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the road not taken意思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問到片名《BABY復仇記》的「復仇」有何意思？導演陸以心笑答：「佛家常說『無冤不成夫妻』、『無仇不成父子』，新生命的誕生及養育，對母親來說，是要放棄好多個人生活，就像來討債。我好曳，好擔心會有報應，將來有機會生BB都一定是整我，所以構思了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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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專訪完整版：http://bit.ly/2rj1G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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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好電影 Hong Kong Great Movies

👶🏻BABY 復仇記
The Secret Diary of A Mom To Be👻

導演：陸以心
Director: Luk Yee-sum

📍 13/1 (一 Mon) 8pm*

*導演陸以心及演員陳靜、余安安將出席映後談（粵語主講）。
Director Luk Yee-sum, actress Dada Chan and and Candice Yu will attend the after-screening discussion (conducted in Cantonese).

2019 東京國際電影節
2019 香港亞洲電影節
Toky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19
Hong Kong Asian Film Festival 2019

2019 | 99mins | 粵語對白，中、英文字幕 In Cantonese with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 DCP | 彩色 Colour

演員：陳靜、朱鑑然、余安安、張繼聰
Cast: Dada Chan, Kevin Chu, Candice Yu, Louis Cheung

尤家敏的人生是所有港女的最終目標：身為高薪厚職的名牌PR阿姐，又靚又叻又識享受人生，有老公錫又有共識：二人世界，BB免談。怎料一天BB突然降臨，家敏從前沒想過的責任如海嘯襲來，工作、家庭、愛情通通被這個未出世的小魔怪攪得天翻地覆，一早想好的理想人生計劃一下子被打亂！在香港地兼顧事業與家庭殊不簡單，要為人父母更是能人所不能，曾執導《同班同學》的陸以心，以這齣喜劇笑談女強人的笑與淚，輕鬆面對生活中那些未能預計的二三事。

Carmen is a talented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of a major brand. Bright, beautiful and someone who knows how to have fun, she also has a loving husband who is equally resolute in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not have kids. But when Carmen suddenly learns that she is pregnant, out goes her life of few responsibilities, her fast-tracked career and much more she has once taken for granted. The second feature film by writer-director Luk Yee-sum (Lazy Hazy Crazy) is a delightful comedy about the lives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career women and the unexpected surprises we get when life doesn’t go according to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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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古天樂電影院 Louis Koo Cinema（香港灣仔港灣道二號高層地庫 UB）
Venue: Louis Koo Cinema, Hong Kong Arts Centre (UB, 2 Harbou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 詳情 Details: https://hkac.org.hk/calendar_detail/?u=HFChzYFRMYg

🎟️ 票務 Ticketing:
http://www.urbtix.hk/internet/eventDetail/39999

合辦：#香港藝術中心、#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Co-presenters: Hong Kong Arts Centre, 天下一電影 One Cool Film

#BABY復仇記 #陸以心 #Dada #陳靜 #朱鑑然 #余安安 #張繼聰 #電影 #film #香港好電影

"李開復：關於如何打造 #領導力，我的九點思考

中國有句古話，名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善於管理團隊的人也難搞好創業。就如何管理團隊、打造領導力，我有以下九點思考。（摘錄標題，內文大家可以再點進去細看）

01願景比管控更重要
02信念比指標更重要
03人才比戰略更重要
04團隊比個人更重要
05授權比命令更重要
06平等比權威更重要
07均衡比魄力更重要
08理智比激情更重要
09真誠比體面更重要"

李開復：關於如何打造領導力，我的九點思考

中國有句古話，名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善於管理團隊的人也難搞好創業。就如何管理團隊、打造領導力，我有以下九點思考。

01願景比管控更重要

在吉姆·柯林斯著名的《基業長青》一書中，作者指出，那些真正能夠留名千古的宏偉基業都有一個共同點：有令人振奮、並可以幫助員工做重要決定的“願景”。

願景就是公司對自身長遠發展和終極目標的規劃和描述。缺乏理想與願景指引的企業或團隊會在風險和挑戰面前畏縮不前，它們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不可能擁有堅定的、持久的信心，也不可能在複雜的情況下，從大局、從長遠出發，果斷決策，從容應對。

一些人錯誤地認為，企業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將100%的精力放在對企業組織結構、運營和人員的管理和控制上。這種依賴于自上而下的指揮、組織和監管的模式雖然可以在某些時候起到一定效果，但它會極大地限制員工和企業的創造力，並容易使企業喪失前進的目標，使員工對企業未來的認同感大大降低。相比之下，為企業制定一個明確的、振奮人心的、可實現的願景，對於一家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說，其重要性更為顯著。處於成長和發展階段的小企業可能會將更多精力放在求生存、抓運營等方面，但即便如此，管理者也不能輕視願景對於凝聚人心和指引方向的重要性；對於已經發展、壯大的成功企業而言，是否擁有一個美好的願景，就成為了該企業能否從優秀邁向卓越的重中之重。

優秀的領導者會與員工分享企業的願景，如果可能，還會讓員工參與願景的規劃。如果能讓員工充分理解管理者對企業長期發展方向的思路，讓與自己一同工作的所有人擁有相同的努力目標，那麼，一家企業就會擁有無窮的源動力。

例如，以前我在蘋果公司工作的時候，曾向公司領導建議，從不同部門調集多媒體及相關技術的精英，組成一個新的團隊，研發一系列極有潛力的多媒體產品。當時，公司的資深副總裁批准了我的請求，並要求我的主管副總裁幫助我抽調人員，組建這個團隊。但主管副總裁擔心新產品的風險較大，他一方面要求相關人員必須親自表達意願才可以加入我的新團隊，另一方面又告誡大家我要研發的新產品有不小的風險，希望大家慎重選擇。照他的意思，我們只要做一個問卷調查，看看60多位技術人員中有多少甘冒風險的就可以了。而當時在公司年年裁員的壓力下，如果採用他的方法，這個新團隊的計畫就可能無法實現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決定利用願景來激勵這些工程師與科學家。我找來這60多位技術人員開會。在會上，我描述了未來互聯網與多媒體相結合後，相關新技術和新應用的巨大發展空間，與他們分享了我關於新產品的規劃和設計，以及我為新的產品部門制定的願景。然後，我鼓勵他們分成小組，討論這個願景的可行性，以及自己的潛力將會如何因這樣的願景而得到更充分的發揮。最後，我給所有人念了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一首詩《未選擇的路》（Robert Frost, The Road Not Taken）。全詩的最後幾句深深打動了大家（這裡使用的是顧子欣的譯文）：

在一片樹林裡分出兩條路
而我選了人跡更少的一條
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我對他們說：“這條路沒有人走過，但是我們恰恰應該為了這個理由踏上這條路，創立一個網路多媒體的美好未來”。會後，90%的人都決定冒這個風險，離開相對穩定的研究部門，隨我加入全新的互動多媒體部門，而這個部門也正是蘋果公司後來的許多著名網路多媒體產品（QuickTime, iTunes等等）的誕生地。

這表明，制定並與員工分享美好的願景，可以充分激發員工的參與感和積極性，可以讓整個團隊保持激昂的鬥志和堅定的方向，是領導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02信念比指標更重要

就像每個人都離不開正確的價值觀指引一樣，每個企業也需要擁有正確的、符合公司的價值觀。在這裡，價值觀其實就是企業長期堅守的，影響企業行為，判斷是非對錯的根本信念。擁有正確的價值觀是成功的企業能夠保持基業長青的秘訣。

