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guinea bissau中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文長慎入
#我今天看到了一個頻道我想說來理性的與外國人討論順便跟大家聊聊我的想法
#本來想附上截圖想想還是放上自拍照比較不針對任何人
#我是法理建國派的皮筋兒

台澎不需要革命、推翻、正名或者修憲，台澎需要的是了解客觀史實後 #終止代管自決建國

以下幾點說明：
1️⃣推翻舊政府改由新政府取代就是「革命」，革命就只是個「推翻治理政權」的過程，但仍舊不會改變台澎沒有主權國家法人格的事實。法理建國派從未主張「推翻或者革命」 https://wp.me/pd1HGm-2I

2️⃣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國際法規則，就是要探討出是非對錯，弄清楚到底為什麼台灣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如果「有自己軍隊可以保護人民不受外來侵犯就可以成為主權國家」、「台灣很民主有選舉有民選總統」那國際社會不就早該承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了嗎？為什麼沒有？因為國際社會就是依照國際法法理拒絕承認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法理建國派的目標👉🏻 https://wp.me/pd1HGm-3M

3️⃣法理建國派的人要推動的就是「建立長期安定的國家」，這有外部與內部的方向要努力：

「外部」是依國際法法理來取得國家法人格，透過外交手段跟其他國家結盟合作來抵禦外力侵犯，確保長治久安。

「內部」是依民主和平的方式，讓大家能夠在一個客觀的事實基礎上，基於相同的認知、共識，及對未來的美好想像，彼此合作、同心協力建立一個屬於大家的國家。而不是透過武裝暴力的方式，去強迫他人臣服於自己。

4️⃣修憲改變不了台澎欠缺國家法人格的事實。👉🏻 https://wp.me/pd1HGm-1B

5️⃣叫什麼名字也改變不了台澎欠缺國家法人格的事實。
👉🏻內部自決權 vs 外部自決權、民族自決權 vs 住民自決權、自決權的行使 https://wp.me/pd1HGm-5S

6️⃣大家總說台灣看起來像是什麼都有了，有《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說的國家四個特點啊！那為什麼還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

目前台澎現況：
#土地：有，台澎；但把金馬東沙包進來就建不了國。

#人民：有，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所謂的去殖民化程序是因為台澎曾經是日本殖民地，依法理地位來說行使住民自決權以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的台澎人為主。
在行使自決權時，將中國難民及其後代算進來可能會造成法律上的瑕疵。無論中國難民及其後代是否參與自決建國程序，建國之後，他們都能直接歸化成為國民。可在新建國家的國際法上簡化歸順程序，實務上給中國難民及其後代方便，但法律上要知道人民是具有自由意志可以來選擇國籍，因此要尊重他們的自由意志。

#政府：宣布建國之後才會成立的行政組織；建國前不存在政府，目前 ROC 政權只是治理當局。

#外交能力：宣布建國、成立政府之後才有辦法展現的東西。

👉🏻問與答有回答過的：
Q&A73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277885027126719/?d=n
Q&A74承上題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278470730401482/?d=n
Q&A143: 應該有不少學者認定，有國家四要素就是國家。要如何打破這種觀點？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18884103026811/?d=n
Q&A144承上題：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19474539634434/

7️⃣關於有人提到國際上有五個國家叫幾內亞，兩個國家叫剛果。所以中華民國也不會被真的以為是中國啊！

好的，腦力激盪之前，請大家先看這個🔗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vanity=rotpnetwork&set=a.2763561250403580

1912.2.12建立，可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華民國政權，為它想代表的主權國家「中國」取的國號叫「中華民國」；1949.10.1建立，可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PRC政權，為它想代表的主權國家「中國」取的國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可以清楚知道中國主權國家（一個具有國家法人格的政治實體），內部出現兩個政權（ROC/PRC政權）在爭奪「合法政府代表權」。

中華民國政權只是可以作為中國主權國家的合法政府代表，它不是主權國家。
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在國際法上欠缺國家法人格，是自主運作的單位。

中國內戰與台澎無關，請切割出來看。🙌🏻［英語繁中字］為什麼台灣在國際上無法加入WHO？原因與解決方法：https://youtu.be/lss2OdMhi90

👇🏻針對提到「五個幾內亞、兩個剛果」我大概查了一下：

1. 幾內亞共和國（法語：République de Guinée），通稱幾內亞（法語：Guinée）是位於西非的國家。

1958年幾內亞通過全民公投，成為唯一選擇不加入法蘭西共同體而獨立的法國殖民地。
👉🏻原法國殖民地，爾後去殖民化完成建國。

2. 幾內亞比索共和國（葡萄牙語：República da Guiné-Bissau），通稱幾內亞比索（葡萄牙語：Guiné-Bissau），是一個位於西非的國家，曾為葡屬幾內亞。

1956年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成立。1961年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開始組織武裝遊擊隊對抗葡萄牙，雖然葡萄牙增加駐軍至超過3萬5千人，該黨仍不斷擴張勢力。1968年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已控制幾內亞比索大部分地區。1973年9月24日幾內亞比索宣告獨立。同年11月，聯合國大會以93比7的投票結果，承認幾內亞比索獨立。1974年9月10日：葡萄牙正式承認幾內亞比索獨立。

