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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動物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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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記者
Mr. Jones (2019)
類型：歷史、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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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記者》 聚焦於一位重要但是鮮為人知的人物故事—— 加雷思瓊斯。1930年代，曾經採訪過希特勒的雄心勃勃的年輕英國記者瓊斯，對於史達林的崛起充滿好奇與懷疑，於是決定冒險前往莫斯科，期望可以採訪史達林本人。但是到達莫斯科後，瓊斯理解到史達林高壓統治下，壓抑言論自由及人身危險與焦慮，身邊的鄰居、路人都有可能是舉報你的對象。而發現好友因為「意外」過世後，更加深瓊斯想要了解史達林對於烏克蘭的「農業集體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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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父母俄國背景的文化根源，瓊斯從小浸在斯拉夫語言及文化，到烏克蘭更是終於可以一見母親家鄉的興奮機會。然而就在瓊斯聰明逃過政府人員的嚴厲監視，終於到達烏克蘭，眼前卻是超越他想像得荒景。事實是，農業集體化讓大量飢餓的農民眼睜睜看著自己辛苦種出的糧產被收走，送到首都莫斯科。酷寒冬日又無處尋得食物，人民只好吃樹皮，甚至其他凍死的人肉來度日。《普立茲記者》在此跳脫演員詹姆士諾頓本人天生帶有的輕鬆基調，徹底凝結成烏克蘭不容一點顏色的殘酷灰白。觀眾跟著瓊斯的眼，看見了最慘絕人寰的景象。人民處理路上凍屍就如同平常紙屑一般，不帶任何情感。為了生存，就算是至親骨肉，也不遲疑烹煮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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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帶著第一手資料回到莫斯科，但是《普立茲記者》的中心人物瓊斯並沒如同中文片名獲得普立茲獎，瓊斯的人造煉獄報導被史達林當局打壓，即使是美國或英國媒體也對瓊斯的經歷抱持沈默，深怕激怒史達林政府。時任受到史達林政府收買的紐約時報派駐莫斯科主任沃爾特杜蘭蒂 (Walter Duranty) 更是撰文抨擊瓊斯報導的錯誤 (而此人卻是普立茲得主呢，真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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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蘇聯體制下的受害國家，波蘭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 (Agnieszka Holland) 以嚴峻角度批判史達林共產黨的惡行惡狀，劇本甚至融合喬治歐威爾的政治影射小說《動物農莊》來雙重驗證蘇聯共產主義的荒謬與惡毒。電影雖然不盡完美，但卻重現了一位勇敢揭露真相卻被遺忘在歷史裡的重要人物。瓊斯的生命終止在採訪滿洲國的路上，被無名強盜或是強烈懷疑是蘇聯正循策劃的謀殺，以報復他造成蘇聯政權的尷尬，那是他三十歲生日的前一天。而直到近代，瓊斯對於新聞報導的貢獻才漸漸被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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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https://app7.rthk.hk/elearning/1minreading/

【真相守護者：Mr Jones】

感謝立場新聞招待，觀看了《新聞守護者》(Mr Jones) 的優先場，總結電影故事的核心，兩個字，真相。

故事講述1933年一位熱血威爾斯青年Gareth Jones，以獨立自由記者身份闖入當時的新興極權共產國家蘇聯，希望fact-check他對蘇聯經濟改革「報喜不報憂」的質疑，找出真相，即使面對新聞封鎖和官方控制他的活動自由，他仍偷偷闖進烏克蘭，發現了大饑荒、過百萬人被滅絕的真相。

即使在差不多九十年後的今天，回看這段真人真事，令人慨嘆人類總要重複過去犯的錯誤，沒有從歷史確切地學習。對堅持發掘真相的新聞工作者，不只繼續受到極權的審查和打壓，就算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政客和商家，為了經濟利益仍然繼續選擇與極權政府合作，對滅絕人性的惡行視而不見，他們助長這些邪惡政權壯大，最終自食其果，戰爭收場。

今天世界面對的政治危機，與九十年前的確有甚多相似之處，當年世人抱着一種事不關己般「收成期」心態，輕視各種極權獨裁政權對世界秩序帶來的破壞，歸根究底是人放棄了對真相的堅持，對公義的執着。當連教會和自稱捍衛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們都變得那麼功利和「實際」的話，恐怕我們與聖經的末世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不同人對本片會有不同的感受，電影中文譯名引導觀眾向捍衛新聞自由和發掘真相的角度去看，但對我來說感受更深的，反而是片中世界正在步向二次大戰的各種跡象，與今天全球社會狀況的相似之處，亦感嘆堅持守護真相的人，最終多送上自己的生命，不能親眼看到公義得彰顯的那一天。

近年不少這類型發掘為真相堅持的歷史大小人物真實故事的電影，無可否認都是有心之作，但電影描述真實故事的挑戰，是怎樣把故事適當地「戲劇化」而又不失忠於歷史，總是很難拿捏。

所以不得不說本片一個敗筆，就是把George Orwell拉進故事，說成他與故事主人翁認識，甚至暗示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 是由Gareth Jones所啟發，然而這是未經正規歷史學術證實的。與其「抽水」利用《動物農莊》以求得到觀眾的共鳴，劇本倒不如更深入和立體地發掘和強化Jones本人的背景和他的心路歷程。

近期因為疫情影響，不少荷李活大製作都延遲上映，令本地戲院更多把一些一兩年內的非首輪電影，拿出來上畫，本片其實去年初已經推出，現在終於有機會在香港電影院播放，如果你暫時不想第四次觀看《天能》的話，本片值得一看，希望能引發你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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