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危險總統出現時,連他的參謀總長都害怕》
* 撰寫揭發「水門案」聞名、訪問川普後出版「Fear」(恐懼)的華盛頓郵報副主編伍華德(Bob Woodward)即將再出版的新書,在華府再度引起關注。
此書紀錄了川普任期最後階段,美國軍方的恐懼。在川普執政時期的最後幾個月裡,美國軍方高級官員兩度擔心川普的冒然行動,可能導致美中戰爭,他們採取一系列緊急行動,包括致電中國軍方,避免美中武裝、尤其核武衝突。
這本名為「危急」(Peril)的新書作者分別為伍華德和政治記者寇斯達(Robert Costa)。書中提到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在兩次秘密電話中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總長李作成保證「美國不會與你們開戰」。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兩次致電中國同行,保證川普 (Donald J. Trump) 不會為了繼續掌權而軍事攻擊中國,美國也不會崩潰。
全球各大媒體均報導此書,紐約時報事前取得部分內容。
以下為各主要媒體連結: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14/us/politics/peril-woodward-book-trump.html?referringSource=articleShare
Worried Trump could 'go rogue,' Milley took top-secret action to protect nuclear weapons: Woodward book
https://www.cnn.com/2021/09/14/politics/woodward-book-trump-nuclear/index.html
https://www.msnbc.com/deadline-white-house/watch/new-book-details-gen-milley-as-the-last-guardrail-in-trump-s-final-days-120875589523?cid=sm_npd_ms_tw_ma
⋯⋯⋯⋯以下摘錄自紐約時報
“事情可能看起來很不穩定,”密利將軍在 1 月 8 日告訴中國的李作成將軍,兩天前川普先生的支持者衝進國會大廈,試圖阻止他敗選的選舉結果在國會走完程序,並宣告結論。
這是兩個類似電話中的第二個。 “但這就是民主的本質,李將軍。我們 100% 穩定。一切安好。但民主有時也會草率。”
儘管密利將軍向中國做出了保證,美國參謀首長將軍本人還是非常擔心川普先生。
和中國打完熱線電話後,當天晚些時候他召集了美軍高級指揮官會議,提醒他們發射核武必要的法律程序,並要求他本人必須被告知且參與在這項重大的決策。如果川普總統想對中國動用核武。
這本書也揭示了副總統潘斯,面對川普要求他推翻選舉認證程序時,比公眾所知的,更掙扎。彭斯曾經尋求前副總統丹奎爾的意見,在私下交談時,他詢問丹奎爾的選舉爭議經驗:丹奎爾在1992 年也面臨選舉認證,他不同意川普的計劃,也不承認亞利桑那州投票結果有爭議。潘斯詢問丹奎爾,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推遲認證拜登當選。
潘斯的發言人不願回應此項敍述。
下週二出版的“Peril危險”,敘述根據當時若干人的筆記、文件以及對未透露姓名的第一手參與者和目擊者的採訪。 《紐約時報》獲得了一份副本。
與川普先生卸任後發布的其他媒體報導和書籍類似,此書詳細介紹了川普總統在任期的最後幾個月,基本上是崩潰的:尤其是在他的選舉失敗、和他開始否認選舉結果之後。
川普的高級助手——包括密利將軍、國防部長埃斯珀和司法部長巴爾——確信他們需要採取嚴格措施,阻止他踐踏美國民主或引發國際衝突,密利將軍認為川普在選後精神狀態的穩定,下降了。
這本書不到一半的內容還涵蓋了拜登 (Joseph R. Biden) 執政的頭幾個月,當時新總統正努力應對大流行病、搖搖欲墜的經濟、國會和從阿富汗撤軍。
“如果阿富汗任務是為了保護加尼政府,我不會派我自己的兒子參戰。”在關於退出阿富汗的討論中,拜登在上任的頭幾個月告訴助手。
他指的是阿富汗後來8/15逃跑的總統阿什拉夫加尼。
但最受關注的可能是這本書關於川普政府任期最後的細節。