👉🏻原葡萄牙殖民地，原主權母國承認幾內亞比索獨立。

我補上剛跟聖峰討教的回覆，幾內亞比索的部分很有趣：

1973年9月24日幾內亞比索宣告獨立
1973年11月，聯合國大會以93比7的投票結果，承認幾內亞比索獨立
1974年9月10日，葡萄牙承認幾內亞比索獨立
1974年9月17日，幾內亞比索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不是在1973年11月就承認幾內亞比索獨立了嗎？為什麼幾內亞比索不順水推舟，立即加入聯合國，而要等葡萄牙承認它獨立之後才加入聯合國呢？因為擁有領土主權的母國承認之後，才能真正完成獨立呀。
由此可知，聯合國大會決議並不等於國際法，即使大會通過決議承認某個地方獨立，也無法產生與擁有該地領土主權的國家承認獨立同樣的法律效果，仍舊需要擁有領土主權的母國承認獨立才能完成真正的獨立。

3. 赤道幾內亞共和國，簡稱赤道幾內亞（西班牙語：Guinea Ecuatorial；法語：Guinée équatoriale；葡萄牙語：Guiné Equatorial），中文亦簡稱赤幾，位於非洲中部。

1778年，葡萄牙同意讓給西班牙一些非洲沿海島嶼，以及大陸上位於歐果韋河和尼日河之間的領土。西班牙內戰後，西屬幾內亞得到了更多的開發。1959年，該地區被劃為斐南多波和木尼河兩個海外省。1964年1月，兩省取得內部自治地位。至1968年，在民族獨立運動和聯合國的雙重壓力下，西班牙同意給予其獨立地位。1968年10月12日，西屬幾內亞宣告獨立，改國名為赤道幾內亞共和國。
👉🏻領土主權原屬於西班牙，1968年主權母國同意其獨立建國。

4.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英語：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通稱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皮欽語：Papua Niugini；希里摩圖語：Papua Niu Gini），簡稱巴紐，是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一個島嶼國家。

1919年一戰結束後，澳軍佔領德屬新幾內亞。1920年12月17日國際聯盟決定委託澳管理新幾內亞領地；二戰中新幾內亞一度為日軍佔領，戰後聯合國委託澳洲託管，1949年澳將兩部分合併為一個行政單位，稱「巴布亞紐幾內亞領地」。1973年12月1日實行內部自治。1975年9月16日脫離澳洲獨立，成為大英國協王國成員國。
👉🏻1975年脫離澳洲獨立
👉🏻延伸閱讀澳洲去殖民化建國 https://wp.me/pd1HGm-aY

5. 新幾內亞（英語：New Guinea；巴布亞皮欽語：Niugini；印度尼西亞語：Papua）領土主權屬於印尼。剛剛上面第四點，與這個有關。

19世紀受歐洲國家殖民侵略，國界大致上沿用昔日德、荷佔領地一分為二：位於東經141度以東的，屬於巴布亞紐幾內亞，由1975年開始脫離澳洲成為獨立的國家；位於東經141度以西的，屬於印尼的巴布亞省和西巴布亞省。這部份一直都有分離活動，要求從印尼獨立。

（但第五個，那不是國家是印尼的省份吧！而且也不是一摸一樣的國名，仔細看前四個很明顯擁有不同的國家法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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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剛果民主共和國（法語：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簡寫為RDC），是位於非洲中部的國家，簡稱民主剛果（DR Congo）、剛果（金）（Congo-Kinshasa）。

民主剛果的前身為剛果自由邦與比屬剛果，於1960年6月30日獨立建國。由於建國時與鄰近稍早獨立的原法屬剛果同樣以「剛果共和國」做為國號，國際社會在兩國名稱後括注首都名稱以作區別，由於其首都為利奧波德維爾，又被稱作剛果共和國 (利奧波德維爾)（英語：Republic of the Congo (Léopoldville)），簡稱剛果（利）。1964年8月1日改國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

2. 剛果共和國（法語：République du Congo；基圖巴語：Repubilika ya Kongo；林加拉語：Republiki ya Kongó），簡稱剛果或剛果（布），是非洲中部的一個國家。

歷史上該地由班圖人的部落控制，後成為法國殖民地，通用法語，1960年獲得獨立。

（這兩個剛果具有不同的國家法人格，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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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五個幾內亞、兩個剛果」例子，大家有沒有發現主權母國的存在影響有多大？
可以參考 👉🏻 科索沃未完成法理獨立 https://wp.me/pd1HGm-by

👉🏻Q&A145&146:主權母國不同意就不能舉辦獨立公投嗎？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20089539572934/?d=n

再來仔細思考一下，二戰後去殖民化其實有兩個階段：
1. 殖民母國、主權國，放棄殖民地主權。
2. 第二階段領土上人民要決定自己的方向，看要建國，還是併入另一個獨立國家。所以台澎主權未定其實白話來說就是台澎人民什麼時候要來自決？

台灣人民根本沒意識到有第二階段。

釐清現狀是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不要跟著中華民國政權課本➕上「論」），那台灣人要改變現況的方式，是真的針對台澎地位的問題在處理 嗎？之前台灣人說要從中華民國中獨立出來，但這主張基礎就不對了。

對台澎而言台澎真的只欠缺 #建國意志 而已。
❤️台灣有的優勢有：
1. 沒有主權母國的干涉，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是簽署《舊金山和約》及其子約的國家都不能漠視的法理地位。
2. 天然海島屏障，天然的戰略地位。
3. 台灣人有辦法透過民主自由選舉來掌控中華民國政權，使其承認「盟佔代管機構的身分」。
4. 台灣的民主、經濟、人民素養有一定的水準，建國後可以成長治久安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Q&A179:庫德斯坦與台澎狀況差不多嗎？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40078734240681/?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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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聚焦在國家各項屬性，一定要注意的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是具有國家法人格（statehood）的政治實體，一定要是法理獨立(de jure)，是國際法上沒有事實獨立這個政治詞彙。