每一個企業的領導者都應當把堅持正確的信念，恪守以誠信為本的價值觀放在所有工作的第一位，不能只片面地追求某些數字上的指標或成績，或一切決策都從短期利益出發，而放棄了最基本的企業行為準則。相比之下，正確的信念可以帶給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機會；反之，如果把全部精力放在追求短期指標上，雖然有機會獲得一時的成績，卻可能導致企業發展方向的偏差，使企業很快喪失繼續發展的動力。

成功的企業總是能堅持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例如，Google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是“永不滿足，力求最佳”。Google 創始人之一拉裡·佩奇指出：“完美的搜尋引擎需要做到確解使用者之意，切返用戶之需”。對於搜索技術，Google不斷通過研究、開發和革新來實現長遠的發展，並致力於成為這一技術領域的開拓者。儘管已是全球公認、業界領先的搜索技術公司，Google仍然矢志不移地堅持“永不滿足”的信念，不斷實現對自己的超越，奉獻給使用者越來越好的搜索產品。

同時，公司整體的信念或價值觀也必須在員工身上體現出來。畢竟，任何一家企業都是由該企業的所有員工組成和推動的。

通用電氣公司董事長兼CEO傑克·韋爾奇在論述員工評價標準的時候指出，對員工績效的考察必須與對其價值觀的考察結合起來，並著重看該員工的價值觀與公司的價值觀（尤其是堅持誠信的信念）是否吻合。這其中一共有四種可能：

績效達標，價值觀與公司吻合——很簡單，公司將毫不猶豫地為他提供獎勵和晉升的機會。

績效沒達標，價值觀與公司不吻合——也很簡單，馬上請他走人。

績效沒達標，但與公司的價值觀吻合——再給他一個機會，考慮為他重新分配工作。

績效達標，但價值觀與公司不吻合——這是那種足以殺死一家公司的人。現實證明，很多公司就是因為雇用了這些工作能力出色，但品格很差，或個人信念與公司背道而馳的人，才走向崩潰的。

因此，無論是公司還是個人，堅定的信念，正確的價值觀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或缺的。

03人才比戰略更重要

在新時代，無論怎樣渲染甚至誇大人才的重要性都不為過。新時代是人才的世紀，新時代的主流經濟模式是人才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的經濟。擁有傑出的人才可以改變一家企業、一種產品、一個市場甚至一個產業的面貌。例如在Google，公司最頂尖的程式設計高手Jeff Dean曾發明過一種先進的方法，該方法可以讓一個程式師在幾分鐘內完成以前需要一個團隊做幾個月的項目。他還發明了一種神奇的電腦語言，可以讓程式師同時在上萬台機器上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極為複雜的計算任務。毫無疑問，這樣的人才對公司來說是有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對於新時代的企業管理者而言，人才甚至比企業戰略本身更為重要。因為有了傑出的人才，企業才能在市場上有所作為，管理者才能真正擁有一個管理者應有的價值。沒有人才的支援，無論怎樣宏偉的藍圖，無論怎樣引人注目的企業戰略，都無法得以真正實施，無法取得最終的成功。

因此，企業管理者應當把“以人為本”視作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不遺餘力地發掘、發現人才，將適合企業特點的優秀人才吸引到自己身邊。通常，一名經理人如果不能將10~50%的工作時間投入到招聘人才的工作中，那麼，他就無法讓自己的團隊獲得持久的動力，他就不是一名合格的經理人。當然，這裡所說的“招聘”並不僅僅限於直接的面試和聘用行為，它也包括更多地結識業內的朋友，建立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路，以便從中發現更多、更好的人才。

好的管理者重視員工的成長，給予人才最大的發展空間，為人才提供足夠的培訓和學習機會。例如，我開始創立微軟中國研究院和Google中國工程研究院時，雇用的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剛剛走出校門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都非常聰明，擁有很好的發展潛力，都是來自中國各名校的頂尖人才。但是，他們普遍缺乏工作經驗。於是，我對他們採取的是“指導培養”的原則：記得在微軟中國研究院時,每一位元新員工加入後都會經歷3個月的培訓，我使用自己親自為他們設計的課程，一節課一節課地為他們講解各種相關的知識、經驗。而在Google中國工程研究院，培訓的時間更長：包括各種課程、到總部3個月的培訓、甚至公司還願意出學費讓員工到斯坦福大學讀碩士。當然，公司安排的培訓並不是純粹的課程學習，同時也要求員工很快投入到具體的專案工作中。在員工剛加入的初期，優秀的領導者會儘量分配給新員工一些不是特別緊急的項目，並允許他們在專案中犯錯誤、積累經驗。經過這種實踐與學習緊密結合的培訓，幾乎每一位新員工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很快就適應了實際工作的需要。

很不幸，今天有不少企業對人才的思維方式仍然保持在上個世紀的水準，他們認為員工只是企業這台“大機器”中的零件或勞動力，不願意花大力氣培訓員工，生怕他們接受培訓後就“跳槽”、“走人”。這是非常短視的看法，這種不重視員工成長的做法只會讓更多的員工選擇“跳槽”、“走人”。

只要擁有人才，企業就可以實踐任何宏偉的戰略。反之，如果沒有人才，再壯麗的企劃也只能是一紙空文。

04團隊比個人更重要

在任何一家成功的企業中，團隊利益總要高過個人。企業中的任何一級管理者都應當將全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部門利益其次，個人利益放在最後。

這樣的道理說起來非常明白，但放到實際工作中，就不那麼好把握了。例如，許多部門管理者總是習慣性地把自己和自己的團隊作為優先考慮的物件，而在不知不覺中忽視了公司的整體戰略方向和整體利益。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如果公司無法在整體戰略方向上取得成功，公司內部的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團隊就無法獲得真正的成功，而團隊無法成功的話，團隊中的任何個人也不可能取得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成功。

好的管理者善於根據公司目標的優先順序順序決定自己和自己部門的工作目標以及目標的優先順序。例如，出於部門利益的考慮，也許某個產品的研發無法在短期內獲得足夠的市場收益，部門管理者似乎應該果斷放棄對該產品研發的投入，否則，部門在該年度的績效資料（如果僅以市場收益衡量的話）就有可能不是那麼出色。但是，如果從公司整體的角度出發，假設該產品是説明公司在未來二到三年內贏得潛在市場的關鍵因素，或者該產品的推廣對於提高公司的企業形象有重要的幫助，那麼，對於該產品的投入是符合公司整體利益的，部門對於該產品研發目標及其優先順序的設定就應該符合公司的整體安排。

團隊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作為管理者，還應該勇於做出一些有利於公司整體利益的抉擇，就算對自己的部門甚至對自己來說是一種損失。

例如，我在蘋果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管理著一個實際效果非常糟糕的專案。該項目的項目經理是我當時的老闆的朋友，而這個項目也是我老闆最為看好的一個項目。當時，我清楚地知道這個項目有多麼糟糕，該項目的項目經理也不是一名好經理，但因為我的老闆重視該專案，我始終沒有勇氣來處理這個問題。此外，我也擔心，如果解散了這個專案團隊，對我自己的工作其實也是一種否定，因為我已經管理這個團隊一年多的時間了。

終於有一天，我決定在一段時間後離開公司。那時，我覺得公司多年來對我不錯，我應該在離開前對公司負責，做一件對公司有益，但我一直為了自己而猶豫不決的事情。於是，我決定把這個項目和該項目的項目經理裁掉——大不了，這種做法會讓我的老闆不滿，但它的確對公司是有好處的。

