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
1931年中國 在 蔡正元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春節
春節假期快過了
但是「春節」這個名詞
原本是用來指「立春」
中國自漢武帝時即把「過年」
定名為「元旦」
因緣際會
被袁世凱改以「春節」
用來指稱「過年」
中國從龍山文化時代
可能就已出現「過年」文化
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裡
發展出
除夕 過年 元宵 清明
端午 中秋 重陽 冬至
等八大節日的文化系統
這套曆年制度的文化系統
被認為夏朝時即已出現
故稱「夏曆」
「過年」就是「夏曆元旦」
「陰曆」或「農曆」
是辛亥革命後的說法
日本雖也學到這套文化系統
但僅及於皮毛
沒有深入社會和家庭結構
因此明治維新很容易就廢棄了
辛亥革命後
孫中山等人曾想廢除「過年」
改以陽曆新年取代
把「元旦」改定為「陽曆新年」
且禁止農曆「過年」放假
也不讓「過年」再稱為「元旦」
袁世凱則於1914年恢復「過年」
但改稱「春節」放假
所以有人開玩笑說
袁世凱才是中華文化的守護者
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
蔣介石下令廢棄
「除夕」和「春節」
禁止春節放假
「舊曆節令不准循俗放假」
還派軍警上街逮捕違禁商家
處罰貼春聯和慶祝活動
1931年九ㄧ八事件後
蔣介石辭國民政府主席
春節禁令形同瓦解
但蔣介石很快出任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於1934年搞「新生活運動」
並未正式恢復春節
因為春節是「舊生活」
1935年毛澤東結束長征
在陝北積極推動春節慶祝活動
以爭取農民的認同
當時共產黨極力提倡傳統節日
硬把國民黨比下去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
有些地區有春節 有些沒有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
蔣介石政府繼續推動
「過年陽曆化」
但不再也無法禁止「過年」
1949年毛澤東取得政權
中國「過年」才又正式放假
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復職
才不敢在台灣禁止「過年」
還華麗轉身「復興中華文化」
因為連日本殖民統治時
都不敢禁止台灣人「過年」
台灣成了唯一過年沒被禁過的地方
日本人過他們的陽曆「日本新年」
台灣人過自己的農曆「中國新年」
1966年毛澤東搞「文革」
試圖把春節「革命化」不放假
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
春節放長假正式恢復
創造出世界規模最大的「春運」
春節的英文是「中國新年」
Chinese New Year
不是什麼「Spring Festival」
這一天
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系統的「歲首」
結合中國人的家庭價值和民族文化
不是政治人物可以
用改造 改革 或革命的名義廢棄的
這些人最後都得向
中國文化低頭認輸
政治人物如果想民族復興
最好乾脆一點
不要再用袁世凱命名的「春節」
就直接定名叫「中國新年」吧!
1931年中國 在 高雄好過日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1931年中國 在 Dd tai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