此書透露,在 2020 年大選前的幾天,美國情報顯示,中國政府認為川普計劃發動軍事行動,以製造一場國際危機,作為最後一搏,打敗拜登。
密利將軍越來越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以及可能會因誤讀而引發世界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大約在那個時候,他首先以秘密管道與中國李將軍打電話。他想向李將軍和習近平主席保證,美國不會軍事攻擊中國。
在 1 月 8 日的通話中,李將軍暗示中國領導人擔心美國政府不穩定。在一個半小時的通話時間裡,中國李將軍向密利將軍施壓,希望他提供保證。
儘管密利將軍隨後做出了保證,但他自己私下也擔心川普可能會試圖找到另一個他可以抓住的時刻來繼續掌權,類似於希特勒在 1933 年利用德國國會大廈縱火事件,那次事件幫助了希特勒建立總統擁有緊急權力。
即使在通話結束後,密利將軍仍認為情況“嚴重”,中國李將軍“仍然異常不安”,此書如此報導。
密利將軍得出的結論是,川普不想要戰爭,但可能會下令發動某種有限度的軍事行動,藉此掌握權力:但他的危險行動可能錯估形勢,結果引發連鎖反應並導致戰爭。
“我不斷提醒他,”密利將軍說,“這取決於你攻擊的地點和方式,一不小心,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已經身處於戰爭之中。”
當天晚些時候,密利將軍與美國衆議長佩洛西進行交談,佩洛西越來越擔心川普會擴大攻擊並使用軍事力量。
“這很糟糕,但誰知道他會做什麼呢?”佩洛西女士說。 “他瘋了。你知道他瘋了。他已經瘋了很久了。所以不要說你不知道他的心態。”
“議長女士,”密利將軍說,“我同意你的一切意見。”
作為總統的最高軍事顧問,密利將軍試圖向佩洛西女士保證他有能力阻止川普。
“我可以保證的一件事是,身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我想讓你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證 110% 的軍隊,使用軍事力量,無論是核力量還是對外國的任何形式的打擊,我們都不會做任何非法或瘋狂的事情,”。
“嗯,”佩洛西女士說,“你是什麼意思,非法的還是瘋狂的?”
“我可以向你保證,”密利將軍說。 “我能做的就是向你保證,我將阻止美國軍隊發生類似的事情。”
在與佩洛西女士交談後,密利將軍在五角大廈作戰室與軍方最高指揮官召開了會議,告訴他們他想重新回顧一下,美國長期以來發射核武器的法定程序。身為參謀總長密利將軍提醒指揮官們,雖然總統能下令進行這樣的攻擊,但密利將軍要求他本人必須直接參與。
“如果你們任何人接到電話,”密利將軍說,“不管來自誰,這裡有一個過程,有一些法律程序。不管你被告知什麼,你都必須依法執行程序。你必須依照這個過程。而我是那個程序的一部分。你必須確保如此重大的事件,所有過程中,必須都有合適的人。”
密利將軍補充說:“嚴格的程序是為了避免無意中的錯誤,或意外事故,或邪惡的、無意的、非法的、不道德的發射世界上最危險的武器。”
然後,他在房間裡轉了一圈,要求每位指揮官確認他們明白他在說什麼。
十二天后,密利將軍說,他認為他可能是拜登先生就職典禮上最快樂的人之一,因為川普終於卸任了。
“我們知道你經歷了什麼,”拜登在就職典禮前不久告訴密利將軍。 “我們知道你做了什麼。”
這本書對潘斯先生的描述首次揭示了副總統效忠川普的程度,但他的助手及政治顧問建議他考慮自己的政治未來,並且遵守憲法。
在 1 月 6 日之前的幾天裡,潘斯副總統給打電話給奎爾先生。奎爾先生是唯一一位在世的共和黨副總統,他也是在一場爭議中的選舉失敗了。
潘斯告訴他,川普總統確信潘斯副總統可以行使職權並放棄選舉結果,保住川普的權力。
“邁克,你在這方面沒有靈活性,”奎爾先生告訴潘斯先生。 “沒有任何。零。算了吧。把它扔掉。”
“我知道,這就是我一直試圖告訴川普的,”潘斯先生說。 “但他真的認為他可以。那裡還有其他人說我有這種權力。”
潘斯先生之前附合了川普關於選舉舞弊的指控聲明。 “嗯,亞利桑那州有一些東西,”潘斯先生說。
“邁克,我住在亞利桑那州,”奎爾先生告訴他說。 “這裡什麼爭議都沒有。“
⋯⋯⋯⋯以下為華盛頓郵報