當我真正裁掉這個項目後，出乎我意料的是，公司內部的絕大多數員工沒有表示不滿，反而告訴我，他們是多麼認可這個決定，他們認為我有勇氣，有魄力。公司領導也沒有責備我，反而認為我勇於承認並改正錯誤的做法非常值得讚賞——連我的老闆也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也就是說，當公司利益和部門利益或個人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管理者要有勇氣做出有利於公司利益的決定，而不能患得患失。如果你的決定是正確、負責任的，你就一定會得到公司員工和領導者的贊許。

此外，管理者應該主動扮演“團隊合作協調者”的角色，不能只顧突出自己或某個人的才幹，而忽視了團隊合作。

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各部門不積極配合，互相推諉的情況，我就會給大家舉打籃球的例子：“公司裡的一個團隊和籃球場上的一支籃球隊其實是一樣的。打籃球時，後衛不能脫離整個團隊獨來獨往，不同位置的隊員需要按照戰術安排緊密配合，互相支持，這樣才能贏得比賽。在我們的工作中，市場人員需要幫助產品部門尋找產品的合適定位，要為銷售部門提供潛在的客戶資訊，而管理者會承擔起教練的角色，為整個團隊制定合適的戰術。你們能夠想像，籃球教練在佈置戰術時只是一對一地與每個隊員單獨討論嗎？那樣的話，後衛不知道前鋒在想什麼，前鋒不知道後衛的助攻策略，球隊不輸球才怪！”

最後，公司的中層管理者要善於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讓自己成為老闆和員工之間溝通、協調的橋樑，而不要讓自己與老闆或員工對立起來。例如，有一些管理者很容易陷入對自身角色的誤解，他們要麼把自己和“雇主”等同起來，與“雇員”做利益上的對抗，或者把自己視作普通員工，與老闆對立。這兩種極端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其實，中層管理者既代表公司利益，也代表員工利益，他們應該：

認識到自己的中間角色，不要和員工一起盲目、片面地指責公司，也不要成為高高在上的監管者，對員工指手畫腳。

以公司的整體利益為先，主動扮演協調人的角色，既考慮公司發展的需要，也為員工的個人需求著想，解決好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讓公司的整體協作效率達到最高點。

自己做了決定後，就要勇於承擔相關的責任，不要把責任推到員工、老闆或公司身上。

05授權比命令更重要

新時代的管理需要給員工更多的空間，只有這樣才能更加充分地調動員工本人的積極性，最大程度釋放他們的潛力。新時代是一個平坦的世紀，人人都擁有足夠的資訊，人人都擁有決策和選擇的權利。將選擇權、行動權、決策權部分地甚至全部地下放給員工，這樣的管理方式將逐漸成為新時代企業管理的主流。

在新時代，放權的管理會越來越接近於員工的期望，是最為聰明的管理方式。因為當企業聚集了一批足夠聰明的人才之後，如果只是把這些聰明人當作齒輪來使用，讓他們事事聽領導指揮，那只會造成如下幾個問題：

員工的工作滿足感降低。
員工認為自己不受重視，工作的樂趣和意義不明顯。
員工很難在工作中不斷成長。
員工個人的才智和潛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為了給員工更多的空間，為了更好地發掘個人的潛力，許多成功的企業都推出了相應的舉措。例如，Google公司允許工程師在20%的時間裡從事自己喜歡的項目或技術工作，這一制度一經實施，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出色效果。因為有了20%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許多擁有出色創意，但沒有時間付諸實施的工程師可以花費自己20%的時間，或者說服兩三個同事一起在這20%的時間內完成某個出色創意的產品原型，然後發佈給公司內部的同事使用。如果這個產品創意確實吸引人，它就有可能成為Google推向世界的下一個「震撼級」的產品或服務。事實上，像GMail和Google News等Google引以為豪的許多產品，都是最先由工程師在20%的時間內創造出來的。因為有了20%這樣的管理模式，我們發現：

20%時間內完成的產品的成功率很高，因為員工更加投入。

20%的管理模式讓員工意識到公司對他們的信任和放權，這營造出了非常好的管理氛圍。在員工調查中，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總是高於我曾經工作過的其他公司。

很多管理者追求自己對權力的掌控，他們習慣於指揮部下，並總是將部下的努力換來的成績大部分歸功於自己。這種“大權在握”，“命令為主”的管理方式很容易造成：

管理者身上的壓力過大，員工凡事都要請示領導，等待管理者的命令。

團隊過分依賴於管理者，團隊的成功也大半取決於管理者個人能否事無巨細地處理好所有問題——而通常說來，沒有哪個領導可以事事通曉，也沒有哪個領導可以時時正確。

整個團隊對於外部變化的應對能力和應對效率大幅降低，因為所有決策和命令都需要由管理者做出，員工在感知到變化時只會習慣性地彙報給領導。

因此，“授權”比“命令”更重要也更有效。但是，管理者該如何做好授權呢？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權力和責任的統一。即，在向員工授權時，既定義好相關工作的許可權範圍，給予員工足夠的資訊和支援，也定義好它的責任範圍，讓被授權的員工能夠在擁有許可權的同時，可以獨立負責和彼此負責，這樣才不會出現管理上的混亂。也就是說，被授權的員工既有義務主動地、有創造性地處理好自己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工作結果負責，也有義務在看到其他團隊或個人存在問題時主動指出，幫助對方改進工作。

為了做好授權，可以預先設定好工作的目標和框架，但不要做過於細緻的限制，以免影響員工的發揮。在我以前的公司，有一位技術很出色的副總裁，他在授權方面做得就很不好。例如，他設定了目標後，總是擔心下屬會因為經驗不足而犯錯誤，於是他總會越過自己屬下的經理，直接去找工程師，然後一步一步地告訴工程師該怎麼做。甚至有一次，一位工程師在洗手間遇到這位副總裁，竟然被副總裁在洗手間裡念叨了20多分鐘。後來，副總裁屬下的經理實在受不了了，向總裁如實反映了情況。經過多次警告卻仍然沒有改進之後，這位副總裁被解職了。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領導的工作是設定目標，而不是事無巨細地控制、管理、指揮和命令。

在授權時，設定的目標一定要清晰，並可以用客觀的方法進行衡量，這樣，每一位員工才能真正理解哪些屬於自己的職責範圍，是可以由自己決策、選擇並實施的，哪些不屬於自己的職責範圍，是不能隨意決定的。有關目標設定，我推薦大家使用著名的SMART原則。所謂SMART原則就是：

S——明確（Specific）：目標的範圍是明確的，而不是寬泛的。

M——可度量（Measurable）：制定目標是為了取得進步，必須把抽象的、無法實施的、不可衡量的大目標簡化成實際的、可衡量的小目標。

A——可實現（Attainable）：目標應當是可實現的，而不是理想化的。

R——結果導向（Result-based）：目標應該基於結果而非基於行動或過程。

T——時效性（Time-based）：目標應當有時間限制。時效性的要求可以讓你明確這個目標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目標。

領導應該和員工一塊兒擬定合適的SMART目標，衡量這些目標的方法，目標分工的模式，還有在適當的時候修改目標，但是領導不應該過度地去告訴員工如何具體地執行。如果一個領導過分地控制在員工許可權內執行，他就是在“micro-manage”，而且違背了“授權”最基本的要求。