Q&A21國際法是什麼？: https://www.facebook.com/258660130833607/posts/4069042586461990/?d=n

Q&A23國家的各項屬性有什麼？: https://www.facebook.com/258660130833607/posts/4074186395947609/?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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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看到最後

中華民國政權洗腦教育是很成功，成功到大家少了釐清事情的勇氣。但永遠也不要小看了自己的力量，只要看清楚台澎法理地位的真相，就不會想再抱著中華民國政權再繼續虛耗下去。

法理建國派論述的對象是所有人，有困難的不會只是面對522萬人，而是把中華民當成台灣人的國家，以為台灣已經是國家的人都是法理建國派要談話的對象。

好好的國際法去殖民化路線不走，非要抱著中華民國政權不放，再來說沒有時間了，中共要打來了？是有什麼困難呢？希望台澎人要知道PRC政權之所以可以主張武統台澎，根本原因是ROC政權自1945年起光復台灣的騙局。

一中兩政權影響台澎有多深？看看現在從長輩開始教導的「不要談政治、不要管什麼國際法、要反共、以為228是國家暴力」等等，讓台澎人對中華民國政權光復台灣不敢質疑，現在仍舊會想替中華民國政權找出路。

有人說生活議題比建國重要！是這樣嗎？在疫情當前，一中兩政權仍舊影響著台澎不是嗎？大家這麼憤慨為什麼不能了解下盟佔代管身份購買疫苗的方法？盟佔身份買疫苗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30699915178563/

方向錯了再怎樣用力走仍舊是錯的方向；方向正確了不管走得多慢多累終究會到達🙌🏻

在大多數台澎人都被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嚴重洗腦的情況下，民進黨如果馬上像我們這樣講得這麼直接，搞不好被嚴重洗腦的台澎人下次就讓中國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

在台澎建國這件事上，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的本土派政黨（即：民進黨）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是揭露真相，但也必須在適當時機及情境下以適當的方式揭露。

我們現在對一般民眾揭露真相就是在製造這個時機、塑造這個環境，在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的本土派政黨揭露真相前，有越多民眾對即將揭露的真相有概念、印象，乃至於理解，在真相被正式揭露時，台灣社會可能發生的動盪與不安就會越少，民眾對這個自己已經有些許印象的真相，接受度也會更高。

台澎建國從來就不只是少數政治菁英的事情，也不是靠少數政治菁英就能完成的事情。
台澎最終能否成為真正的主權國家，取決於像你我這樣的人能夠理解台澎還不是國家、台澎建國的必要性，及真正能有效建立國家的方法。

真相的揭露，知識的傳遞，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也是每一個希望台澎成為國際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的台澎人應該採取行動參與其中的事。

法理建國派主張的是「台澎住民自決建國」，不是「政治菁英宣布獨立」。法理建國派主張的是瞭解真相的台澎住民透過各種方式形成政治壓力，讓（知情且認同法理建國的）中華民國政權的領導人「從善如流」地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沒有台澎主權、中華民國政權只是佔領代管台澎，然後承諾將終止代管，並協助台澎人完成自決建國程序。

台澎人了解客觀史實➡️時機成熟➡️中華民國政權執政黨順應民意承認「盟佔代管身份」➡具體建國步驟、行前具備條件以及終止代管自決建國後的工作 https://wp.me/pd1HGm-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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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台澎法理建國指南》電子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FXTxYOtkqrwEyV11w0kQyKujxEZsU8N/view?usp=sharing

👉🏻《台澎主權的未來請交給台澎人民決定》漫畫：
http://www.rotpnetwork.tw/TPSovDBYTP.php?LAN=TW

👉🏻二二八大屠殺 https://www.facebook.com/258660130833607/posts/4136986239667624/

👉🏻李明哲事件 https://wp.me/pd1HGm-5M

👉🏻九二共識 https://wp.me/pd1HGm-5w

👉🏻台灣有邦交國嗎？https://wp.me/pd1HGm-7H

👉🏻台澎在國際組織的參與（WHO、UN等）、台澎人在海外的身分問題（國籍、出身等）：https://wp.me/pd1HGm-cJ

👉🏻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上）https://wp.me/pd1HGm-iN

👉🏻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下) https://wp.me/pd1HGm-jB

👉🏻台澎建國是否必定「終將一戰」？台海中線的意義、防空識別區與「『共』機擾『台』」 https://wp.me/pd1HGm-k2

一 App 一路，刷下載量的黑色產業鏈

文：薯伯伯

當你發現一個 app 在 *全球各地* 下載量激增，但身邊所用的人卻寥寥無幾，那可能你在見證一個獨特的行業，叫「刷榜產業鏈」。

有個概念叫 App Store Optimization（ASO），中文姑且譯作「應用商店優化」，用上「優化」這個詞特別合適，因為這種「優化」的工序，在中國甚為成熟，這類服務有時稱為「刷榜」或「刷子」，機器操作的話幾毛錢，人手操作就幾塊錢，例如一個人操作過百張 SIM 卡加過百部手機，幫客戶全球刷榜、導量、刷五星好評。人手操作，多花點功夫，較為不易被察覺。

