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週刊編集》專欄「男人四十」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對自己有不同的意義，把它也貼在這裡
文中描述的那場演出，今年四月將滿20年了，所有情景、聲光，依然歷歷在目......
〈送走一個樂團等於送走自己的青春〉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暴力，活生生的暴力，像病毒一樣會感染。草原上漫布著濕溽的空氣，頸背間沾著一顆顆汗珠，水分子內漲滿官能的慾望、尚未揮發的酒精，還有海風捎來的鹹味。
那片銀亮亮的海，徐徐流動在草原南方，這是墾丁的荒野，千年一遇的公元2000，十二生肖輪轉到龍，我在四月的春天吶喊。
即將登台的是一支叫濁水溪公社的地下樂團，我在台北看過他們幾次，真的都在「地下」—金山南路二段加油站對面地下室裡一間叫VIBE的Live House。今年的春天吶喊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大場合遭遇他們，我從台北一路轉搭客運繞過大半個台灣來到島嶼底部，帶著馬子，要來體驗傳說中的島嶼邊緣生活。
我們四周旋繞著一圈一圈的人影，黑壓壓的，一如沉暗的夜色，擁擠的現場東飄來一句「幹！好膽別踩我！」西射來一句「你是在看三小！」我的體溫隨著腎上腺素飆升，覺得自己像個將從戰壕裡翻出去殺敵的士兵，眼睛冒著煙，熊熊怒火照亮我額頭的青筋，雖然我並不清楚自己在氣什麼。
我跟著人群推擠著、叫囂著，嘴裡啐著跋扈的髒話，同一時間，山腳下的嬉皮餐車喜劇演員似的送來一陣油炸甜點的黏膩香氣，那股香氣在浮動的人流間擴散成嗑藥後的集體亢奮感。
直到這一刻（我活了二十一年又三個月的這一刻），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兇蠻，這麼容易被人煽動，這麼渴望言語中的暴力—而他媽的！那該死的樂團甚至還沒上台。
熱風從海邊吹來，吹得人更恍惚了，也更敏感，有人開始暴走，想衝破防線攻佔舞台，音控台那邊不知道誰抓來麥克風朝夜空大喊一聲：濁！水！溪！公！社！（每個字都加重音）
草原上，所有身體同時顫了一下，濁水溪公社像媽祖遶境的陣頭鏗鏗鏘鏘竄了出場，台上台下抱緊彼此墜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時間在眼前塌陷下來……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後來寫成的歷史是：2000年四月二日，陳水扁宣誓就職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的前一個月，由兩個台大學生柯仁堅（小柯）、蔡海恩（左派）領頭的濁水溪公社，策動了台灣樂團史最惡名昭彰的一場演出，開演那刻全場失控，團員和觀眾打成一團，樂團只唱了一首新歌〈酸仔乾〉就被主辦單位斷電趕下舞台。從頭到尾，濁水溪公社只在台上現身了五分鐘，史稱「早洩事件」。
（是的，和這個樂團相關的形容詞總是繞著陽具和下半身打轉）
而另一段當時在墾丁興風作浪的團員無法預知的歷史是：一年後左派將離開自己創建的樂團，不會回到隔年的春天吶喊，但我回來了，還拿著攝影機站在台上。
因為玄妙的機緣，這個宛如恐怖分子的樂團成為我和一個班上同學畢業製作的拍攝對象，指導教授眼看我們要被放牛班的學生帶壞了，千叮嚀萬囑咐：「要維持客觀性啊！別和被攝者成為朋友。」片子開拍，我們很快意識到自己是當年聽地下搖滾的大四生裡最幸運的兩個，各種場合都有第一排的視野（抱歉！我要拍片，借過一下），而且，他們好像也把我們當朋友。
兩個青澀的大四生，三天兩頭扛著攝影器材跟這夥人走闖江湖，那個野性的、俠義的、菸酒的、搖滾的地下江湖—練團室、錄音間、酒吧、Live House、某個團員家的藥膳火鍋趴。我們從牆壁上的蒼蠅，變成湯頭裡的豆腐，用力吸收那些濃稠的湯汁，哦！那真是全台灣最邪惡又最聰明的一鍋。
我最後一次看到左派已經是2001年的事，就在紀錄片快殺青之前，一場辦在聖界（一處已亡佚的Live House）的新專輯發表會。當晚演出結束，他頭也不回，叼根香菸騎上單車，帶著自己點燃過的時代一起消失了。至今，我仍不確定他有沒有看過我們拍的那部裡面裝滿了他的紀錄片。