授權非常重要，但是授權不僅僅代表分攤所有的職責，然後由領導做協調的工作。授權更應當是：

組織一個互信的團隊。

制定團隊的目標，並且大家都同意把團隊的目標作為最重要的目標。

整個團隊彼此互相幫助、監督，大家有話直說，看到問題直接提出。

06平等比權威更重要

在企業管理的過程中，儘管分工不同，但管理者和員工應該處於平等的地位，只有這樣才能營造出積極向上、同心協力的工作氛圍。

平等的第一個要求是重視和鼓勵員工的參與，與員工共同制定團隊的工作目標。這裡所說的共同制定目標是指，在制定目標的過程中，讓員工儘量多地參與進來，允許他們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但最終仍然由管理者做出選擇和決定。

這種鼓勵員工參與的做法可以讓員工對公司的事務更加支援和投入，對管理者也更加信任。雖然不代表每一位元員工的意見都會被採納，但當他們親身參與到決策過程中，當他們的想法被聆聽和討論，那麼，即使意見最終沒有採納，他們也會有強烈的參與感和認同感，會因為被尊重而擁有更多的責任心。

多年以前，我接管一個部門時，為了提高效率，我在一個星期內定下了團隊的工作目標，並召開會議宣佈了我的所有決定。但沒想到，會議進行得很不順利，有的員工一片茫然，有的人沒精打采，有的人則對我的計畫百般挑剔。我一下子明白過來：自己選擇目標時過於武斷和草率了。於是我對他們說：“很顯然，我對未來太天真了。現在，讓我們重新來過，一起制定出大多數人認可的團隊目標”。

我當場把我的計畫撕掉，然後宣佈成立三個員工小組，分別解決部門面臨的三大問題。一個月後，這三個小組各自呈上他們的報告，然後我和三個組長一起定下最後的目標。這次，全體員工欣然地接受了新的目標。

有趣的是，新的目標與舊的目標之間，除了存在措辭方面的差異外，幾乎一模一樣。我的助理向我抱怨說：“我們浪費了一個月的時間，又回到了原地。”但我對他說：“不是的，此前我是靠直覺選擇了目標，沒有調查資料的支援，無法令員工信服；現在，經過一個月的工作，大家都有了信心。更重要的是，舊的目標因為沒有經過員工參與，即使實施起來，他們也很難全身心投入。”

平等的第二個要求是管理者要真心地聆聽員工的意見。作為管理者，不要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事事都認為自己是對的。應該平等地聽取員工的想法和意見。在複雜情況面前，管理者要在綜合、權衡的基礎上果斷地做出正確的決定。

不善於聆聽的領導無法獲得員工的支持和信任。例如，我在蘋果公司工作時，公司一度面臨經營上的困難，需要調整方向。當時，董事會新請來了一位以有戰略眼光著稱的首席執行官（CEO）。這位CEO剛來公司時，就告訴所有員工：“不必擔心，這家公司的境況比我以前從鬼門關裡救回的那些公司好多了。給我一百天，我會告訴你們公司的出路在哪裡。”

但是，這一百天裡，他只和自己帶來的核心團隊一起設計公司的「戰略計畫」，而從不傾聽廣大員工的心聲。一百天后，他果然推出了新的戰略計畫，但是，公司員工對該計畫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自己的聲望也開始走下坡路——因為員工覺得他雖然能幹，但是很自大，不在乎員工的想法，所以員工們並不真正信服他，也沒有動力去執行他提出的戰略計畫。

半年後，公司業績繼續下滑，這位CEO召開了一次全體員工大會。他不但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在臺上指著所有員工說：“你們讓我很失望，大家沒有努力執行我的計畫，今後，我絕不允許你們再犯類似的錯誤。”結果，這次大會後，他失去了大多數員工的支持，不久就被董事會解雇了。後來，有人這樣評價他：“他以為他可以用智慧和經驗改變公司的一切，他做了戰略決定後就直接開始執行，卻沒有花時間尋求所有員工的支持。其實，他的戰略方案不無道理，但他做事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他不是一位懂得傾聽、懂得理解的好領導。”

平等也意味著管理者和員工在平等的環境裡順暢地溝通。例如，我在2000年被調回微軟總部出任全球副總裁，管理一個擁有600多名員工的部門。當時，作為一個從未在總部從事領導工作的人，我更需要傾聽和理解員工的心聲。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我選擇了獨特的溝通方法——“午餐會”溝通法。

我每週選出十名員工，與他們共進午餐。在進餐時，我詳細瞭解每一個人的姓名、履歷、工作情況以及他們對部門工作的建議。為了讓每位員工都能暢所欲言，我儘量避免與一個小組或一間辦公室裡的兩個員工同時進餐。另外，我會要求每個人說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件最讓他興奮的事情和一件最讓他苦惱的事情。

進餐時，我一般會先跟對方談一談自己最興奮和最苦惱的事，鼓勵對方發言。然後，我還會引導大家探討一下所有部門員工近來普遍感到苦惱或普遍比較關心的事情是什麼，一起尋找最好的解決方案。午餐會後，我一般會立即發一封電子郵件給大家，總結一下“我聽到了什麼”，“哪些是我現在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何時可以看到成效”等等。

使用這樣的方法，在不長的時間裡，我就認識並瞭解了部門中的每一位員工。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在充分聽取員工意見的基礎上，儘量從員工的角度出發，合理地安排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使公司上下一心，才能更加順利地開展工作。

07均衡比魄力更重要

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做領導就必須高調，有魄力，像一個精力充沛、一呼百應的將軍一樣。其實，這樣的領導也許很適於一個19世紀的工廠，但他不是一個新時代的好領導。

在著名企業管理學家吉姆?柯林斯的《從優秀到卓越》一書中，作者通過大量的案例調查和統計，討論並分析了一家企業或一位企業的領導者是如何從優秀（Good）上升到卓越（Great）的層次的。該書的重要結論之一就是：最好的領導不是那種最有魄力的領導，而是那種具備了很好的情商，能夠在不同的個性層面達到理想的均衡狀態的“多元化”管理者。

柯林斯指出，優秀的公司和優秀的領導者很多，許多公司都可以在各自的行業裡取得不俗的業績。但如果以卓越的標準來衡量公司和個人的成績，那麼，能夠保持持續健康增長的企業和能夠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領導者都非常少。一位企業的領導者在成功的基礎上，要想進一步提高自己，使自己的企業保持持續增長，使自己的個人能力從優秀向卓越邁進，就必須努力培養自己在謙虛、執著和勇氣這三個方面的品質。

謙虛使人進步。許多領導者在工作中唯我獨尊，不能聽取他人的規諫，不能容忍他人和自己意見相左，這些不懂得謙虛謹慎的領導者也許可以取得暫時的成功，但卻無法在事業上不斷進步，達到卓越的境界。

執著是指我們堅持正確的方向，保持矢志不移的決心和意志。無論是公司也好，還是個人也好，一旦認明了工作的方向，就必須在該方向的指引下鍥而不捨地努力工作。在工作中輕言放棄或者朝三暮四的做法都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成功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來面對挑戰。任何事業上的成就都不是輕易就可以取得的。一個人想要在工作中出類拔萃，就必須面對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必須正視事業上的挫折和失敗。只有那些有勇氣正視現實，有勇氣迎接挑戰的人才能真正實現超越自我的目標，達到卓越的境界。正如馬克?吐溫所說：“勇氣不是缺少恐懼心理，而是對恐懼心理的抵禦和控制能力。”

此外，均衡的，多元化的管理者尤為重視對自己的情商培養。在領導力方面，情商遠遠比智商更重要。許多人可能認為領導力最重要的是戰略、運營、技術等，其實，這些“硬技能”固然重要，以情商為核心的“軟技能"更加重要。在這裡，我們可以把以“情商”為中心的“軟技能”定義為一種藝術，它包括了與人相處、團隊合作、以誠待人、以身作則、同理心等等至關重要的組成元素。

