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上):台灣與世界各國抗疫作戰策略
時間:2021年6月10日21:00~22:10
主持:邱顯智
與談人: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台灣年輕藥師協會鄭文柏藥師
邱顯智:各位網友晚安!我是顯智。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直播。今天直播的題目是「黎明來到之前,我們如何與疫情共存:群體免疫前的公共衛生指引。
在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首先是台大公衛系教授,也是台大公衛學院前院長詹長權詹教授。教授好!
詹長權:顯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邱顯智:詹教授是國內公共衛生專業的權威。大家可以看到這段期間以來,從去年到現在,針對Covid-19,很多媒體的報導都常常可以看到引用教授的見解或刊登教授的投書。今天非常感謝能邀請詹教授來分享您的專業。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希望您來為各位網友解答。
再來螢幕上這位年輕人,是鄭文柏藥師,藥師好!
鄭文柏:委員好。
邱顯智:小鄭是87年次,非常年輕,但是已經在新北開設藥局。同時也是台灣年輕藥師協會的成員。那也投入了高診次的居家藥事服務,社區服務、機構服務等等。那今天我們邀請小鄭來,除了政策方面之外,也要請小鄭跟我們分享,未來長照跟社區現場可能面對的狀況。
在今天的主題開始之前,先向各網友報告。前幾天我在立法院質詢居家快篩試劑的相關問題,這也是教授非常關心的。今天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已經正式回應。在鼓勵社區篩檢政策裡面的其中一項,已經看到宣佈鼓勵廠商引進在家快篩。其實這是台灣疫苗大規模施打前很重要的一步,我們也在這肯定衛福部聽到我們的聲音,也聽到社會各界的需要而從善如流,這個也是詹長權教授過去到現在一直在主張的。希望在這樣的態度之下一起成為臺灣防疫的力量。
邱顯智:首先,我們先請教老師,您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依你的專業與過往的經驗來看,過去一年來,臺灣在處理疫情的方式和態度,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在面對現在,比如說疫情的調查、面對快篩、面對檢驗的能量,其實就是老師在去年四月的時候就曾經提過。
韓國因為推動大規模的篩檢,去年四月的時候,所以投入快篩檢測劑的研發,後來也很多國家向韓國購買快篩試劑。那臺灣這個部分似乎沒有這麼大量的投入。
就這部分,老師去年也同樣呼籲政府,這次的疫情應該把它當做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多國安的工作不能停留在理論上,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戰爭時期的研發。
這部分其實當時老師有建議,臺灣政府應該盤整相關法規跟歐美看齊,否則臺灣空有好的生產能力卻無用武之地。這部分現在回頭過來看,確實是一種超前佈署。就這部分,是不是請老師跟我們談一下,到底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值得檢討或將來更精進的地方。
#以病毒作為共同敵人的世界大戰
詹長權:這一次疫情到今天差不多是一年半,十八個月。一開始我就說這是一次我們一起經歷的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敵人是病毒,是mRNA病毒,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國民。
二次戰後的一代,也就是現在所有的政壇或是我們社會的菁英份子、領導人,大概沒有人經歷過世界大戰。所以沒有辦法體會,在一個像世界大戰那樣的情境下,怎麼領導一個社會團結對抗敵人,更何況這一次的病毒所引發的世界大戰,跟前兩次不一樣。
前兩次用軍事產生的戰爭。敵我很清楚、結盟很清楚,有中立國。這一次的大戰,因為共同的敵人是我們看不見的病毒。所以呢,所有的國家都一起在戰爭。你幾乎很少看到一個國家可以是中立的,也就是說沒有喘息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一開始,我們很多國家都不曉得怎麼去因應,我一開始當初就跟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因為他曾經是我的學生,我就跟他建議。