Apple 的 App Store 對於刷榜的規定較為嚴格，所以刷榜操作通常都在 Google 的 Play Store。但即使同樣是 Google Play Store，不同國家的政策有異，在小國的監管較少，大國的監管較多，如果發現有造假之嫌，便會清榜、清零，風險較大，所以刷榜都集中在小國。

在網上找到一間 ASO 公司的報價，Google Play 的套餐，分別有以下選項：

100次下載，15個5星，5個評論
200次下載，30個5星，10個評論
300次下載，45個5星，15個評論
400次下載，60個5星，20個評論
500次下載，75個5星，25個評論

五百次的下載量，也只用一百多元港幣而已。

而類似的消息，其實在中國的官媒新華社早就有報道。在 2019 年 8 月 4 日，新華社發表文章，題為〈揭秘APP「刷榜」黑色產業鏈：機器刷8毛 人刷2塊2〉，報道了國家級的中央電視台記者的調查發現，指出 App 刷榜日漸普遍，一條五星評分 8 毫子，iOS 人工下載 2.2 元，Android 人工下載則 1.6 元。

中國國家級的媒體似乎對於這種造假行為深惡痛絕，表示「刷榜擾亂行業競爭」，並敦促法律和技術監管應當加強，還狠批刷榜公司「往往只注重刷單量，而並不會關注開發者是否正規，應用本身質量如何，這將會直接損害用戶的權益」。

最後還問：「你在手機上下載應用軟件時，被虛假的軟件評論忽悠過嗎？」

而劇本總是似曾相識，雷同實在不幸。港共每日像是善堂總理一樣公佈「安心出行」的下載量，但連登用戶 object71 發文〈《安心出行》實在係香港之光，在世界各地都咁受歡迎〉（連結： https://lihkg.com/thread/2417442/page/1），羅列出港公開發的「安心出行」app 之世界排名。先利申一點，我自己常用的 App Store 也不是香港區，而是美國。如果說香港人用美國、日本、台灣的 App Store 下載軟件，是常見之事。但「安心出行」app 的可笑之處，是那些下載量穩居第一的國家，居然非常 exotic，我估計連不少香港旅遊達人也不能直接叫出其中文名字。

目前「安心出行」app 在世界各地的 Play Store 下載排名，由 2021 年 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2 月 22 日，穩佔第一位的國家及地區包括（數據：2021 年 2 月 21 日，北美東部時區晚上 10 時，來源 https://appfigures.com/reports/ranking，要登入才能看到）：

⭐️「安心出行 LeaveHomeSafe」下載量排名 *第一位* 的國家及地區分別有：⭐️

🇦🇬 Antigua And Barbuda（安提瓜和巴布達）
🇧🇸 Bahamas（巴哈馬）
🇧🇿 Belize（伯利茲）
🇧🇲 Bermuda（百慕達）
🇻🇬 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屬維珍群島）
🇨🇻 Cape Verde（佛得角）
🇰🇾 Cayman Islands（開曼群島）
🇨🇳 China（中國）
🇫🇯 Fiji（斐濟）
🇬🇼 Guinea-bissau（幾內亞比紹）
🇭🇰 Hong Kong（香港）
🇮🇸 Iceland（冰島）
🇲🇴 Macao（澳門）
🇫🇲 Micronesia（密克羅尼西亞）
🇳🇪 Niger（尼日爾）
🇵🇬 Papua New Guinea（巴布亞新幾內亞）
🇸🇧 Solomon Islands（所羅門群島）
🇹🇨 Turks and Caicos（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到底為甚麼位於中美洲巴哈馬群島東南的英國海外領土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Turks and Caicos），會有這麼多人下載「安心出行」app？相比起來，更多香港人居住的英國及美國，「安心出行」的下載排名，卻分別是 95 及 151 位。

由港共主導的「安心」app，居然可以在世界不同角落大放異彩，香港的創科成就實在令人鼓舞得發毛。在疫情過後，不妨聯到這些遙距關注香港的國家及地區，秉承「一 app 一路」精神，搞個大龍鳳，成立「安心聯盟」。

圖片：目前「安心出行」app 在世界各地的 Play Store 下載排名，由 2021 年 2 月 15 日至 2021 年 2 月 22 日，穩佔第一位的國家及地區包括（數據：2021 年 2 月 21 日，北美東部時區晚上 10 時，來源 Appfigures。）

相關連結：

連登用戶 object71 發文〈《安心出行》實在係香港之光，在世界各地都咁受歡迎〉
https://lihkg.com/thread/2417442/page/1

「安心出行」app 的全球排行榜數據（要登入才能看到）
https://appfigures.com/reports/ranking

中國新華社〈揭秘APP「刷榜」黑色產業鏈：機器刷8毛 人刷2塊2〉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04/c_1124834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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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行」疑似刷評刷榜事件簿：

1️⃣ 一 App 一路，刷下載量的黑色產業鏈
https://www.patreon.com/posts/47851618

2️⃣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切勿洗白「刷榜」行為
https://www.patreon.com/posts/47889821

3️⃣ 「安心篤數」再 fact check
https://www.patreon.com/posts/47898509

▶️ 請訂閱 Patreon 頻道，支持不受干預的獨立創作及評論 | www.patreon.com/pazu

港式雙首長制@香港革新論

//要突破困局，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民主自治」的意義—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以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如果這種「民主自治」的定義，可以得到大多數香港人接受，那麼實踐「民主自治」的具體方法，除了全面開放的行政長官普選外，也存在探討其他「民主自治」想像的可能性。