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任期的最後數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曾兩度秘密打電話給中國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原因是他擔心面對選舉失敗的川普,可能會不顧一切,因而引發美國與中國的戰爭。
密利去年10月30日,即美國總統選舉日的四天前,首次打電話給李作成,並在1月8日美國國會大廈遭川普支持者暴力衝擊的兩天後,打了第二通電話給李作成。
密利在通話中向李作成保證,美國是穩定的國家,絕對不會發動攻擊。他也表示,萬一髮動攻擊,他會預先通報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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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ouse法律 在 黃浩銘 Raphael Wong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毋忘五大訴求 公民抗命有理
—10‧20九龍遊行陳情書
(案件編號:DCCC 53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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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初衷,活在愛和真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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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法官雅文閣下:
2012年,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承認違反「公安惡法」,述說對普選的盼望,批評公安惡法不義,並因公民抗命的緣故,甘心樂意接受刑罰。當年我說,如果小圈子選舉沒有被廢除,惡法沒有消失,我依然會一如故我,公民抗命,並且我相信將會有更多學生和市民加入這個行列。想不到時至今日,普選仍然遙遙無期,我亦再次被帶到法庭接受審判,但只是短短7年,已經有數十萬計的群眾公民抗命,反對暴政。今日,我承認違反「未經批准的政府」所訂立「未經批准的惡法」之下的「未經批准集結」罪,我不打算尋求法庭的憐憫,但請容許我佔用法庭些微時間陳情,讓法庭在判刑前有全面考慮。
暴力之濫觴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我正承擔另一宗公民抗命案件的刑責。雖然身在獄中,但仍然心繫手足。我在獄中電視機前見證6月9日、6月16日及8月18日三次百萬港人大遊行,幾多熱愛和平的港人冒天雨冒彈雨走上街頭,抗議不義惡法,今日關於10月20日的案件,亦是如此。可能有人會問,政府已在6月暫緩修例,更在9月正式撤回修例,我等仍然繼續示威,豈非無理取鬧?我相信法官閣下肯定聽過「遲來的正義並非正義」(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這句格言。當過百萬群眾走上街頭,和平表達不滿的時候,林鄭政府沒有理睬,反而獨行獨斷,粗暴踐踏港人的意願,結果製造出後來連綿不絕的爭拗,甚至你死我活的對抗。經歷眾多衝突痛苦之後,所謂暫緩撤回,已經微不足道,我們只是更加清楚:沒有民主,就連基本人權都不會擁有!
在本案之中,雖然我們都沒有鼓動或作出暴力行為,但根據早前8‧18及10‧1兩宗案件,相信在控方及法庭眼中,案發當日的暴力事件仍然可以算在我們頭上,如此,我有必要問:如果香港有一個公平正義的普及選舉,人民可以在立法會直接否決他們不認可的法律,試問2019年的暴力衝突可以從何而來呢?如果我們眼見的暴力是如此十惡不赦,那麼我們又如何看待百萬人遊行後仍然堅持推行惡法的制度暴力呢?如果我們不能接受人民暴力反抗,那麼我們是否更加不能對更巨大更壓逼的制度暴力沈默不言?真正且經常發生的暴力,是漠視人民訴求的暴力,是踐踏人民意見的暴力,是剝奪人民表達權利的暴力。真正憎恨暴力,痛恨暴力的人,不可能一方面指摘暴力反抗,又容忍制度暴力。如果我需要承擔和平遊行引發出來的暴力事件的刑責,那麼誰應該承擔施政失敗所引發出來的社會騷亂的罪責呢?