#從SARS作戰經驗而來的邊境管制
詹長權:所以,12月31日2019年,臺灣採取了SARS時候,2003年對付另一個敵人叫SARS的經驗:登機去做篩檢、發燒等等。從此,我們就採取堅壁清野的邊境管制方式。
我們不知道敵人、病毒在哪裡,那我們把任何一個要進到臺灣的人當成敵人,其實是假設的敵人。就把它邊境管制,把它堵在那裡。
可是,你沒有找到真正的敵人,我們常常要等他發病了,然後就說我們去檢測他。檢測什麼呢?大家常常聽到的就是核酸檢測,核酸就是病毒的屍體。它可能在轉變的過程留下一些痕跡,我們就去找到它,可能這個敵人在這個人的身上。
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很不積極的想把這個病毒這個敵人找出來。我們只是說把這個人檢疫14天,我們就假設他沒有事,我們也不檢測就讓他出去。這是臺灣在那一個時候所執行的。
#速度是台灣去年的成功關鍵
詹長權:那為什麼臺灣會成功呢?因為防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速度。所以邊境管制要有效,要在非常早期,漏進來的病毒很少的時候就採取行動。
所以,當全世界都沒有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對武漢來的飛機,我們對什麼呢?我們對湖北,後來對全中國,因為我們把它框的很大,我們覺得說所有都可能,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病毒在哪裡。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要到二月、三月才想到要邊境管制的時候,我們已經提早一個多月做。這造成速度給我們很好的緩衝時間。
幾乎一整年12個月,我們就用這個方式,來維持一個情形。我們看到全世界各地,從義大利、紐約,輪流的都在發生比中國當初發生的還大的疫情。在我們的周邊,我們也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這個中間都有一波一波還不算小的社區感染爆發。
#抗疫戰爭一定要主動出擊
詹長權:雖然這樣,我們就忘了,忘了還是那個四個字,世界大戰。這是一個全球大流行,全球的意思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我們的心態就認為我們是例外。我們指揮去做防疫的也好,一般的人民,就是在過去裡面,已經忘了我們在大戰當中。那大戰要做什麼,敵人一直在啊,就是那個病毒。
那要怎麼樣去找到病毒?如果有當過兵的,就知道說就是要哨兵。哨兵就是要去敵營、去刺探,你要知道有沒有人要偷偷的跑來。那我們要怎麼探呢?我們就要篩檢才能探查。否則我們坐著,我們就坐在那裡,我們永遠只有防守。
一定要攻擊,攻擊就要去刺探,刺探就要去篩檢。大部分國家都用這樣的原理,就是要去知道病毒在社會裡面的哪一個角落。
#篩檢是刺探敵情的武器
詹長權:為了這樣,就要研發很多的武器,這個武器就是各種篩檢的工具。所以一開始大家沒有,當中國公佈了這一個病毒序列以後,以人類過去20幾年來所研發的,所有的我們稱生物科技或是分子生物學的能力,我們可以在很快的時間找到怎樣去測它的工具。
這是史無前例的,幾乎差不多一、二個禮拜就做出來了。全世界就這樣開始做檢測,後來很多的國家的廠商都加入,他就可以去研發這個。
所以,在那樣一整年裡面,因為參與的國家不下四、五十個國家,都不斷的在研發想要去刺探敵營的工具。我們沒有啊,我們就停在邊境管制就好了。把每一個人關14天,我們就認為安全了,但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國家會例外的。再怎麼嚴格的管制,都會漏掉。
邱顯智:所以在去年教授不斷發表文章,就是認為世界各國包括韓國,事實上對於快篩這個部分都已經有非常多的部署。
剛剛聽了教授的說明之後,我的理解是說,就好像要透過,有個概念叫做戰爭迷霧,舉個例子就說我們要怎麼打戰略遊戲的話,一開始地圖一片迷霧,戰場長怎樣都不知道。我們就是要一直要派斥侯去查探,透過資訊、情報展開來理解戰場的全貌。我這樣理解,教授可以同意嗎?
詹長權:當然,就差不多是這樣。你如果不試探,就有一個假設,它不存在,或是它存在的現象是腦子裡面的,可是永遠沒有去求證。結果一測了,就是說,如果這一次不這樣測,你怎麼知道萬華跟板橋是這麼嚴重?你可能就不知道。
邱顯智:教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有哪一些國家,就其它國家的經驗在面對Covid-19疫情流行的措施,是我們值得參考的。不管是說疫苗或是篩檢的措施。臺灣現在的疫情是走到那個階段?適合用什麼樣的手段?