由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分別擔任「地區首長」及「政府首長」的角色，分權共治，以推行「港式雙首長制」。在「港式雙首長制」下，政務司司長須獲普選的立法會支持才能上台，將成為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首長」，政府施政亦需要以民意為依歸，「民主自治」將會得到落實；而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將不再直接負責政府日常事務，無論行政長官是按8.31人大決定的「有限制普選」產生或其他獲香港及北京共同認可的方式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都應定位為「超然領袖」（Non-partisan leader），專責平衡一國兩制、調和港陸關係—「港式雙首長制」將是香港在現行憲制地位下，能夠實現最大程度「民主自治」的政制方案。//

【#香港革新論文章】
港式雙首長制── 拉闊民主自治想像的政制方案

／ 房吉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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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在一個與港視劇集《選戰》平行的時空……
建制派代表、振民黨主席宋漫山，在各種種票疑雲下，以千多票的極少數差距，壓倒代表民自黨的葉晴，勝出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但宋漫山當選後，先後爆出連串醜聞，再加上要應付由「王主任」交託的各種政治任務，宋漫山被港人視為北京傀儡，上台僅僅兩年已經民望崩盤。2024年立法會首次全面普選，建制派大敗，由葉晴領導的民自黨橫掃多區，成為立法會最大黨派，行政立法全面對抗一觸即發。有見及此，宋漫山與葉晴達成權力分配協議，由宋漫山向北京政府提名葉晴出任政務司司長，並將日常行政權力移交政務司司長及其籌組的執政內閣，實行「港式雙首長制」，為香港政治揭開的新一頁。

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市民要求民主普選的呼聲一直有增無減，接連出現多次全港性的政治運動。然而，香港政制發展的步伐，卻一直無法回應巿民訴求，令社會一直陷於政制發展的爭拗當中。

面對政制困局，有人說原因在於泛民主派叫價太高，有人說是北京要高壓收權、不肯兌現承諾，也有人說是港陸之間欠缺互信，令協調讓步變得不可能1。這些論點也許有其理據，但都沒有切中政改的核心問題—「單一首長、雙重負責」的政制矛盾。

【單一首長、雙重負責的政制矛盾】

主權移交後，按《基本法》的憲制安排，香港的管治權力集中在行政機關，即行政長官一人身上。行政長官兼任「特區首長」及「政府首長」兩個角色，集各種政治權力於一身，形成「單一首長」的政治制度。

《基本法》一方面將行政權力集中於行政長官，另一方面亦規定行政長官需要同時向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Dual accountability）2。然而，主權移交以來的政治實踐顯示，香港市民與北京領導人之間，在價值觀、政治認知及制度安排上，實有難以調和的差異，行政長官夾在「一國」及「兩制」之間，北京領導人的期望及700萬香港人的訴求，成為了歷任行政長官無法跨越的政治鴻溝3。這種「單一首長、雙重負責」的制度，正是造成主權移交以來的三任行政長官，都被港人視為北京傀儡，而無法取信於香港社會的原因。

事實上，「單一首長、雙重負責」的制度，亦是令香港政制發展陷入矛盾的根源4。

在北京領導人眼中，香港擁有廣泛的自治權力—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獨立財政、獨立貨幣、獨立關稅，以至對外事務權力等。行政長官行使這些權力時，如果偏離北京的治國方針，便有可能會衝擊共產黨政權。北京更害怕一旦開放香港政權，「反中亂港」勢力會奪取香港管治權，令香港演變成反共基地。故此行政長官一職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當然，北京理論上握有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大可以拒絕任命並非「愛國愛港」的當選者，但奉行維穩至上的北京領導人，自然不會考慮這種可能引發憲制危機的做法—這正是北京將政改視作「政權保衛戰」，並堅持8.31人大決定中，由提名委員篩選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原因。

然而，這種對行政長官普選的維穩安排，與香港的民主訴求有根本衝突。香港市民普遍希望以「普及而平等的方式」選舉行政長官，從而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真正落實港人的自治權利。這種民主訴求，不是要確保民主派有候選人「出閘」，而是要保障除了選民外，不會有其他力量可以操控選舉結果5。

這就是香港與北京在政制發展上的核心矛盾。當港陸雙方都把目光完全集中在行政長官一個職位上，而雙方對行政長官的期望卻是背道而馳，又怎可能得出一個合乎兩者要求的政制安排？

要突破困局，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民主自治」的意義—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以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如果這種「民主自治」的定義，可以得到大多數香港人接受，那麼實踐「民主自治」的具體方法，除了全面開放的行政長官普選外，也存在探討其他「民主自治」想像的可能性。

香港，依目前憲制地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假如此一憲制地位在未來不會改變，香港要實踐「民主自治」的可行方法，是將行政長官一職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分拆為「特區首長」及「政府首長」兩個獨立角色，實行「雙首長制」（Dual leadership system）6，以突破現時「單一首長、雙重負責」所帶來的政制矛盾。

【雙首長制的海外案例】

「雙首長制」常與「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或「混合制」（Mixed system）等詞混用，指的是兼有「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與「議會制」（Parliamentary system）特點，由兩個行政首長分權共治的憲政制度。