均衡的、多元化的管理者善於用理智的、全方位的思維分析複雜的情景，並針對不同類型的團隊，或團隊的不同發展階段靈活選擇管理方式。例如，當員工表現不佳或是新手時，企業碰到重大危機時，可以更多地親身參與管理，更多地使用命令的方式；當企業改變方向時，或員工因不理解方向而士氣不高時，可以多與員工分享企業的願景；當員工對工作能得心應手時，或發現部門協調有問題時，可以更多地強調和鼓勵團隊合作；當員工懂得較多，或沒有危機時，可以更多地讓員工以民主討論或投票方式來做出選擇；當員工能力很高又是專家，且員工積極自主時，可以儘量授權給員工；當員工有動力但是能力和經驗不足時，應當儘量考慮員工的長期發展，安排有啟發性的工作，慷慨地做員工的“教練”。

08理智比激情更重要

管理者應善於理解自己，能夠在工作中自覺地、理智地進行自省、自控和自律。

管理者應該對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認識和理解，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長處和不足，明白哪些事情是自己擅長的，哪些事情是自己辦不到的。只有充分地自省，才能在各種複雜情況面前做出正確的判斷，才能在與同事或下屬合作時，得到他人充分的信任。

在發生危機或面臨挫折的時候，管理者要能夠充分自控，並在理智、冷靜的基礎上做出審慎的選擇。這裡所說的自控包括：

在高壓的環境中，能夠控制自己的反應，並且讓自己和自己的團隊鎮定下來，冷靜處理問題。

理解自己的位置和影響力，懂得自己隨時都在被他人（上級、下屬、其他部門乃至客戶）關注。

利用各種機會，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影響團隊。

管理者在溝通時，必須明白，你的一舉一動都在被他人關注。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員工向我抱怨說：“為什麼你不喜歡我的部門？”我回答說:“沒有啊，你為什麼這麼說？"他說：“昨天開會，你表揚所有的部門，為什麼提到我的部門時聲音最小？"也就是說，領導的一言一行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改變員工。如果領導努力工作，員工也會努力工作。如果領導在乎產品，員工也會在乎產品。

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如果不能及時自控，事情的結果就可能變得令人難堪。記得我在蘋果公司工作的時候，曾經開過一次會。當時，有一位員工因為自己的妻子和朋友被裁員，對公司的政策非常不滿，就把怒氣都發在我的身上。他當面說出了一連串很難聽的話，其語言的粗俗程度即使在最魯莽的美國人中也極為罕見。

當時，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氣憤，因為他這種侮辱謾駡的做法非常惡劣。但我隨即想到：“人難免會在親人受到傷害時失去理智，難免會在被災難驚嚇時失去風度。"接著我又想到，雖然他的表現異常粗魯，但是，一定有不少員工持有同樣的想法，只是不敢表達出來罷了。最後我想到，作為這個部門的總監，我代表的是公司的利益，不能因為一時的憤怒而影響了正常工作的進展。

於是，我冷靜地告訴他說：“現在這個時候，對你、對我、對公司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時期。我理解你的心情。等你冷靜下來，如果有什麼建議，請你告訴我你認為最合適的做法是什麼樣的，我們可以仔細聊一聊。"

後來，那個員工私下向我道歉，並感謝我沒有在整個團隊面前讓他難堪。一段時間後，這位員工舉家搬到了歐洲，他和他的妻子都找到了合適的工作。他每年都會寄賀卡給我，也常常表示希望能到我領導的部門工作。

除了自省和自控，管理者也應當時刻保持自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以身作則，不能有特權階級的作風。例如，Google聘請的CEO施密特剛剛加入公司時，Google所有員工都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但員工們還是覺得有必要給他一個相對安靜的辦公場所，就給他安排了一個比較小的獨立辦公室。有一天，一個工程師自己來到施密特的辦公室說：“別人都是共用辦公室，我那邊太擠了，所以我想坐到你這兒來。"施密特很驚訝，問他：“你有沒有問你的老闆？"那位員工去問了老闆後回來說：“老闆也覺得我該坐在這兒。"於是，他們就共用一個辦公室，直到公司後來購買了更大的一棟樓。即便是在新的大樓，施密特還特別要求“我的辦公室應該儘量小"，以避免被誤解“特權階級"的出現。

09真誠比體面更重要

真誠是所有卓越的管理者共同的品質。管理者應當學會以誠待人，尊重員工，讓員工知道你理解並且感謝他們的工作。一些領導為了面子，處處維護自己所謂的權威，不願將自己的真實一面暴露給員工。殊不知，這種遮遮掩掩的領導是很難得到員工的真正信任和支持的。

真誠意味著管理者善於使用同理心，從他人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例如，管理者應該多給員工回饋，在人前多感謝，在私下（有建設性地）批評，並多和員工溝通。這並不是說在人前就不可以批評。如果是對事，還是應該坦誠地在人前討論，但如果是對人，那就不要當眾傷了他的自尊。

對管理者來說，體現同理心的最重要一點就是要體諒和重視員工的想法，要讓員工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在乎他們的領導。拿我自己來說，我在工作中不會盲目地褒獎下屬，不會動不動就給員工一些非常好、不錯、棒極了等泛泛的評價，但是我會在員工確實做出了成績的時候及時並具體地指出他對公司的貢獻，並將他的業績公之於眾。這種激勵員工的方式能夠真正贏得員工的信任和支援，能夠對企業的凝聚力產生巨大的影響。

真誠意味著管理者需要對員工充分信任，不要對員工指手畫腳，也不要任意干涉員工的行為方式。既要坦誠地面對自己，也要坦誠面對他人，努力贏得同事或下屬的信任。信任是一切合作、溝通的基礎。如果一個團隊缺乏合作，或者欠缺效率，那麼，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團隊成員之間缺乏信任。

有一次，當我發現我的團隊彼此不夠坦誠的時候，我把他們帶到了郊區，開了兩天的會議。我首先解釋了信任和坦誠的重要，然後我希望每個人輪流談談自己對團隊最大的貢獻和自己最大的不足，以及自己想從哪些地方彌補不足。為了打開僵局，我自己先坦率地講出了自己的貢獻與不足，而且暴露了我自認為最大的缺點。然後，我要求我的團隊對我提出他們的看法和補充。大家看到我的真誠，也就開誠佈公地做了非常好的討論。會後，不但大家都更願意敞開心扉，也都願意信任他人，我們為團隊互信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基礎。

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團隊也需要有建設性的衝突。中國人傳統上喜歡避免衝突，息事寧人。但是，一個好的團隊必須坦誠地面對各種問題。如果大家都能夠對事不對人，那麼，公開的辯論會更有效率。只有把所有的資訊放到桌面上，一個團隊才能夠更快、更有效地做出最好的決定。一個領導在帶領團隊的過程中，應該鼓勵每一個人開放地聽取並接納別人的正確意見，鼓勵建設性的衝突和辯論，引導團隊達到共識。當共識無法達成的時候，則引導團隊做一個智慧的選擇，而不是為了安撫大家而做簡單的折衷。

從本質上說，信任就是相信別人的出發點是好的。在充滿信任的環境裡，我們不必隱藏真面目，可以敞開自己的心扉，坦然承認自己的缺點和失敗，或者聲明自己需要幫助。一個領導者需要創立一個充滿信任的環境，不但自己坦誠面對員工，也鼓勵員工坦誠地面對其他人。

