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我公開提到議會爭取議員、助理優先打疫苗的事情，引發一些討論。
有些其他議員的助理，私底下罵我罵得很難聽。
我覺得這件事的道理，值得再說得更清楚。
百工百業都有苦衷，各行各業都覺得自己應該先打疫苗。好心肝診所也有爭取志工先打疫苗的理由。
資源有限，慾望無窮。政治工作就是資源分配的工作，有權力的人，更應該遵守中央政府專業判斷的疫苗施打順序。
民代和助理先打疫苗的要求，蔡炳坤和黃珊珊跟中央提過兩次，但中央都沒有同意。
這代表依照目前的專業判斷，議員和助理並不是有特別優先需求的族群。
有些人說「議員和助理為了做服務，必須接觸很多人，應該先打疫苗」。
我認為，這個說法忽略了一個大重點：
只要議員願意採取適當防疫措施，議員助理的工作染疫風險，就可以降到比多數餐飲業、服務業更低。
以我自己為例，為了保護我的員工，我很早就採取下列措施：
▶️今年1月，補助全體員工投保防疫保險
▶️從5/12起，停止所有跑攤，婉謝參與婚喪喜慶活動
▶️政府開放自費疫苗時，鼓勵助理預約自費施打，我全額補助費用
▶️全面採取分組上班
▶️沒有自行開車或騎車的同仁，上下班一律搭預約車隊的計程車，車資我全額補助。
▶️陳情聯繫全面改以電話或網路服務，訪客全部採取預約實名制
▶️非緊急協調會、會勘全部延期
▶️進出辦公室消毒雙手，公用桌面、門把、電話定期消毒
▶️不使用議會公用飲水機，免費供應瓶裝水
實施二個多月以來，我的助理行程減到最少，只有送物資才會外出，但每個點也不多做停留。
這些防疫措施，雖然不能說完美，但真的讓助理接觸到的人數大幅下降，遠少於服務業、零售業、餐飲業、旅宿業的工作者。
整個結算下來，在這兩個多月之間，團隊內接觸到最多人的，其實是幾乎每天外出工作的我本人（我也還沒打疫苗）。
而我發文的同時，也是希望我的選民諒解，在我的助理還沒打到疫苗之前，我們會盡量減少和選民面對面接觸。
既然議員可以幫員工降低風險，為什麼有些助理還是要每天在外面跑來跑去，接觸一大堆人？
答案很簡單：減少活動就會減少選票。
停止兩個多月的活動，對選票很傷啊！
馬上就會有奇怪的傳言說「這個議員很懶惰、不服務、沒來關心、沒看到人」（不用問我怎麼知道，有人在講我都有在聽）
助理們之所以會「接觸很多人，染疫風險比別人高」，根本原因是議員們想要爭取選票，所以要求助理做了許多「非屬議員法定職權」的事情。
如果這樣可以先打疫苗，請問哪個行業不需要先打疫苗？
各行各業都有苦衷，只要議員放下選票考量，助理每天接觸到的人，不見得特別多。
因此，用「會接觸到很多人」為由，要求讓議員和助理優先打疫苗，這樣的邏輯，讓我非常不安。
為了減少民代和助理的染疫風險，中央已經一再呼籲民代不跑攤。
7/23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又再次宣布「請各級機關行政首長、公務人員、民意代表一起配合不參加公祭跟普渡，作為防疫表率。」
如果議員為了要展現勤政愛民的形象，要求助理天天外出接觸人，提高染疫風險，再運用職權要求讓自己和助理先打疫苗，我認為這樣做是有問題的。
保護助理的做法，應該是民代要採取防疫措施，盡量減少助理接觸人的機會。
風險更高、接觸更多人的族群，醫護同住家屬、餐飲業櫃檯接待、健身運動教練⋯⋯等，都還沒有專案。
傳統市場攤商、超商店員、臺鐵高鐵員工、補教業⋯⋯等，列入專案卻疫苗不足，還沒打到疫苗。
目前專家認定我們的風險沒有比別人高。當我們爭取站到隊伍前面時，該先想想，排在我們後面的人，是不是比我們更需要疫苗？
想先打疫苗是人性，每個人都有理由，參加造冊的人，我可以理解。
但我並不是片面要求我的助理犧牲，而是我先犧牲自己的選票需求，為我的團隊制定防疫措施降低風險。
我也跟團隊清楚說明，如果中央的專家認同民代和助理應該先打疫苗，那當然配合施打。
如果是助理的工會向中央爭取，我也完全尊重勞工自主的陳情遊說。
但若規劃疫苗施打的專家認為沒有需要先打，那我願意犧牲選票，換來我員工的健康保障，同時維持政府的疫苗施打順序。
這是我的價值選擇。
做出不同的選擇，有時候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有不同的價值排序。
我不參加造冊，也是經歷一番思考，也會擔心我的員工無法認同。
而我覺得很幸運的是，一同工作的夥伴能共享利他的價值觀，共同支持這樣的判斷。
我想讓團隊的夥伴感受到，為了抽象的價值信念，克服內心的恐懼和渴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政治工作者的職人精神。
法律規定該有的，我絕不虧待我的團隊；沒輪到我們的，我們不運用職權施壓。
這是我的小小堅持，或許有人覺得很天真，但我很高興現在的夥伴都能一起認同這樣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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