過去這十多年，我卻時常看到小柯，在他剛搬好的家，在我棲居的公寓，在朋友的婚禮或音樂祭現場，在唱片行、電影院、咖啡館、海產攤、夜市，在台北任何一處可以容納幾個人一邊話當年一邊幹譙現在的社會的所在。我們成了摯友，陪伴對方渡過人生的起落，我可能比誰都更早知道，他其實不想玩了。
「大家根本不是來聽我們唱歌的啦，只想丟東西！」
「這張錄完恁爸就不錄了！」
喝到有點醉的時候，繃緊的彈簧終於鬆開，小柯會發洩個幾句，把苦悶甩出心裡。身為朋友我想跟他說，小柯，你早就可以不玩了，不會有人怪你的；可是身為樂迷，我也捨不得濁水溪公社真的退場，我只是跟他說，小柯，你決定退了就不要回來，變成傳奇，讓人想念就好。
於是，柯仁堅啊，這個台灣男人中的台灣男人（就像每個人山一樣的爸爸，表面聞風不動，內心重情講義），就在那裡ㄍㄧㄥ呀ㄍㄧㄥ的，把濁水溪公社那塊沉重的甚至有點不合時宜的招牌一把扛在肩上，一張專輯錄過下一張。他的話就快說完了，他在等待一個時間點。
2019年，濁水溪公社成團三十週年，發行了第十張專輯《裝潢》，這兩個成就都是台灣樂團史至今的唯一。一支有三十年歷史的搖滾樂隊，歷經團員的來來去去、曲風的峰迴路轉，辛勤寫下了，錄製了一百多首歌。
那些歌曲的主題，從鄭南榕到中壇元帥，聖誕老人到耶穌基督，打手槍的問題少年到制服酒店的港都情人。從真主阿拉到孝女白琴，劍仙到台灣獨立軍，發大財 到往生船，排骨便當到紅龜粿。從妹妹的碗粿到黃色電影和大哥大，從汽油彈、核災、公投到紅中白板青發小三元，從大陸妹、落翅仔、檳榔西施到小飛俠、小甜甜和鐵金剛。
哦！還有府城的鱔魚麵、萬巒的滷豬腳、大稻埕的紅蟳米糕。有迷幻山崗的搖頭丸、強力膠、安非他命和麻菸，也有給我青春和快樂的加味人參姑嫂丸和冰冷夏夜裡的肉鯽仔，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卻特別感人的情歌。
一百年後，如果有人在水溝蓋旁撿到這些歌，會從中認識到台灣曾經有過的一段活色生香、豐盛草莽的俗民生活實景。小柯，與從前的左派，一直都很理解他們歌曲中的那些人物，那種生活在「問題社會」裡的核心經驗，因為，他們就是那些人的縮影。
《裝潢》上市後不久，我和小柯約吃中飯，在他上班的地點附近。雨天，我們撐著傘，從民權西路轉入中山北路，再轉入更小條的巷子，推開一家和食店的門，小柯說，他下午請假了，我倆可以慢慢吃，慢慢聊。
找他吃飯，是想跟他拿那面濁水溪公社的大旗子，黑底紅字的，很有氣勢。再過一週，我將前往世界第二高峰K2的基地營，在那駐紮一個月，報導兩位台灣登山家攻頂的故事，我想把那面旗子當成幸運物，在海拔5000公尺的基地營展開它，讓它隨冷冽的山風飄揚。
「旗子我洗好了，」小柯把大旗放到桌上，摺得好好的，「還有，這個不知道你派不派得上用場？一個測心率的手環，你可以戴在手上，好像還可以測步行距離，消耗的卡路里什麼的。」小柯把手環和大旗裝進一個塑膠袋，轉交給我。
我接過來，看著他，看著這個曾經站在憤怒青年頂點的龐克歌手，現在是固定要上班，睡覺會失眠，樂團才剛解散的中年男子。走在路上，他看起來很平凡，一旦站上舞台，把吉他揹在身上，麥克風對準自己的嘴巴，他卻有魔力讓周遭的世界燃燒。
我好像回心轉意了：誰說傳奇引退後不能回來？
「一切保重！」我們在大街上擁抱、握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遠征開始後，我將大旗塞在裝備袋的底層，它一路跟我橫渡冰河，翻越雪山，穿過稀薄的空氣，抵達荒蕪的凍原。有時候，我會在基地營熄燈的半夜，躺在自己的帳篷聽《裝潢》的最後一首歌〈再會〉，聽小柯在耳邊唱著：「用一生行自己的路。」那時我總是特別想家。
2019年七月十七日，攀登者預定攻頂的日子，天空很晴朗，留守在基地營的人閒閒發著懶，有人在玩撲克牌，有人用望遠鏡眺望潔白的山體。早餐後，我將濁水溪公社的旗子從裝備袋裡撈出來，扛著腳架，沿著雪徑走到冰河的邊緣。
風陣陣吹在臉上，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此刻在山頂與遠方的海島，各有我珍視的人，基地營的方位傳來無線電的呼叫聲，時間再次塌陷下來……
濁水溪公社 1989—2019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2020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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