按研究「半總統制」的權威、法國政治學者Duverger的定義，「半總統制」是指國家有一個由獨立普選所產生、並有相當行政權力（Considerable powers）的總統，同時又有一個以總理為首、需要依賴國會支持才能執政的內閣政府，二者共同執政、分享行政權力7。「雙首長制」則是另一法國學者Blondel由「半總統制」所引伸的概念。Blondel認為，除「半總統制」外，由君主掌握實權，而另設首相執政的「二元君主制」（Dual monarchies），如不丹、約旦等國，以及共產國家中黨領袖（主席或總書記）及政府領袖（總理）由不同人士出任的「共產主義體制」（Communist system），均由兩個行政首長共同執政，或按不同原則分擔政務，可與「半總統制」歸納為同一類別。

坊間一般以為分割國家行政權力，會容易帶來政治不穩定，但Duverger及Blondel的研究均指出，「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因其「二元共治」的特色，在特定政治形勢下，例如社會因為階層、種族、宗教或者政治意見陷於內部分裂，可避免「單一首長」無法代表不同勢力的問題，反而有助促進政治穩定。

以法國為例，第四共和時期（1946年至1958年）採用議會制，但因為國會多黨林立，組閣時難以折衝協調，內閣時常更替，12年期間就出現24個內閣，更多次出現無政府狀態。故1958年的新憲法強化總統權力，由總統向其選民負責，總理則向國會負責，共享行政權力。在第五共和憲政運作中，總統有廣泛權力，包括：1）按國會選舉結果任免總理，並按總理建議任免內閣部長；2）主理國防與外交、任命高級軍官、批准國際條約；3）主持國務會議、與各項政策之制定與討論；4）任免主要官員；5）批核或覆議法案；6）任命憲法委員會委員（類似最高憲法或行政法院）；提請釋法；7）召開臨時國會；8）將重大議案提交公民複決等。而總理則在政府日常運作上起主導角色，與總統共享行政權力，包括副署所有總統簽署之法令、提議任免閣員、支配行政機構及軍隊、提議公民複決及釋法、召開臨時國會等。新制度強化了法國行政機關的運作，令內閣倒台的情況大大減少。

法國「半總統制」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換軌」（Alternation）體制。當國會與總統職位由同一個政黨掌握時，權力便集中在總統之手，政府以「類總統制」運作；但當國會與總統由不同的政黨控制時，日常施政則由總理主導，政府運作便轉換為「類議會制」的「共治」（Cohabitation）局面。基於「換軌」特色，有不少學者認為法國是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轉換的體制，多於一個獨立的體制8。但實際上，當總統與國會由同一個政黨控制時，總統本人的執政權力實際上來自其執政黨領袖的地位，而非總統職位，總理及內閣依然要向國會負責，運作與「總統制」仍有甚多差別；而當總統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控制時，總統仍具一定的行政權力，非「議會制」的虛位元首可比9。此外，法國憲法第23條亦規定，國會議員不得兼任內閣閣員，議員必須於接受內閣任命一個月內辭職，但其席位則由選舉時所提出的代理人出任，不需進行補選。這種機制促使行政與立法加強溝通、分享權力及協商執政，但同時又保持兩者的獨立性，值得長期面對行政立法衝突的香港借鑑。

除法國外，芬蘭在2000年採納新憲法之前，也是「雙首長制」的典範。按1917年獨立後的憲制，芬蘭有一位獨立普選產生的總統10，以及由總統任命的總理及內閣。總理及內閣負責政府的日常運作，而總統則在外交、國防、立法及人事任命享有實權。在程序上，芬蘭締結條約、宣戰等需國會同意，但面對前蘇聯的軍事威脅，在實際運作中，芬蘭總統在國防外交有極大決策權。芬蘭在冷戰期間，得以置身於大國衝突之外，實有賴數任總統善於外交，一方面與蘇聯維持良好關係，另一方面與西方國家保持經貿聯繫。而「雙首長制」正是芬蘭總統可彈性處理外交問題，不用受困於內政或內部親西方勢力限制的主因。

芬蘭總統亦和國會共享立法權，可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亦可提出新法案，或提案修改、解釋或廢止現有法律，並在有需要時解散國會。此外，在制度上，總統需要根據國會選舉結果任命總理及部長，但如沒有政黨佔優勢，總統可以主導內閣的組成，或任命由公務員組成的看守內閣，穩定政治11。在其他公職上，芬蘭總統有相當大的任命權，如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上訴法院的法官，高級公務員，以及公立大學的校長等。

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及芬蘭95年加入歐洲聯盟，芬蘭總統在國防外交角色不再吃重，再加上歐盟政策多由總理領導，芬蘭在2000年通過新憲法，削弱總統角色，轉變為「議會制」國家12。芬蘭的經驗顯示，「雙首長制」容許「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分工合作，分別處理對外及對內事務，有助應付特殊的政治形勢。

除了國家層面的制度外，「雙首長制」亦廣泛應用於世界各地的自治地區。英國現有海外領土（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如直布羅陀（Gibraltar）、百慕達（Bermuda）和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等，大多由一位英國委任的總督負責外交、國防及治安事務，而日常管治則由直選或議會委任的總理、行政長官或首席部長負責13。

二戰之後，世界上採用「雙首長制」的國家不多，主要有法國、芬蘭、奧地利、葡萄牙及愛爾蘭等歐洲國家。但隨著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有台灣學者統計，直至2010年，全球已有五十多個國家採用「雙首長制」（見表一），印證「雙首長制」適用於經歷政治轉型的地區，對穩定政治發展有幫助。「雙首長制」的這些特性，正正可以解決香港由「單一首長、雙重負責」所引起的政制矛盾。