詹長權:有很多國家在不同的流行階段,都有很好的借鏡。
#韓國的檢測撲滅戰術
詹長權:我們最喜歡比的韓國,韓國跟我們一樣,他也都沒有很強烈的封城,他一直是用軟性封城的方式,也就是說勸你不要出來。
可是,他發展了很多的檢測、篩檢的技術。每次有發生,譬如說韓國很常常發生Club的聚會,然後就開始爆發,然後就可能在首爾裡面某一個區,他就把整個區封起來,然後每一個人都測,他就用這種方式。結果為了要這樣,他就要研發越測越快、越方便用。
他的策略就是:檢測撲滅、檢測撲滅。他用這樣的方式,所以他不斷的使用,這樣的過程裡面,他就研發出很多快速篩檢的技術跟能量,自己用也輸出。這個是很成功的例子。
#從韓國到美國的篩檢麥當勞化
詹長權:結果,美國紐約跟美國加州都開始發生流行的時候,他們就跟韓國取經。
韓國怎麼測的?譬如韓國創造了一個,就是說醫護人員不夠的時候,以前都是到醫院去測,到醫院去測很麻煩,很怕被測的人帶病毒去影響醫院,又很怕醫院的醫生跟護士被他感染,他就要換很多次的口罩跟衣服。後來韓國說,我們發明得來速的,被測的人不要下車,到的時候窗戶下來,你坐在駕駛座過,他們又發明了一些隔板,就用很快的方式去做。後來這個得來速,甚至說那就自己採,採樣的東西,開車先在一個關卡拿起來,他有一個影帶教你,你自己弄一弄放好,交給這個也不一定是醫師,他就在那邊收就好。
透過很多我們現代的作業流程裡面比較有效率的方法,他們就可以這樣,從一條線的,好像我們到麥當勞買東西的得來速一樣,一下變成十條線,把停車場變成這樣的方式。
那美國就是大的shopping mall的停車場,就把他改成這樣。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從一天可以做幾千人到幾萬人,到後來一天都可以做十幾萬人、二十幾萬人。所要大量檢測的目標就一個一個提昇了。韓國就是用檢測,為了來撲滅社區傳染,一直在精進的一個歷史。
#英國的社區篩檢與居家快篩包
詹長權:英國也一樣,後來英國流行得很嚴重,它也大概都用、大家都用這個方式。
英國他跟我們比較像,人口比較密集,也不是那麼多人開車,它就要發展另外一個方式。所以英國大概做的方式,都是在全民健保之下,讓人民可以很快速的到診所、到開業醫去取得檢測。他們也是靠著大量的檢測,然後他們覺得這樣還不行,後來就是在藥局,甚至就郵寄到家裡去給他們在家裡檢測。每個國家因為他的需求、對檢測的需求,就會發展出他的模式。
#居家篩檢在德國復學的應用
詹長權:那像德國,他開始流行結束、流行結束。很多邦為了要讓學生回去,它想一想說,我一定要發明在家檢測,讓學生上課前我先測一次,如果陽性就在家裡,然後幾天後再測一次,如果是陰性那就可能比較放心,如果繼續陽性那你可能就是真正的陽性,你就是居家隔離或是要觀察你有沒有惡化,然後可能要去就醫等等的。這個是他們的方式。
#在疫情中提升篩檢武器的新加坡
詹長權:我們周邊的新加坡,他的最大的一波就是移工。移工爆發之前,他也有幾波的爆發,那個時候他跟我們一樣都是措手不及,也沒有很多的檢測能力。
可是他就開始逐步,他知道他整個新加坡的國民跟在新加坡生活的人,包括白領的移工跟藍領的移工他通通要照顧。他準備好這個,結果在這個移工的大爆發的時候還是不夠。但是他們的做法就是到移工居住的場所,作為整個普篩的場所,一個一個檢測。檢測抗原、檢測PCR、檢測抗體。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練習,讓整個檢測的能力大幅的提升。為什麼?因為他天天要測,那個時候每一個人一個禮拜至少要測兩次至三次。測到陰性的才可以、幾次陰性以後才可以回到建築工地去當工人、可以去到一些工廠裡面工作。
所以,社會有那個需求,需要我們要對抗這個病毒,然後讓我們的生活不要走向封城,大家都不能工作、不能上學的這個前提下,每個社會都因為需要檢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大概差不多到六月七月,去年的六月七月,這些技術都很成熟了。
#疫苗戰線的軍備競賽
詹長權:同一個時候,差不多一月底,有遠見的國家都已經投入疫苗。因為基因定序出來以後,其實就可以靠那個去製造疫苗的雛形,很多的經費就投入。現在你看到的輝瑞BNT,都是一月二十幾號疫苗就做出來,那開始要找機會去測試,要找怎麼樣去找到實驗室跟那個實地的場所,想要去做這個研發。
二月份,更多的疫苗都開始做了。所以這個的原因就是說,當疫情用公共衛生的手段防守到一個階段,最後一定要使用攻擊的武器。攻擊的武器只有一樣,就是疫苗。
所以,科學防疫上,一開始就開始在準備。這個事情就是人類史上是最難得的一個經驗,就是不到十二個月,幾乎差不多十到十一個月,第一支疫苗就是從,差不多已經在第三期人體試驗,已經做到快完成。不叫完成,就是他資料已經累積夠很多了。所以到十二月的時候,去年十二月的時後,就提前解盲,就知道有效。
#美國的疫苗開發大投資
詹長權:一個疫苗的開發可以這麼快。那怎麼成功的呢?就是美國。美國是一個科技大國,所以他大概每一支疫苗都投資在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他很大的錢,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就這樣去做,所以他同時投資了差不多六到十支。他不能保證都會成功的,每支都三百億到五百億台幣。
