戰車軍團的基礎理論。
歷史會不會太荒謬?
而戴高樂的遠見一直到什麼時候才被法國人看到?你能想像嗎?
戴高樂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不斷的演講又演講;一九三九年,德軍的豹式戰車團用他的戰爭理論攻破了波蘭軍隊的層層防衛,橫掃波蘭全境;一直到一九四○年,德國攻佔丹麥和挪威的時候,法國陸軍才開始相信戴高樂,這個時候陸軍最高司令部倉促授權給戴高樂,要他建立兩支裝甲師。
但是太晚了,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軍對法國展開閃電攻擊,就像戴高樂早就預料的,馬其諾防線根本擋不住德軍,法軍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辦法趕到前線保衛法國。
儘管如此,戴高樂也沒有說:「你看吧!你們都不聽我的,我就看你們怎麼垮的。」
我說過,他的血液裡頭流留愛法國的熱血,他一生下來,到他最後嚥氣的那一分鐘,他都認為他是為法國而生,他也該為法國而死。
所以,他仍然嚴格的督軍,使部隊成為當時最驍勇善戰的單位。
嚴格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病危,快要走了,戴高樂的媽媽親手把他帶大,經常跟他講述故事,他跟母親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即使他督軍的地點離母親居住的地點沒有多遠,部隊行軍到離母親的住處只有數哩的時候,他猶豫了一下,看一眼母親的住處,鞠了一個躬,跪了下來,親吻了土地,掉下眼淚,就當成是和母親的告別。
他並沒有回去見母親最後一面。
在那個時候,法軍所有的裝甲師,只有戴高樂所轄的單位能夠延緩德軍凶猛的攻勢。當時法國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趕快跟德軍妥協;另一派則是要繼續作戰。那時候法國總理叫作雷諾Paul Reynaud,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雷諾總理指派戴高樂到英國。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一九四○年六月九日,戴高樂到了英國,這也改變了戴高樂的一生。他見到英國首相邱吉爾,兩個人的首度會晤即惺惺相惜,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
當時的邱吉爾已經六十幾歲,算是英國政壇元老,而戴高樂只是一個剛開始在戰場崛起、被提拔為少將、會打仗的軍人而已。他們兩人見面能夠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人不愧是世紀偉人,他們達成一種前所未聞的態度和協議。
邱吉爾和戴高樂想到的是暫時擱在法國、英國的國家獨立主權,兩國軍隊統一,建立單一政府、單一軍隊,才有辦法阻擋德國。
英國願意這麼做,戴高樂也認為不必談什麼法蘭西榮耀,事實就是如此。所以邱吉爾曾經說:「戴高樂在六月九號搭著飛機來到英國,這架小飛機不只是載著戴高樂,還包括法國的命運。」
這個提議被提出來之後,戴高樂懷抱希望回到法國,但是他發現在出國期間,雷諾總理在失敗論與投降論者的逼迫之下,已經辭職下台了。
繼之而起是後來大家對法國歷史比較瞭解的,稱作「維琪政府」,也被稱為投降政府。
當時擔任維琪政府總理的人是誰呢?
我們在第一講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戴高樂參加三十三軍團,他覺得要跟隨著一位最會打仗的將軍, 他的名字叫貝當,維琪政府總理就是貝當。
人,此一時,彼一時,貝當當時想做的就是趕快送上一份停戰協議。
戴高樂此時站在人生的重要關口,他究竟應該支持以前的長官貝當維琪政府呢?
還是為他摯愛的法國全力奮鬥呢?
戴高樂後來回顧他一生,他說那一次是最痛苦的抉擇之一,他曾說:「我生命的一部分似乎在這一刻死掉了!這部分就是我長久以來信守的整體法國、不可分割的法國陸軍,還有我對領袖的忠誠。」
然而,命運對他的呼喚,從小就十分清晰而響亮,一個沒有榮譽感的法國,就不是法國。歷史要他為法國做出高貴的貢獻,只許戰鬥,絕不許投降。
他拒絕了維琪政府所有要求他做的事情。
搭上一架小飛機,流亡,再次前往英國倫敦。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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