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通常事變責任意思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媽媽，在你變成一個含辛茹苦、下半輩子都充滿怨念的女人之前，你有問過我的意見嗎？

如果可以，我寧願我不要出生，你不要為了我去撐一個圓滿，我寧願不要這樣長大，請你不要再說是為了我，不要再說我不知感恩，不要再說要不是你我哪有今天，你沒有問過我要不要這些「恩情」，不要把你的恩情跟怨念當成無限額度的黑卡，動輒提領，消費我的痛苦。

我寧願我今天這些都不存在，也沒有我，而你還是原來的你。

取自《女子力不是溫柔，是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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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你不能選擇當誰的孩子，但你絕對可以選擇怎麼當你自己。」

今天晚上要談和解，我想把這篇文章分享出來當教材。或許晚上的時候，有機會提一提。

原生家庭的影響深遠，因為那是我們人格養成的最初。尤其母女之間的連結更深，細細內省整理，常常千絲萬縷。

這個工作很不容易，常要有人陪伴。都只靠自己，確實少了旁觀者清。但也許，這篇文章可以多幫您一點忙，讓您有多一點覺察，能更有能量。

祝願您，藉著這些能量，一步一步選擇找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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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這次出版社要求的贈書活動不太一樣，是要在「洪仲清臨床心理師」、「大好書屋」兩邊的粉絲團按讚，然後分享此文章到個人臉書版面，並設成公開。出版社會以官方粉絲團抽三位分享並公開此文的朋友贈書、寄送（不包含國外地區），三天後由出版社在這篇文章下方以及「大好書屋」粉絲團公布獲獎名單，再請中獎的讀者提供收件資料，由出版社為讀者寄出贈書。。

大好書屋

pps. 今天晚上的活動，主辦單位希望能有直播，歡迎各位朋友在7點半，在版面上就可以參與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9936880124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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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劉冠吟】

「母親」對於女兒而言，就是一個女人的模範，一個直接吸收仿效的對象，好的壞的都收，我們就是這樣學習當女人的。母親通常是最直接帶孩子的人，孩子看著母親長大，母親如何裝扮自己，如何評論別人，如何看待自己；母親快不快樂，孩子全知道。

母親其實不用太強大，但母親必須要有讓自己快樂的能力，不然孩子就會直接複製那些永遠打成死結的思維，這輩子要花上三倍五倍的力氣去學習如何打開這個結。

我跟我母親「重版出來」的缺點真真切切。饒舌音樂品牌「顏社」的老闆迪拉胖跟我是學生時代就認識的好友，此人知我甚深。有一次非常低潮的時候找他出來聊聊，他聽了我這個那個天花亂墜無數個煩惱，雙眼直直地看著我，跟我說：「冠寶（我好友們對我的暱稱），這麼多年來，我看著你，你一直都很努力，想做很多事去證明自己很棒、很強，但其實你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人了。」

我跟原生家庭感情很密切，但人性是這樣，極度的濃密，就會引發對極度孤獨的渴望。血親是一種弔詭的關係，我們用一生互相餵養對方，有時是感情、有時是毒藥、有時是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有時是幫助、更多的時候是情緒勒索。緊密的血親關係最上乘的，或是說勒得最緊的，稍不留神就往死裡掐的—一定是母女關係了。

▍奇妙的母女關係

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飛飛，出生在一個「經典」的破碎原生家庭。我稱之為「經典」，是因為飛飛的原生家庭具備了連續劇裡面所有會出現、讓人不悅的家庭因素：飛媽是爸爸再婚的妻子，前妻必然的愛錢，在爸爸死後將遺產火速搬光；飛飛從小目睹爸爸打媽媽，爸爸如同連續劇中亦必然的擁有不負責任的人格特質及暴力傾向。

飛飛並不是家裡唯一的小孩，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妙的是，妹妹在這齣什麼狗血元素都有的連續劇裡，竟然是一個平板角色。通常編劇不會這樣寫，但飛妹完全沒有擁有如同飛飛一樣的喜怒哀樂跟痛苦哀愁，就真的是一個，沒有對白、沒有戲份、沒有承擔，無法同情共感的平板角色。