真誠意味著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可以在平等的環境中，直接了當地溝通。新時代的步伐非常快，如果犯了錯還不知道，結果會非常嚴重。在企業內部溝通的過程中，如果什麼事都要打太極拳、猜測別人的想法，不直接溝通的話，那麼，整個公司就會喪失效率，並最終走向失敗。

在直接溝通這方面，管理者不但要以身作則，而且必須反復向員工灌輸直接溝通的優越性，用實際行動鼓勵員工直接了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我在Google提出，希望員工可以向我提出真實的意見，就算我不同意也沒有關係。有一次，我在公司的博客上提出一個觀點，但是有一位員工認為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他在一個會議上當著很多人的面說出了他的擔心。我不但接受了他的意見，而且多次在不同場合表揚、感謝他。

領導對員工的直接回饋也一樣重要。發生問題時，管理者要及時地給員工以清晰的回饋資訊。對自己的員工，管理者應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要通過第三者傳話。當與下屬溝通不順暢時，應當多改進自己的溝通方式，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信任的基礎上與下屬交流。

本文很長，不過希望大家讀完對各位有一些幫助，我的贅述都是來自於我自身的經驗。

最後我想說，領導力是一門綜合的藝術。它不僅僅包含了各種具體的管理技能和管理方法，也囊括了前瞻與規劃、溝通與協調、真誠與均衡等更諸多要素。

要想成為一名符合新時代產業發展要求的管理者，要想具備一名卓越管理者應有的基本素質，我們就必須在宏觀決策、管理行為、個人品質等不同層面認真學習、體會並實踐新時代的領導力。

戴耀廷的結案陳詞

公民抗命的精神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
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採納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公民抗命是「一項公開、非暴力、真誠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
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賀輔明勳爵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終審法院引述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的說法：「出於真誠理由的公民抗命在這國家有源遠流長及光榮的歷史。」終審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樣適用於其他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制如香港。但為何公民抗命是光榮和文明呢？終審法院沒有進一步解釋。
約翰羅爾斯的定義大體只能說出公民抗命的行為部分。 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關於公民抗命的著作《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圖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這信函是他在 1963年4 月16日，因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參與示威爭取民權後被判入獄時寫的。
在信函中他說：「一個人若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必須要公開，充滿愛心和願意接受懲罰。個人因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義的，而且甘心接受懲處，是要喚起社會的良知，關注到那中間的不公義，這樣其實是對法律表達了最大的敬意。」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有時法律在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時卻變得不公義。他說：「我未得准許而遊行，並因而被捕，現在的確有一條法例，要求遊行須得准許，但這條法例如果是用了來…否定公民運用和平集會和抗議的權利，則會變成不公義。」
他還說：「 面對一個經常拒絕談判的社區，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正是為了營造一次危機，以及加強一種具創造力的張力，逼使對方面對問題，也使問題戲劇地呈現出來，讓其不能再被忽略。」
馬丁路德金博士對我啟發良多，我們也把這精神栽種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中。緊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腳步，我們努力去開啟人心中那份自我犧牲的愛及平靜安穩，而非煽惑憤怒與仇恨。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進一步引述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的說法：「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証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雖然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沒有引述這部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還說：「另一方面，警察與檢控官的行為也要有所節制，並法官在判刑時應考慮示威者的真誠動機。」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規則應也適用，終審法院應不會反對。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非暴力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指導原則。公民抗命的行為，就是佔領中環，是運動的最後一步。進行公民抗命時，示威者會坐在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們計劃及希望達到的佔領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們相信所會造成的阻礙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公民抗命中違法者所當做的，我們期望其他人也會做得到他們所當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談，必須考慮進行那行動的目的。
這是一宗關乎一群深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們相信只有透過引入真普選，才能開啟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門。
我就是他們其中一人。與那些一起追尋同一民主夢的人，為了我們的憲法權利，我們已等了超過三十年。當我還在大學讀法律時，我已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我的兒子也剛大學畢業了，香港還未有民主。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還說：「壓迫者從不自願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壓迫者爭取得來的。…如同我們出色的法學家所說，延誤公義，就是否定公義。」我們在追求公義，但對當權者來說，我們計劃的行動誠然是妨擾。
《基本法》第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乙）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第25號一般性意見》，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乙) 條中的 「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說：「有效落實競選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第17段說：「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釋，實質改變了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憲法程序。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法案前，額外加了兩步。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作出確定。相關法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完成了憲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除決定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外，就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設下了具體及嚴厲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設定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只有權決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設下詳細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連自己設定的程序也沒有遵守。
若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下的嚴厲條件去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選民就候選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因所有不受歡迎的人都會被篩選掉。這與普選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案件是關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根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先計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 10月1 日下午三時正開始，最長也不會超過2014年 10月5 日。我們期望會有三類人來到。
第一類人已決定了會參與公民抗命。他們會在過了合法的時限後，繼續坐在遮打道上。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二或第三個選項的人。第二類人決定不會參與公民抗命，而只是來支援第一類人。過了合法的時限後，他們會離開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園或皇后像廣場。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一個選項的人。第三類人還未決定是否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可以到合法時限快要過去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們相信警方會有足夠時間把所有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計會有數千人參與。我們要求參與者要嚴守非暴力的紀律。我們採用了詳細的方法去確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會跟從。
我們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這也與同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言論自由有緊密關係。透過《基本法》第39條，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受《香港人權法》第16 及17條的憲法保障，而這些條文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 及21是一樣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若原訂計劃真的執行，那可能會觸犯《公安條例》一些關於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規定，但我們相信那會舉行的公眾集會是不會對公眾構成不合理的阻礙的。會被佔領的空間，包括了馬路，是公眾在公眾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計劃佔領的時期，首兩天是公眾假期，最後兩天是周末。
當公眾集會的地方轉到政府總部外的添美路、立法會道及龍匯道的行人路及馬路的範圍（下稱「示威區域」），雖然集會的主題、領導、組織及參加者的組成已改變了，但精神卻沒有。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人們是被邀請來示威區域參加集會的。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相類似的公眾集會也曾在2012年9 月3至 8日，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在示威區域內舉行。除卻公民在那時候還可以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2012年9月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佔領空間，與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在警方封鎖所有通往示威區域通道前所佔領的空間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後，這示威區域已被普遍認同，是可以用來組織有大量公眾參與，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型公眾集會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公眾都認知示威區域是一個重要場地，讓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
根據此我們也抱有的公眾認知，當我在2014年9 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意圖叫人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會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領示威區域以外的地方，沒可能是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人會如此想的。
在梁國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終審法院指出： 「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
如控方証人黃基偉高級警司 (PW2) 在作供時所說，當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鄰接的行人路，警方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會封鎖示威區域內的馬路。能有一個公共空間讓反對政府的人士和平集會以宣洩他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社會來說，那是一項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區域長期舉行集會是違反《公安條例》，但這不會對公眾構成共同傷害。受影響的部分公眾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對來說也是輕微。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楊美雲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說：「《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大型甚或大規模集會、遊行或示威的參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規模的活動才能協助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席認為最明顯的相關考慮因素是干擾的嚴重程度和干擾為時多久。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本席認為包括以下一項：在有關的干擾發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數度作出一項或多項干擾行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參與示威區域的公眾集會的示威者並不能構成阻礙，因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由警方封鎖的。警方封鎖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 ，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就算在示威區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考慮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們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那阻礙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當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8日走到分域碼頭街及夏慤道，人們只是被邀請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好讓人們能去到示威區域與示威者們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區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鎖了，大部份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應都會進入示威區域，而那些道路就不會被佔領。催淚彈也就沒有需要發放。
警方應有責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區域舉行公眾集會，但警方卻把示威區域封鎖了，阻礙人們來到示威區域參與公眾集會。示威區域內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圖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區域以外所出現的阻礙，因他們只是邀請人們來到示威區域與他們一起。
當警方見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區域外意圖進入示威區域，警方仍不負責任地拒絕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警方必須為示威區域外所造成的阻礙及之後發生的所有事負上責任。
在警方發放87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
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我們幫助促使學生領袖與政府主要官員對話。我們與各方商討能否接受以變相公投為退場機制。我們籌組了廣場投票。即使我們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後都沒有成效，但我們真的是盡了力及用盡能想到的方法去達到這目標。最後，我們在2014年12 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鐘範圍的佔領在2014年12 月11日也結束了。