就是你就知道說,一個有用科學引導的指揮系統、防疫的指揮系統,他會看很遠。雖然他在那個過程裡面死傷累累,對不對,美國感染者死亡者都不少,可是他有一條主軸線,就是說他一定要找到打敗這個病毒的武器,那就是疫苗,他就去投資。所以美國這個大投資這樣走,所以美國為主的。那另外一個比較小支的,就是以英國跟瑞典為主,從牛津大學開始的AZ疫苗。美國是大宗其他主要的。那我們比較不熟悉的、資訊比較少的俄羅斯跟中國,一樣都這樣在開始做。
所以那樣的科學的防疫,是在去年一月就開始,那就是一個武器的競賽,看誰最能夠生產出來最好的、量最多的。大戰裡面,你要打贏對方,就是你的槍砲飛機戰艦都要比人家多,而且好之外要能夠量產。那些布局所動用的,都是在一個戰爭時代的工業生產。
每個國家,幾乎都動用到他的國防生產法案,那個都是在一次二次大戰以後,你要去戰爭的時候,你可以用國家法律授權給你緊急狀況下,去徵招私人企業來做你的事情,去控制重要戰略物資。那樣的過程是很有戰略性。我在那個過程裡面,我不斷提醒政府,這是一個世界大戰,一定要這樣布局。你如果不這樣布局,你就可能會打敗。
#新加坡的結盟投資之道
詹長權:那小國怎麼辦呢?這些科技經濟的大國這樣做,經濟跟科技沒有那麼大的國家,就要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怎麼樣去結盟的角色。那我們就拿四個國家,來看看他們怎麼去結盟。
新加坡:錢很多、土地很小,也沒甚麼武器。所以他想的辦法是我拿錢去跟人家合作。所以我剛剛講的,一月開始以後,新加坡二月多就組成對抗COVID的特別委員會,由九個人左右,來自於各部會跟幾個大學,四十歲左右。他們都可以做非常重大的決定,去跟人家發展疫苗的檢測試劑,直接談判、拿錢做先期的投資,看到最原始的資料。然後他們做的報告,經過這樣評估以後,新加坡最有利的方式就是投資這個疫苗。
邱顯智:投資疫苗跟檢測試劑。
詹長權:對。他還沒有二期就已經看到,然後他就從那時候開始投資,變成合夥人。所以他當然拿得到疫苗阿。他的合夥的條件就是生產出來。
邱顯智:教授不好意思,他是投資美國的像是輝瑞或是莫德納?
詹長權:他是投資BNT。他就跟BNT講好,我會給你研發的錢,我事先跟你講。因為他已經判斷過成功的機率很大。
#日本韓國的代工路徑
詹長權:像韓國跟日本,他們一樣就跟人家講我來幫你代工。他還用很好的生產條件,來說你總是需要我們合作才能做成。
像莫德納這個疫苗,大概要有五千種化學物質,各種不同,林林總總,在他整個過程是相當繁複的。你的關鍵材料那麼多的時候,你的供應鏈一定是經濟工業的強國才有。那他們就能生產一些需要的,互補有無的時候,那工廠的規模又大,他就可以去代工。否則之前最早這些好的疫苗,都是在美國跟歐陸。因為好的廠,例如比利時法國荷蘭,有一些廠都跟輝瑞等等合作,為什麼?還有瑞士等等。因為原來藥廠很大的一些國家它才有。
可是亞洲這幾個,像日本跟韓國,特別是日本,他的藥界也是蠻強的,韓國也慢慢跟上了,他就這樣做。
#用健康資料談判取得疫苗的以色列
詹長權:另外一個國家像是以色列,他也是起步沒那麼早,可是他一起步,就是差不多五六月的時候,他的總理就去跟人家講。後來大家看到那個故事,就是他打了15通電話給輝瑞的總裁跟他談。他談就是用他的健保資料庫,讓這個疫苗到他那邊用的時候,可以取得疫苗臨床試驗的第四期。我們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就是說廣泛使用之後所發現的副作用跟效果。所以他用健康資料去跟人家談判,然後用高價買了以後,他就可以做。
所以布局看得遠,為什麼有那個決策的機制可以這樣做?不要忘了,每一個我提到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資訊透明程序完備才能團結國民
詹長權:這幾個國家,他們做這樣決定的過程,都非常充分地受到國會的監督。所以美國要投資的每一個事情、為何這樣決定,等他投資完,一定會被美國的國會叫去做聽證會。所以美國白宮的最高顧問佛奇,他的疾管署署長,他管疫苗採購的,每一個人都要到國會去接受國會議員的聽證。那個講出來的話都是有法律責任的。
他們一整天的聽證會,即使疫情那麼嚴重,一定要對,在民主體制裡面,對整個民意機構做很負責任的對話,這樣才會透明。一樣,以色列,都是受到國會的,不能說是制衡,就是說在疫情下,只有透過這樣才能夠團結,因為資訊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走的一些路徑。就是說,他們的準備與民主與治理,在一個戰爭時期,因為要有速度又要有責任。
這是我看我們台灣要怎麼借鏡,看看我們那些地方做科學的防疫、政府長期投資的決策,跟國會課責的負責任的雙向互動,是不是在過去一年多以來都比較不足。那不足之後,就會比較無法眾志成城,比較容易有紛爭。在碰到危機或是疫情爆發的時候,常常就會是對立跟社會的撕裂,這個都是給病毒最好的機會來打擊我們。