社會之病根
對於法庭而言,可能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場社會騷亂,務必追究違法者個人責任。然而,治亂治其本源,醫病醫其病根,我雖然公民抗命,刻意違法,控方把我帶上法庭,但我卻不應被理解為一個「犯罪個體」。2019年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是我一個人或我們這幾位被告可以促成,社會問題的癥結不是「犯罪份子」本身,而是「犯罪原因」。我明白「治亂世用重典」的道理,但如果「殺雞儆猴」是解決方法,就不會在2016年發生旺角騷亂及2017年上訴庭對示威者施以重刑後,2019年仍然會爆發出更大規模的暴力反抗。
如果不希望社會動亂,就必須正本清源,逐步落實「五大訴求」,從根本上改革,挽回民心。2019年反修例運動,其實只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延續而已,縱使法庭可能認為兩個運動皆是「一股歪風」所引起,但我必須澄清,兩個運動的核心就是追求民主普選,人民當家作主。在2019年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這個最類近全民普選的選舉中,接近300萬人投票,民主派大勝,奪得17個區議會主導權,這就是整個反修例運動的民意,民意就是反對政府決策,反對制度暴力,反對推行惡法,不容爭辯,不辯自明。我們作為礦場裡的金絲雀,多次提醒政府撤回修法,並從根本上改革制度,而在10月20日的九龍遊行當然是反映民意的平台契機。如今,法庭對我們施加重刑,其實只不過是懲罰民意,將金絲雀困在鳥籠之內,甚至扼殺於鼓掌之中,窒礙表達自由。
堅持之重要
大運動過後的大鎮壓,使我們失去《蘋果日報》,失去教協,失去民陣,不少民主派領袖以及曾為運動付出的手足戰友都囚於獄中,不少曾經熱情投入運動的朋友亦因《國安法》的威脅轉為低調,新聞自由示威自由日漸萎縮,公民社會受到沈重打擊,我亦失去不少摯友,有感傷孤獨的時候,但我仍然相信,2019年香港人的信念,以及所展現人類的光輝持久未變。我不會忘記百萬人民冒雨捱熱抗拒暴政,抵制惡法,展現我們眾志成城;我不會忘記人潮紅海,讓道救護車,展現我們文明精神;我不會忘記年青志士直接行動反對苛政,捨身成仁,展現我們膽色勇氣;我不會忘記銀髮一族走上街頭保護年青人,展現我們彼此關懷;我不會忘記「五大訴求」,不會忘記2019年區議會選舉,展現我們有理有節。
法官閣下,我對於當日的所作所為,不感羞恥,毫無悔意。我能夠在出獄後與群眾同行一路,與戰友同繫一獄,實是莫大榮幸。若法治失去民主基石,將使法庭無奈地接受專制政權所訂立解釋的法律限制,隨時變成政治工具掃除異見,因此爭取民主普選,建設真正法治,追求公平正義,仍然是我的理想。在這條路上,如有必要,我仍然會公民抗命,正如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賀輔明(Lord Hoffmann)所言,發自良知的公民抗命有悠久及光榮的傳統,歷史將證明我們是正確的。我期望,曾與我一起遊行抗命的手足戰友要堅持信念,在艱難歲月裡毋忘初衷,活在愛和真實之中。
最後,如9年前一樣,我想借用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的一番話對我們的反對者說:「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對我們做你們想做的事吧,我們仍然愛你們。我們不能憑良心服從你們不公正的法律,因為拒惡與為善一樣是道德責任。將我們送入監獄吧,我們仍然愛你們。」(We shall match your capacity to inflict suffering by our capacity to endure suffering. We shall meet your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Do to us what you will, and we shall continue to love you. We cannot in all good conscience obey your unjust laws because noncooperation with evil is as much a moral obligation as is cooperation with good. Throw us in jail and we shall still love you.)
願慈愛的主耶穌賜我們平安,與我和我一家同在,與法官閣下同在,與香港人同在。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願榮耀歸上帝,榮光歸人民!
第五被告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Lest we forget the five demands: civil disobedience is morally justified
- Statement on 10‧20 Kowloon Rally
(Case No.: DCCC 535/2020)
Your Honour Judge Woodcock
In 2012, I stood before the court and admitted to violating the "Public Security Evil Law". I expressed my hope for universal suffrage, criticized the evil law a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ed the penalty for civil disobedience. Back then, I said that if the small-circle election had not been abolished and the draconian law had not disappeared, I would still be as determined as I was, and I believe that more students and citizens would join this movement. Today, universal suffrage is still a long way off, and I have been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 again for trial. But in just seven year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already risen up in civil disobedience against tyranny. Today, I plead guilty to "unauthorised assembly" under an unapproved evil law enacted by an unauthorised government. I do not intend to seek the court's mercy, but please allow me to take up a little time in court to present my case so that the court can consider all aspects before sentencing me.
The roots of violence
At the time when the whole anti-extradition law movement was in full-swing, I wa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civil disobedience case. Although I was in prison, my heart was still with the people. I witnessed the three million-person rallies on 9 June, 16 June and 18 August on television in prison, when many peace-loving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despite the rain and bullets, to protest against unjust laws. Some people may ask,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suspended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in June and formally withdrew the bill in September, but we are still demonstrating, are we not being unreasonable?" I am sure your Honour has heard of the adage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When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to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peacefully, the Lam administration ignored them and instead acted arbitrarily, brutally trampling on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resulting in endless arguments and even confrontations. After so many conflicts and painful experiences, the so-called moratorium is no longer meaningful. We only know better: without democracy, we cannot even have basic human rights!