不恰當檢控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公眾妨擾罪作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如賀輔明勳爵in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檢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規則要遵守的，他們的行為要有所節制。
在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 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納了J. R. 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若有一適當的成文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即使這不構成濫用程序，但這案件的檢控官一定已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適用於他的公民抗命的規則，因他並沒有節制行為。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這罪名仍存爭議，但即使真有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擴展過失責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眾妨擾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構成公眾妨擾罪來起訴，那更會把過失責任擴展至明顯不合理的程度。若檢控官的行為不是那麼過度和不合理，起訴的罪名是恰當的，我們是不會抗辯的。無論如何，當控罪相信是過度及不合理，我們提出抗辯不應被視為拒絕接受法律的懲處，違反了違法者的公民抗命規則。
有些問題是我這位置難以解答的。若檢控官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規則，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由誰來糾正這錯誤呢？

守護法治

歸根究底，這是一宗關乎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 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在「雨傘運動」後，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香港民主之旅的終點。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致辭說：「雖然法官決意維護法治，讓其在香港的價值及運用恒久不變，但關鍵在於社會對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應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認為，應是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擊，請緊守立場並支持他們。可是，不要只因爲某些事件才對他們表示支持。那並不足夠，也可能已經太遲。大家應致力在社會上培養有利於法治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擁有新聞自由及選舉自由，必須努力發聲，讓你的選票發揮作用。請相信我，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DCCC 480/2017

Closing Submission of Tai Yiu-ting (D1)

1. First, this is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2. Here, I am standing up for civil disobedience.

3.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initiated by Professor Chan Kin-man, Reverend Chu Yiu-ming and I, was a movement of civil disobedience.

4. Civil disobedience, known little by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past, is now a household idea in Hong Kong.

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at paragraph 70 endorsed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put forward by John Rawls i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at p. 320.

6.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public, nonviolent, conscientious yet political act contrary to law usually done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law or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7.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ith Lord Hoffmann as the non-permanent judge repeated at paragraph 72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at paragraph 89, “civil disobedience on conscientious grounds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history in this countr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ccepted that the concep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equally recognisable in a jurisdiction resp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like Hong Kong.

8. However, it was not explained why civil disobedience is honourable and civilised.

9. John Rawls’ definition spells out more the actus reus of civil disobedience.

10. In his very famous work on civil disobedience,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reproduced i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provided more the mens rea of civil disobedience or the spiri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im on 16 April 1963 while in jail serving a sentence for participating in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 in Birmingham, Alabama.

11. He said (p. 41), “One who breaks an unjust law must do so openly, lovingly, and with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penalty. I submit that an individual who breaks a law that conscience tells him i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s the penalty by staying in jail to arouse 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 over its injustice, is in reality expressing the very highest respect for law.”

12. To Dr King, a law could be just on its face but unjust in its application. He said in the Letter (p. 40-41), “I was arrested…on a charge of parading without a permit. N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n ordinance which requires a permit for a parade, but when the ordinance is used to …deny citizens the First Amendment privilege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peaceful protest, then it becomes unjust.”

13. He also said (p. 39),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seeks to create such a crisis and establish such creative tension that a community that has constantly refused to negotiate is forced to confront the issue. It seeks so to dramatise the issu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14. I was inspired very much by Dr King, and this is the same spirit we have implanted in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Following Dr King’s steps closely in the path of civil disobedience, we strive to inspire self-sacrificing love and peacefulness but not to incite anger and hatred.

1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further cited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T]here are conven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law-breakers on one side and the law-enforcers on the other. The protesters behave with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do not cause excessive damage or inconvenience. And they vouch the sincerity of their beliefs by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16. Th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did not quote this part of the judgment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also said, “The police and prosecutors, on the other hand, behave with restraint and the magistrates impose sentences which take the conscientious motives of the protesters into account.” These other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should also apply,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ould object.

17. Th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not to obstruct the public but to arouse public concern to the injustice in society and to win sympathy from the public on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18. If it is found that a person is committing an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he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to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as it will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tself even if his action might at the end have caused a degree of obstruction more than he could have known.

19. Non-violence wa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e. occupy Central, was the last resort of the movement. The manner of civil disobedience by the protesters was to sit down together on the street with arms locked and wait to b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without struggling. The scale of occupation was planned and intended to be proportionate. We believe that the obstruction must be reasonable.

20. I believe we have done our part as the law-breaker in civil disobedience. We expect the others will do their parts.

21.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ether the mea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proportionate; contextually, the end must be considered.

22. This is a case about some Hong Kong people who love Hong Kong very much and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could a door be opened to resolving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Hong Kong.

23. I am one of those Hong Kong people. With all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democratic dream, we have waite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or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ince the time I was a law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I had been involved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Now, my son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democracy is still nowhere in Hong Kong.

24. Also said by Dr King in the Letter (p. 292),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the distinguished jurist of yesterday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25. In seeking for justice, our planned a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owerholders may indeed be a nuisance.

26.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E”) is by universal suffrage upon nomination by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27.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rovides that, “Every citizen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without any of the distinc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 (b)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at 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ballot, guaranteeing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28.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ave its understanding and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CCPR/C/21/Rev.1/Add.7).

29. Paragraph 15 provides tha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tand for elective office ensures that persons entitled to vote have a free choice of candidates.”

30. Paragraph 17 provides that, “political opinion may not be used as a ground to deprive any person of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31. Through its Interpretation of Annex I and Annex II of the Basic Law in 2004,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SC”) in effect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to amend the election methods of the CE.

32. Before the CE can put forward bills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method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wo more steps are added. The CE is required to make a report to the NPCSC as regard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n amendment and the NPCSC must make a 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uch bills need to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Co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E, and they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NPCSC.

33. On 31 August 2014, the NPCSC completed the second step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by issuing a decision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The NPCSC laid down specific and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addi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that starting from 2017 the selection of the CE may be implemented by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34.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NC”) have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method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4th CE. The NC can only nominate two to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of C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Each candidate mus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3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dded by itself, the NPCSC should only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approving or not approving the CE’s report but not providing detailed requirement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nomination procedures of the NC. The NPCSC has failed to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by itself.

36. If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NPCSC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were to be followed, electors in Hong Kong would not have a genuine choice of candidates in the election as all unwelcome candidates would be screened out. Thi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37. These Hong Kong people resorted to civil disobedience to arouse more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unjustly broken its constitutional promise and breached it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38. We did all we had done to protec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ncluding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our action, to demand a constitutional promise to be honored by our sovereign, to strive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and to bring more justice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39. This is also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40.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organised was to be held at the Chater Road Pedestrian Precinct, the Chater Garden, and the Statue Square, from 3:00 pm on 1 October 2014 to the latest on 5 October 2014.

41. We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oming.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it on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2. The second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but just came to support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They would leave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and move to the Chater Garden or the Statue Square.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first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3. The third group of people might not have made up their mind yet on whether they would join the ac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could decide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when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by choosing where to stay.