所以,我從這樣一個角度來告訴大家,檢測也好疫苗也好,這兩個在社區大流行一定要用的工具,我們沒有好好地提前佈署,是蠻可惜的。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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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合作緣由
讓我們將時間倒回到1927年,剛過不惑之年並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正思索一件事。
自清末以來,落後的中國就一直向西方列強學習軍事好提升實力,蔣介石麾下的國民革命軍也不例外。事實上,當國民黨在孫文提倡「聯俄容共」後,就跟蘇聯建立密切的軍事合作。
當時蘇聯除了輸送軍火,還派遣軍事人員協助訓練。像時任國民革命軍第7軍軍長─李宗仁的回憶中,就提到由他領導的廣西軍政府選擇投入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就撥贈了一批蘇聯製的莫辛那甘步槍裝備給廣西部隊。而李宗仁跟化名為「加倫將軍」的蘇聯軍事顧問─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有著不錯的交情,兩人還曾以白蘭地為賭注,來打賭軍事行動的發展。另外,作為蔣介石嫡系力量的國民革命軍第1軍,其成員是由蘇聯協辦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可見蘇聯軍事隊當時國軍的影響力極深。
而蘇聯的軍事協助效果也非常顯著,1926年,國民革命軍自廣州誓師北伐,1年後,國軍就攻佔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席捲全國之勢已是有目共睹。
但這一切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1927年,蔣介石宣布清黨,利用武力排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勢力,這個舉動也讓國民黨與蘇聯的軍事合作宣告斷絕。
「沒了蘇聯,現在該和哪一個國家合作發展軍事呢?」蔣介石開始列出各種可能性。
日本?
由於距離近,加上明治維新的西化改革成效卓著,日本一直是清末中國學習軍事的主要流派之一,就連蔣介石自己都是日本軍校出身。但當時日本是國民政府的對手─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合作對象,加上對中國的不懷好意,那是絕無合作之道理。
英國?美國?
雖然中國在一戰時,和這兩個昔日跟現今的世界第一強國屬同一陣線,但在戰後,英美兩國卻對當時陷入軍閥內戰的中國發起軍事禁運的制裁,美國更是瀰漫一股置身事外的孤立主義,自然不可能和國民政府進行軍事合作。
法國?
令人意外的是,這個老牌西方列強,竟跟國民政府表達過建立軍事合作的意願(甚至後來還說過中國政府可以不用付薪資給來華的法國將領,可謂半買半送),但蔣介石卻拒絕了。要說原因……「法國人在普法戰爭後,基本就沒打過什麼漂亮仗,這國家的軍事水平實在不靠譜呀。」
(在這裡,老ㄕ順便幫法國軍事「略微」平反。其實法國的軍事能力非常強悍,單以坦克製造為例,二戰初期,當時德國坦克對法國B1坦克的厚重裝甲完全束手無策。作為德國坦克部隊中最負盛名的指揮官─古德里安,就曾說過:「我看到德軍坦克主炮打在法軍坦克上,炮彈直接被對方裝甲彈開。」所以法國的軍事還是挺強悍的。
不過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國民政府沒選擇和法國進行軍事合作,倒也非常正確。因為二戰的法國在物資及軍備都擁有優勢的狀況下,卻被德國只用40多天的時間完敗。這個比普法戰爭還難看的戰績,也使法國人至今仍飽受調侃。)
「看來能合作的對象,就只有它了。」
蔣介石心中的最佳選擇,最後定睛在曾經是一戰中屬於敵對陣營的中歐強權─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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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0年才完成建國大業的德國,雖然是個新興國家,但在清末洋化運動中的重要性絲毫不弱於英法等老牌列強。
例如:號稱清末第一強軍的「北洋六鎮」,就是清朝聘用德國教官,並購買西洋軍火裝備的現代化部隊。而曾經排名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其主力艦「定遠」、「鎮遠」是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打造。
所以中德兩國的軍事合作早有淵源,而德國軍事實力的強悍更是舉世聞名。
早在建國以先,德國的前身─普魯士,就以劣勢的國力及兵力,迅速扣倒奧地利、法蘭西兩大歐陸強權;到了一戰更是幾乎以一國之力強抗英法俄三大國,而且在美國參戰前,德國於東線戰場完勝俄國,西線戰場則佔領法國頗多的土地並保有主動權。
這也難怪德國即便是一戰的戰敗國,卻仍獲得蔣介石青睞。
問題是……德國人願不願意和當時的國民政府合作呢?