表一：世界上採用「半總統制」的民主及非民主國家（2010年）14
西歐 東歐 前蘇聯地區 亞洲 非洲 美洲
民主國家 奧地利（Austria）
芬蘭（Finland）
法國（France）
冰島（Iceland）
愛爾蘭（Irland）
葡萄牙（Portugal） 保加利亞（Bulgaria）
克羅地亞（Croatia）
馬其頓（Macedonia）
黑山（Montenegro）
波蘭（Poland）
羅馬尼亞（Romania）
塞爾維亞（Serbia）
斯洛伐克（Slovakia）
斯洛文尼亞（Slovenia） 亞美尼亞（Armenia）
格魯吉亞（Georgia)
立陶宛（Lithuania）
烏克蘭
（Ukraine） 東帝汶
（East Timor）
蒙古（Mongolia）
新加坡（Singapore）
斯里蘭卡
（Sri Lanka）
台灣（Taiwan） 布基納法索
（Burkina Faso）
佛德角
（Cape Verde）
中非共和國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畿內亞比紹
（Guinea-Bissau）
肯亞（Kenya）
馬里（Mali）
莫三比克（Mozambique）
納米比亞
（Namibia）
聖多美普林西比
（São Tomé and Principe）
塞內加爾（Senegal）
湯加（Togo）
坦桑尼亞（Tanzania） 海地（Haiti）
秘魯（Peru）
非民主國家 亞塞拜疆（Azerbaijan）
白俄羅斯（Belarus）
俄羅斯（Russia）
哈薩克（Kazakhstan） 也門（Yemen） 安哥拉（Angola）
阿爾及利亞（Algeria）
喀麥隆（Cameroon）
乍德（Chad）
剛果民主共和國（Dem. Rep. of Congo）
埃及（Egypt）
加蓬（Gabon）
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尼日（Niger）
盧旺達（Rwanda）
突尼斯（Tunisia）

【雙首長制的本地經驗】

事實上，對香港而言，「雙首長制」亦非新鮮事物，港英時代的香港政府，也常以類似的「二元共治」模式運作。按《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港督擁有香港行政立法的最終權力，但在實際運作上，政策草擬、制定及執行與一般行政事務，都會交由整個公務員體系之首的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或後來的布政司（Chief Secretary）負責。其中，由布政司主持、各政策科首長參與的「布政司委員會」（Chief Secretary's Committee），則是港英政府日常運作的中樞。「布政司委員會」每星期召開會議，討論重要政府政策，以及事先審議所有提交上行政局的文件，實際上就是港英政府的日常內閣15。當然，由於憲制上權力實屬於港督，布政司的角色及權力，要視乎在任者的能力，以及港督是否強勢施政。

即使在主權移交前夕，這種不成文的「類雙首長制」仍在運作。彭定康在任港督時，主力處理政制改革及對外事務，而香港政府的日常運作，就幾乎全權交由時任布政司的陳方安生負責。有學者形容當時的香港政制情況，彭定康就像一個半總統制下「國家元首」，陳方安生就像一個「半總統制」下的總理或首席部長，而各司局長則彷彿是她的內閣成員16。

由於《基本法》延續了殖民地的管治制度，故這種不成文的「雙首長制」傳統，本來也是特區憲制的一部份。不過董建華上任後，為擺脫公務員系統對其施政的羈絆，毅然推行「高官問責制」，引進政治任命官員，將所有的行政權力收歸行政長官，破壞了港英時代的行政傳統。

【「港式雙首長制」的具體方案】

「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要有效運作，按美國學者Sartori的分析，「國家元首」（總統）與「政府首長」（總理）的分權需達三個標準：第一，總統應獨立於議會之外，但不應有權單獨或直接管治，其執政理念須經由內閣及總理傳達；第二，總理及內閣可由總統委任，但運作需獨立於總統，並對議會負責，總理去留端視乎議會支持；第三，總統及總理之間的權力結構、互動可有一定彈性，但二者均需有自主運作的潛能（Autonomy potential）17。

在此原則下，香港可依據主權移交前的憲政傳統，由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分別擔任「地區首長」及「政府首長」的角色，分權共治，以推行「港式雙首長制」。

• 制度性分權：作為「特區首長」，行政長官可專門負責憲制、地區安全、港陸關係及對外事務等「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事務，並管理監督部門（如審計署、廉政公署及申訴專員公署）。同時通過憲制安排，將行政長官作為「政府首長」的法定權力，向政務司司長作制度性分權，以滿足「雙首長制」的分權標準，由政務司司長主持政府「日常事務」（Day-to-day operation），透過立法會向香港市民負責，以實踐最大程度的「民主自治」。

• 政府組成：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可繼續行使向北京政府提名及建議免任政務司司長的權力，亦應有權按政務司司長的推薦，提名其他的主要官員；但同時亦要建立憲政慣例，行政長官提名的政務司司長，必須透過「信任投票」（Vote of confidence）得到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支持，以確保作為「政府首長」政務司司長，能夠全面代表香港的主流民意（這裡的前提是立法會所有議席，都必須全面由普選產生）。政務司司長的人選，可以是立法會議員、政黨黨魁或其他得到議會多數議員支持的人士；如被任命者為立法會議員，則可仿傚法國內閣選任安排，實行由同名單遞補機制，減少補選次數，節省議席出缺帶來的成本。（詳見表二）