44. We believed that the police woul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remove all the protesters joining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of occupy Central; estimated to be a few thousands.

45. We asked all participants to observe the discipline of non-violence strictly. We adopte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sure most if not all participants would follow.

46. We were exercising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lso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s also given to freedom of opinion, of expression and of peaceful assembly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hose articles being the equivalents of Articles 19 and 21 of the ICCPR and representing part of the ICCPR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47. If the original plan were to be carried out, it might breach som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unauthorised assembly. However, we believed tha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held would not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to the public.

48. The space to be occupied, including the carriageway, can be freely used by every citizen on public holidays.

49.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planned occupation were public holidays and the last two days were the weekend.

50. When the venue of the public meeting was moved to the area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cluding the pavements and carriageways at Tim Mei Avenue,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and Lung Hui Roa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ough the public meeting’s theme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articipants had changed, the spirit had not.

51. People were asked to join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It was still an exercise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by Hong Kong citizens.

52. Similar public meetings had been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from 3-9 September 2012. Citizens at that time could have access to the Civic Square, i.e. the East Wing Forecou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Other than that, the space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12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space that was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before the police cordoned all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53. Since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2012, the Demonstration Area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sed to be the public space that can be used for organising big public meeting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In another wor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s known to the public to be an important venue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to gather an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gether.

54. On the basis of th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we share, at the time when I announced the early beginning of the Occupy Central in the small hours on 28 September 2014, we could only be intending to ask people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 other place. Occupying places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thought of us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intended that.

5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at paragraph 22 pointed out that,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involves a positive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tak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able lawful assemblies to take place peacefully.”

56. As senior superintendent Wong Key-wai (PW2) said in his eviden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for the safety of the protesters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protesters on the adjacent pavements.

57. Having a public space for the public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to gather and vent their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acefully is a public benefit to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No common injury to the public can be caused even if a public meeting is being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travention with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The section of the public that will be affected is very sm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is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58. Mr Justice Bokhary PJ said in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at paragraph 144, “The mere fact that an assembly, a procession or a demonstration causes some interference with free passage along a highway does not take away its protection under art. 27 of the Basic Law.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lose such protection unless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ense of exceeding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As to that, I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a large or even massive assembly, procession or demonstration will often be able to say with justification that their point could not be nearly as effectively made by anything on a smaller scale. Subject to this, the most obviously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re, I think, how substantial the interference is and how long it lasts. But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be relevant, too. These include, I think,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concerned had been recently preceded by another act or other acts of interference on another occasion or other occasions.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But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 court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preservation of the freedom in full measure defines reasonableness and is not merely a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reasonable.”

59. No obstruction can be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participating in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s all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clo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o ensure the protesters there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safely and peacefully. Even if there were to be some degree of obstruct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obstruction could not be un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testers.

60. Even after protesters walked into the carriageways of Fenwick Pier Street and Harcourt Road on 28 September 2014, people were continuing to be asked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t to stay on those roads. The police were demand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so that people could come and join the protester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f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not blocked by the polic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would have enter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ose roads would not have been occupied. No tear gas would need to be fired.

61. It should be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facilitate the holding of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y citizens. However, the police had cordon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prevented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y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be intended or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gather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ho were just inviting other people to join them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62. The police irresponsibly refus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even after the police saw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ere gathering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tending to enter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polic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63.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e firing of the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and excessive force had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64. The firing of tear gas in such a way was something that no one could have known. Matters were no longer in our control. By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to bring everyone home safe.

65. In the many days and nights following the firing of the tear gas, we had tried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bring an earlier end of the occupation. We helped arrang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tried to convince others to accept an arrangement of de facto referendum as a mechanism to retreat. We organised a plaza voting.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things we had done came to be futile, we did work very hard and exhausted all methods we could think of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the end, we surrendered to the police on 3 December 2014. The occupation at the Admiralty area ended on 11 December 2014.

66.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relating to public nuisance.

67.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prosecutors also have conventions to follow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should behave with restraint.

68. In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at p. 77, J. R. Spencer observed that, “...almost all the prosecutions for public nuisance in recent years seem to have taken place in one of two situations: first,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amounted to a statutory offence, typically punishable with a small penalty, and the prosecutor wanted a bigger or extra stick to beat him with, and secondly,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was not obviously criminal at all and the prosecutor could think of nothing else to charge him with.”

69. Lord Bingham in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at paragraph 37 endorsed the criticisms of J. R. Spencer concerning the ulterior motive of a prosecutor laying a charge of public nuisance.

70. If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statutory offence to cover the unlawful act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e would rightly ask why laying the charges of public nuisance?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an abuse of process, the prosecutor in this case must have breached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pplicable to him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for failing to behave with restraint.

71.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72. Similarly,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is excessiv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73. Pieces of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the prosecution in the conspiracy charge were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us. Civil disobedience by definition must be a public act. If these public statements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e prosecution, all civil disobedience at its formation stage will be suppressed. It is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civil disobedience as something honourable as no civil disobedience would have happened. Even worse, a chilling effect will be generated in society, and many legitimate speeches will be silenc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must be disproportionate.

74. Whether there can be an offenc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under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is still disputable. Even if there is such an offence, laying charges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excessively, unreasonably and unnecessarily.

75. Since the substantial offence is the questionable offence of public nuisance, laying a charg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to even a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degree.

76. If the prosecutor has not acted in such an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manner and proper charges were laid, we would not have filed a defence.

77. Nonetheless, filing a defence against charges believed to be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failing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aw-breakers as not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78.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answer. If the prosecutor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ectifying the wrongs?

79. At the end, this is a case about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80. As a scholar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merely hav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81. Without a genuinely democratic system,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 still be exercised arbitraril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will not be adequately protected. Also, without democrac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withstand the more and more severe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d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before we can reach the destination of Hong Kong’s journey to democracy.

82. Mr Justice Tang, PJ at his Farewell Sitting (2018) 21 HKCFAR 530 at paragraphs 17-19 said, “…although judges are prepared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s it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and applied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ty must be willing to support them. In what form the support should take? I think the support should be all-embracing. If the judiciary is unfairly attacked, you should hold firm and stand up for them. But, support should not only be events driven. That is not enough. It may be too late. You should endeavour to nurture an atmosphere friendly to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a free press and free elections in Hong Kong.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your vote count. Believe me,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indeed eternal vigilance. Above all else, do not give up or underestimate your strength. If we as a community insist on the rule of law, it cannot be taken from us easily. Do not make it easy.”

83. We all have our duty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Hong Kong.

84. I am here because I have used many years of my life and up to this very moment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 will also never give up on striving for Hong Kong’s democracy.

85. I believe that civil disobedience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rule of law.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share the same goal in pursuing justice. Civil disobedience is an effective way of securing the attainment of this common goal at least in the long run by creating the climate within which other mean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at goal. (See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86. If we were to be guilty, we will be guilty for daring to share hope at this difficult time in Hong Kong.

87. I am not afraid or ashamed of going to prison. If this is the cup I must take, I will drink with no regret.


List of Authoriti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paragraphs 70 and 72.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p. 320.
3.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4.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paragraph 89.
5.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on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C/21/Rev.1/Add.7, paragraph 15 and 17.
6.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paragraph 22.
7.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graph 144.
8. J. R. Spencer,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p. 77.
9.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paragraph 37.
10. Farewell Sitting for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Tang PJ (2018) 21 HKCFAR 530, Tang PJ, paragraphs 17-19.
11.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