說來時機巧合,身為一戰戰敗國的德國,當時也對中國情投意合。
在外交上,德國需要有盟友,一方面改善身為戰敗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則是突破被英法兩國壓制下的外交困境。
在經濟上,德國因大戰耗損大量的人力、物力,戰敗後又身負2000億馬克的賠款,這讓德國經濟陷入蕭條。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企業,都迫切需要外銷收入重振經濟。
更實際的一點,就是失業的德國軍事人員需要找到頭路。因為在凡爾賽條約中,德國被規定只能保留10萬陸軍,極少數的海軍(分別是6艘過時的戰艦、6艘輕巡洋艦、12艘噸位數不足1000的驅逐艦、12艘魚雷艦),還有3個軍官學校;其他像:裝甲部隊、潛艦部隊、空軍部隊、化學部隊,一律廢除。一時之間,許多身懷絕技的德國軍人身陷窮困落魄的窘境(這其中就包含後來成為納粹德國元首的希特勒大大),成為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能跟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合作,不但能讓失業軍人盡展所長,還可以避免他們待在國內,成為治安上的未爆彈(像是咱們的阿希,就跑去參加了納粹黨後,竟然還發動了一場啤酒館政變試圖顛覆當時的德國威瑪政府)。
這邊廂,國民政府想要提升軍事科技,那邊廂,德國政府需要中國的市場以及原物料。
於是乎,蔣介石透過留學過德國的政治委員─朱家驊,先接觸德國民間的名望人士,之後向德國軍政界透漏蔣介石希望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的意願,並且開出一份理想人選的名單。
德國政府則開始研究中德合作的可行性,而當他們打開蔣介石的名單後,只見印入眼簾的第一人是: 奧古斯特·馮·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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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老蔣心中的顧問第一人選,馬肯森是何許人也?
此人在一戰中多次擔任東線戰場的軍團指揮,首先在1914年開戰之初連挫俄軍因此被封為德國陸軍元帥,後在1915年領軍橫掃巴爾幹戰場,攻佔了塞爾維亞以及羅馬尼亞。其用兵風格,就是充分利用騎兵的機動性在遼闊的戰場中突破敵方防線,日後被封為中共開國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甚至尊他為心中世界名將的第一人。
然後德國政府表示:「否決!」
德國政府接著看名單第二人,名字是: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他們不假思索地表示:「再次否決!」
如果說馬肯森是德國一戰中的東線戰場英雄,那魯登道夫則是德國戰爭後期的靈魂人物。
在一戰初期,魯登道夫以參謀長的身分協助上司興登堡在坦能堡重創俄軍,使德國在東線戰場由守轉攻;一戰中期,魯登道夫進入德國的參謀總部,開始制定許多重要戰略方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無限制潛艇戰」(也就是用潛艦擊毀所有通往敵方英國的船隻,這個戰略雖然後來成為美國參與一戰對抗德國的原因之一,但短期內,曾把英國逼到物資短缺的恐慌中,可見這個戰略的巨大殺傷力......無論是對敵我都是如此);到了戰爭後期,魯登道夫直接架空德國皇帝讓軍方成為實際執政單位,然後他先把列寧送回俄羅斯,引發俄羅斯的共產黨革命,使其退出一戰,從而讓德軍在東線中獲勝,後來又主持對西線戰場的大規模攻勢,曾一度讓德軍推進到法國首都巴黎的近郊。由這些經歷可以看到魯登道夫,是個能量巨大,並在戰略上極度大膽進取的有能人物。
那為何德國政府毫無懸念的拒絕讓上述兩人成為蔣介石的德國顧問?