• 實際操作：現有由政務司司長及各司局長組成的「政策委員會」，應該擔當日常內閣的角色，主導一般政策制定及政府日常決策，行政會議則演變成協調機構，確認由「政策委員會」作出的政策決定。如立法會改選、對政府重要法案或政務司司長本人要投不信任票，政務司司長及其內閣就得去職，由行政長官提名其他獲立法會大多數支持的人選出任。

在「港式雙首長制」下，政務司司長須獲普選的立法會支持才能上台，將成為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首長」，政府施政亦需要以民意為依歸，「民主自治」將會得到落實；而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將不再直接負責政府日常事務，無論行政長官是按8.31人大決定的「有限制普選」產生或其他獲香港及北京共同認可的方式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都應定位為「超然領袖」（Non-partisan leader），專責平衡一國兩制、調和港陸關係—「港式雙首長制」將是香港在現行憲制地位下，能夠實現最大程度「民主自治」的政制方案。

而要確保「港式雙首長制」有效運作，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必須做到制度性分權，最直接的方法，莫如修改基本法相關條文。但修改基本法的門檻極高，多年來亦隱為港陸政治禁忌，故以修改基本法來推行「港式雙首長制」，相信爭議會極大。更彈性而且可行的方法，是通過修訂本地法例及發佈行政命令，將行政長官現時兼任「政府首長」的主要法定權力，明確轉授予政務司司長，並修改政府人事編制，達到分權共治的效果。（詳見表二）由於修改本地法例及人事編制需向立法會提案，並諮詢市民意見，如獲全面普選產生的立法會通過，亦可視作市民對「港式雙首長制」的認可，足以為憲制共治建立穩固基礎，令行政長官不能任意收回授權或越位行事。

要實現我城的「民主自治」，香港人需要尋求新的想像。「港式雙首長制」，將是拉闊民主自治想像的政制方案。

表二：在本地立法層面上確立「港式雙首長制」的四點建議
1.修改《釋義及通則條例》
修改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62條及第63條，有關行政長官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轉授權力的部份。加入自動授權的條款，除另有明文保留外，其他法例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將自動轉授予政務司司長，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授予的權力，亦會被轉授予「政務司司長會同政策委員會」（Chief Secretary in Policy Committee）。同時修改其他條款中有衝突的部份，加入保留條文，對「港式雙首長制」下需要由行政長官執行的權力（比如規管審計及廉政事務）予以保留，不作自動轉授。
2.發布行政命令向政務司司長授權
按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四），行政長官可決定政府政策和發布行政命令。習慣上，行政長官會通過行政命令，將行政權力授權相關官員執行。故要推行「港式雙首長制」，行政長官亦應發布行政命令，將主要行政權力（包括發布行政命令、訂立附屬法例、發出文告及裁決上訴等）明確授權予政務司司長。
3.修改政府人事編制
由於行政長官不再兼任「政府首長」，職責由政務司司長吸納，行政長官辦公室、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以及其他相關單位的人事編制將有需要增減。政府需要就重新調配或增刪常額或編外的首長級職位，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及轄下的人事編制提案。
4.修改立法會遞補機制
為方便政務司司長推薦議員組閣，可修改《立法會條例》（第542章）有關立法會辭職遞補的機制。指明如地區直選議員因被委任為政府主要官員，而須按基本法第79條辭職，席位將由選舉時同一候選人名單順位遞補，如名單已盡，無人合資格或願意替補，才需要進行補選，不會由最大餘額得票名單補上。

1 阮紀宏：〈中央與香港關係惡化源於缺乏溝通〉，《亞洲週刊》，2014年8月24日 第28卷 33期。
2 基本法第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3 Kit Poon,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Hong Kong: democracy within communist China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8), chapter 3.
4 張炳良：《管治香港的難題：回歸十年反思》（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年)，頁34。
5 馬嶽：《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10年），頁113-116。
6 Jean Blondel, Dual Leadership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Arend Lijphart ed.,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2.
7 Maurice Duverger,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80, 8 (2), p. 165.
8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ymond Aron, Alternation in Government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982, 17: 1, p. 3-21.
9 蘇子喬：〈哪一種半總統制？─概念界定爭議的釐清〉，《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15。
10 1917年獨立後，芬蘭總統的產生方式是先由全民選出300人組成選舉團（electoral college），再由選舉團從各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中選出總統。1994年起，總統改由直選產生。
11 郭秋慶：〈芬蘭半總統制到議會民主的變遷〉，《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09，第5 卷第4 期，頁1-23。
12 同上。
13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Overseas Territories: Security, Success and Sustainability （June 2012 ) , <https://www.gov.uk/…/attachment_d…/file/14929/ot-wp-0612.pdf> retrieved 1 May 2015; The Overseas Territorie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Government of Bermuda, <http://www.gov.bm/>，retrieved 1 May 2015; The Falkland Islands Constitution Order 2008, Falklands Island Government, <http://www.falklands.gov.fk/self-governan…/the-constitution/>, retrieved 1 May 2015; Political development, Gibraltar Government Website <https://www.gibraltar.gov.gi/new/political-development>, retrieved 1 May 2015.
14 蘇子喬，同上，頁32。
15 Miners, Norma.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T.L. Tsim and Bernard H.K. Luk (ed.) The Other Hong Kong Report 198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8.
16 Ahmed Huque, Grace O. M. Lee, and Anthony Cheung, The Civil Service in Hong Ko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2.
17 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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