In this case, although we did not instigate or commit acts of violence, I believe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court, the violence on the day of the incident can still be counted against us, based on the August 18 and October 1 case. And now I must ask - If Hong Kong had a fair and just universal election, and the public could directly veto laws they did not approve of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n how could the violent clashes of 2019 have come about? If the violence we see is so heinous, how do we feel about th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that insists on the imposition of draconian laws even after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If we cannot accept violent rebellion, how can we remain silent in the face of even greater and more oppressiv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The true and frequent violence is the kind of violence that ignores people's demands, that tramples on their opinions, that deprives them of their right to express themselves. People who truly hate violence and abhor it cannot accuse violent resistance on the one hand and tolerate institutional violence on the other. If I have to bea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olence caused by the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hen who should bea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cial unrest caused by failed administration?
The roots of society's problems
From a court's point of view, it may be that what happened in 2019 was just a series of social unrest, and that those who broke the law must be held personally accountable. What happened in 2019 was not something that I alone or the defendants could have made possible, and the crux of the social problem was not the 'criminals' but the 'causes of crime'. I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 applying severe punishment to a troubled world", but if "decimation" was really the solution, there would not have been more violent rebellions in 2019 after the Mongkok "riot" in 2016 and the heavy sentences handed down to protesters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2017.
If we do not want social unrest, we must get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and implement the "five demands" step by step, so as to achieve fundamental reforms and win back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2019's anti-revision movement is indeed a continuation of 2014's Umbrella Movement, and even though the court may think that both movements are caused by a "perverse wind", I must clarify that the core of both movements is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and universal suffrage, and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house.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on 24 November 2019, which is the closest thing to universal suffrage, nearly 3 million people voted, and the democratic camp won a huge victory, winning majority in 17 District Councils. As canaries in the monetary coal mine, we have repeatedly reminded the government to withdraw the extradition bill and fundamentally reform the system, and the march in Kowloon on 20 October was certainly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public opinion. Now, by imposing heavy penalties on us, the court is only punishing public opinion, trapping the canaries in a birdcage, or even stifling them in the palm of their hands, suffocat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importance of persistence
As a result of the crackdown after the mass movement, we lost Apple Daily,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and the Civil Human Rights Front. Many of our democratic leaders and comrades who had contributed to the movement were imprisoned, and many of our friends who had been passionatel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had been forced to lay low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 still believe that the faith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glory of humanity seen in 2019 will remain unchange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braved the rain and the heat to resist tyranny and evil laws, demonstrating our unity of purpose;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crowds of people who gave way to ambulances, demonstrating our civility;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young peopl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demonstrating our courage and bravery;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ilver-haired who took to the streets to protect the youth, demonstrating our care for each other;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five demands" and the 2019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demonstrating our rationality and decency.
Your Honour, I have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and no remorse for what I did on that day. It is my great honour to be in prison with my comrades and to be able to walk with the public after my release. If the rule of law were to lose its democratic foundation, the courts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legal restrictions set by the autocratic regime and become a political tool to eliminate dissent at any time. As Lord Hoffmann, a non-permanent overseas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said, civil disobedience from the conscience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tradition, and history will prove us right. I hope that my comrades in arms who walked with me in protests will keep their faith and live in love and truth in the midst of this difficult time.
Finally, as I did nine years ago,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to those who oppose us, borrowing the words of American civil rights leader 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We shall match your capacity to inflict suffering by our capacity to endure suffering. We shall meet your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Do to us what you will, and we shall continue to love you. We cannot in all good conscience obey your unjust laws because noncooperation with evil is as much a moral obligation as is cooperation with good. Throw us in jail and we shall still love you."
Peace be with me and my family, with Your Honour, and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re are no thugs, only tyranny; 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To god be the glory and to people be the glory!
The Fifth Defendant
Wong Ho Ming
19 August 2021
in house法律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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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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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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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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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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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ropkmml94wf0863oyg6vp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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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5YZl1BR-1MdCKbHp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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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1GzNMgApuTqh61IbAnXKXp?si=qKcV2omiRo2D9-eAwCUvIA&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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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聽這裡:https://reurl.cc/R074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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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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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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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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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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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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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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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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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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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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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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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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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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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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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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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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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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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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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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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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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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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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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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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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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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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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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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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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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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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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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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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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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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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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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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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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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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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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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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