絕不是因為德國人要把好人才留給自己用(馬肯森跟魯登道夫當時都已經從軍隊退役,而從魯登道夫後來還跟希特勒一起聯合搞政變,就知道他在德國政壇不受待見),而是因為在一戰落敗的德國,在簽署的凡爾賽條約被規定:「德國國民不得到外國政府或其部隊擔任軍事顧問,且德國政府有義務阻止有此意願的德國國民。」
所以德國政府很遵守這條規定,以至於他們阻擋國民前往國外從事軍事相關活動?答案是:倒也沒有。
其實德國政府蠻鼓勵退役軍人往國外發展。原因除了先前所提:可以解決凡爾賽條約限制下的軍人失業問題。另一方面,這些出國發展的軍人若是回到德國,說不定還能把在國外發展的經驗帶回到國內,促進本國軍隊發展。
像德國一戰中的王牌飛行員─烏德特,就在戰後跑去美國從事特技飛行表演。如果各位覺得烏德特只是跑去雜耍,所以跟軍事活動沒發生關係,那可就想簡單了;因為後來烏德特藉由這些飛行經驗,大力推動德國裝備俯衝轟炸機,也就是德國在二戰中具有相當知名度的斯圖卡轟炸機,成為德國日後閃擊戰的關鍵。
但魯登道夫和馬肯森卻有個問題導致無法出國,那就是:知名度太高,怕惹出爭議呀!
雖然各國為了讓德國保持穩定,對於德國中低階的退役軍人出國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畢竟條約白紙黑字寫在那,要是德國動作搞得太誇張,各國還是會跑來質問,尤其是魯登道夫這個基本把所有國家都打了個遍的猛人,那更是嚴加看管的對象。
接連打槍蔣介石的人選後,德國政府後來想到變通的方法:「乾脆讓魯登道夫推薦,一個可靠但知名度不高的人選去跟南京國民政府合作吧。」
而魯登道夫考慮一番後,則說:「讓馬克思‧鮑爾去中國活動吧。」
圖片為:
第一張─奧古斯特·馮·馬肯森,蔣介石預設德國顧問的首選
第二張─埃里希·魯登道夫,蔣介石第一批提出的顧問團人選之一
第三張─魯登道夫與希特勒合照
這兩人有一段時間密切合作,甚至一起策畫了啤酒館政變企圖奪取德國政權,但該政變很快被鎮壓,魯登道夫甩鍋給希特勒,自己完全沒被判刑,希特勒則為該事件背鍋吃了幾個月的牢飯,但也在蹲苦窯時,阿希完成他的著作─《我的奮鬥》
黎 希 留 號 戰艦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紫荊黨治港會行嗎 — 不用相信港人,但要相信這裡的「資源詛咒」】
中國出身的「新香港人」要組「紫荊黨」參政,是香港三十年一遇的大變局。這班在中西兩邊都有聯繫的中環新菁英,與李超人一代港資富豪在歷史上的痕跡也相映成趣。李曾經感嘆,大概意思是過渡期的時候沒有抓緊機會參政、沒有培育自己的政治勢力。最後大家都看到中國對他越來越不友善,雖然他有留蟬脫後手,但正面衝突終究沒有議價空間。
因為重要 所以沒有民主空間
然後紫荊黨出現,不能說不是弔詭地希望完成香港富豪們的夙願。證明中國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同時,仍不能在功能上放棄香港。雖然口裡說不,但身體還是很誠實。香港長期以來無法政改,是因為中國不搞資本帳開放,以維持「金融安全」不被顛覆,這裡成為唯一資本帳開放的中國地方,故此不能讓香港本土人口掌握自己的金融安全;這層複雜關係因為不好點明白,便屢次在政改爭議中化約為「事涉國家安全」和「愛國者治港」的套語。因此一日香港與中國存在這層關係,就一日不可能民主;可以有民主投票的形式,但人選需要是北京「信得過」。
追溯得更遠,這是冷戰以來決定的格局。冷戰不只決定了美國要聯合中國反蘇,而默許香港回歸中國,也注定有這層特定的政經地緣關係,北京不會讓香港搞真民主。除非中國開放資本帳,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在美國面前不再搞「中獨」;當香港徹底失去價值和能量的時候,就會有民主空間,但到時又會沒能力自行建設民主。現在我們是有能力,但沒有空間。兩種情況的結論都是不會有民主。即是香港有一日像敘利亞一樣,戰火漫天,但只要各種交易槓桿還在,香港還是會因資源詛咒而與民主自治無緣。
等於沙士以後,香港樓價金槍不倒,便涉及全中國狂印熱錢對抗美國量化寬鬆的遠因。這波秩序基本確保香港資產「五十年不變」。台灣可以民主化,除了因為島內人民持續強烈抗爭,更重要的是美國不再需要台灣做冷戰的反共戰艦,因為爭取目標由中華民國轉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政權跟替對其大局無影響。蘇聯突進和強大的結果,是中國地位的上升、台灣失去「棋子」身份,但也因此可以得到民主。智利可以一直維持不亞於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因為美國在地緣上需要他,美國便默許犧牲當地人權。
反送中作為兩條統戰路線的成績表
紫荊黨的成立,當然與「反送中」脫不了關係。反送中對北京來說,是暴露了「港人治港」行不通。親建制派被超過一半香港人討厭,就是沒有號召力影響力。中國最終發現香港是一個政治上的沼澤,正所謂臭罌出臭草,在臭罌裡養不出好物種。無論輸送多少資源過來,他們還是搞不起來。
去年區議會的戰果便警示了情報結構性失誤,以及多年投資化為泡影。對於民主派自認中關社以來的統戰,本來是想爭取他們靠近建制,但抗爭者用自己的犧牲把泛民爭取了過去;建制派更加無力阻止本地動亂。無論何妖等激進建制如何舞高弄低,還是無法改寫在中國眼中,反送中是對其間接管治政策派發歷史成績表:結果是人心不回歸、溫和派激進化、親兵則像永續軟皮蛇。
劉兆佳曾經在紫荊黨消息出現一陣之前,發出耐人尋味的言論,謂香港很多建制派嘴上說愛國,但其實都是為了利益,愛國者治港不等於建制派治港,只靠「群眾基礎」不足的建制派不足以撐持大局。據此想像,北京對建制派的失望,不一定少過北京厭惡黎智英黃之鋒。
林鄭月娥是用來做行政工作的,留與不留都不是重要事,未來的政治規劃早就沒有他們的位置。令北京失去耐心的同樣包括港英政務官,他們無法解決政治矛盾,甚至連調度資源收買民心都做不到。林鄭的外交效應,讓全球反中形成、蔡英文選情起死回生,高票當選。如果再有機會,北京大概對 AO 治港十分戒懼。否則不用搞公務員 DQ 制度。
掉在地上的餅包誰人撿?
然而親北京的新香港人治港,是否就會如有神助?這始終還是受到香港作為集資地、存錢地的資源詛咒所限。眾所周知,中聯辦的也是「流官」,也就是外調進來、不熟港情、日久則調走的體制。傳統中國也是如此,江浙出身的士大夫,不會被委派到江浙地區,以免人脈網絡太深太長,有結黨營私,成為獨立王國的危險。中聯辦尚且成為忌憚目標,那號稱要有 25 萬黨員、「學習共產黨」的紫荊黨,又有多少來爭奪香港的諸侯?控制到香港,又可以向北京換取更多,做李嘉誠做不到的東西——與北京討價。以前因為「一國兩制」,香港無法干預中國政治。一旦紫荊黨那種披著兩制皮相的一國願景成立,港人參軍、「一國兩制」再續五十年,香港人口去白區化,但也會逐漸為中國政治鬥爭提供更廣闊的藍海,就像重慶。
人心不回歸是北京頭痛的事,但人心如歸則可能更大問題。當五湖四海的中國人都來到香港組黨參政,紫荊黨裡面分出三五七個派系路線,又與中國和外國滲和在一起,不是一個滋長雙面間諜和外國勢力的空間嗎?一旦擁有實權,就等於太平天國之後的漢人總督,開始有議價力。若果沒有實權,則不可能清掃本地尸位素餐的偽親兵,不能切實改革,久待沼澤的外來種也會很快被同化,成為一樣的垃圾;有實權則尾大不掉,很容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實行這一套,被迫留港的香港人,就只能與敵同行,形勢會更加複雜。真正的短兵相接不是去年,而是將來。
特朗普說要抽乾華盛頓的沼澤,但每個地方都有沼澤,香港也有。本地人能夠勾結甚麼外國勢力?外來菁英借香港這個殼去互相勾結,有權力又發大財,還比較實在。英國人來到,也開始有了不奉君令的底氣。巨大的操作空間注定各方都有借殼爭奪的動機,香港注定永無寧日,這就是資源詛咒,但這也是香港可以一生懸命、不會死光的底氣。否則去年北京就出解放軍一乾二淨了。
香港人說走的人多,但現實就是過半數人錢在房產、沒錢、各種理由,而必須面對香港。香港人不需要做龍,形勢不許可就做好一條難纏的地頭蛇,要成為上海、重慶、北京這樣的地方。上海經歷過日本、也經歷過共產主義的搗毀,但後來還是有上海幫。從這個角度去看,只要不閉眼,就有戲可看,有戲可演,遠遠未到值得懷憂喪志的終局。
只要我們活著,就有香港。你不相信香港人,也要相信香港這個沼澤的韌力。一進來,力使不上。中國何其大力,但還是越管越亂,不是力不夠大,而是經常在官方文宣出現的「形勢複雜」四字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