「我爸打人就算了，但是用拳頭打我媽的眼珠耶，這是什麼打法？直拳打眼珠？」飛飛描述這些畫面的時候，語氣很平靜。我跟飛飛是大學認識的朋友，聊這些事情的時候，她已經是二十幾歲的成年人了，陳述故事很精確，沒有情緒，跟我講這些，不是抱怨，也不是討拍，只是分享一些個人背景資訊，讓身為好友的我更瞭解她。

即使是面對這樣的爸爸，飛飛的媽媽還是非常努力維持這個家庭，並不是因為經濟因素，飛媽其實是有養家能力的。我們都覺得，應該是為了一些女性傳統的堅持，以及更多的不甘心。

飛飛回憶起她小學六年級，有一次，媽媽要帶她跟妹妹去吃西餐，但臨出門前，飛飛才發現爸爸也要去。飛飛不肯去，飛媽「倒地大哭，以手捶地，小六生我雙手環抱胸前，冷眼看著我媽在地上扭動」。最後只有爸爸帶著從頭到尾沒進入狀況的妹妹去吃西餐。

到了飛飛的高中時代，各種因素交逼，「我媽身體出事，進了急診室，我爸都不願意簽字，差點活不了，我媽這才死了心。」穿著高中制服的飛飛出席了少年觀護庭，才讓法院結束了這段婚姻。爸爸過沒幾年就因病去世，生活並沒有隨著爸爸的提早登出而好轉，後來飛飛明瞭，自己一切問題的根源，其實不完全來自父親，更可能來自母親。

▍即便只是暫時丟棄，都是困難的

打出生開始，母女關係就是一種天然的寄生。媽媽說什麼都對，媽媽說錯一定的就是錯。孩子會知道害怕，但無法判斷真實的道理，孩子做很多事情只希望博得媽媽一笑，媽媽眉頭一皺，就像天塌了一邊。這種天然的灌輸跟依賴並不奇怪，就是人生而為動物的天性之一，像水泥灌進模型一樣堅固。小獸沐浴在母愛之中，渴望獲得更多的關愛，藉由情緒賞罰的訓練，奠基了人格的雛形。

要到了某種程度的社會化以後，小獸們才會發現哪裡有點不對勁，而這番檢視跟掙脫，將是人生中最長最難走的一段苦行。拆解、重組、寬恕？原諒？或是有時候你需要的，只是暫時先直接丟棄這些過去。但母女之間的糾葛何其複雜，即使「只是暫時丟棄」，都是困難的。

我跟飛飛相識十多年，一開始聽她講家裡的事情，多半就是跟著罵一罵。直到近幾年，我們才用一個全新角度，去看待她家裡發生的種種。

飛飛說，認真回想起來，媽媽的情緒總是很差，小學的時候寫生字本一寫錯字就是一個巴掌過來，繪圖本的顏色描出框線外面去，媽媽也往死裡打。小小的她不明白為什麼，覺得自己真是太糟糕，一直惹媽媽生氣，原來把字寫錯跟把顏色畫出去是這樣十惡不赦。要是自己再表現得好一點，媽媽就會開心一點，也會更喜歡自己一點。要得到愛好難，千萬不能犯錯，因為犯錯就不會被愛了。

整個童年都在賣力表現，仍然沒有換得母親的快樂。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飛飛還是一路以第一志願畢業，媽媽還是一樣沒有笑容，負面情緒如海浪一波襲過一波，沒有停歇。只要她人生中遇到什麼挫折，媽媽一定第一個跳出來指責她：「一定是你又怎樣怎樣了，現在才會這樣，你從小就是個怎樣怎樣的人，你就是活該，我早就知道你會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可以填進各種想像得到的低下辱罵詞，罵起人來的母親彷彿被什麼邪靈附身，用一些低級的男性貶抑女性的用詞在對付她。當時的飛飛淚流滿面。時隔多年，我們在這樣的對話脈絡中梳理出來，媽媽在罵的其實是她自己，也復刻著那個在罵母親的爸爸。說不出犯了什麼的錯的媽媽，在婚姻裡飽受凌辱，卻帶大了兩個不錯的孩子，這個毅力非常人所有。媽媽真的沒有怎樣怎樣，但局面就是如此這般。這麼多年了，媽媽從沒走出去，找不出錯，媽媽只能先扼殺了自己，再一直怪自己，然後怪所有人。

這讓我回想起大學時代飛飛交往的初戀男友，是一個多情的才子，兩人愛得熾熱，但男生的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他生日當天，偷偷跑出去跟學妹廝混，飛飛好不容易捧著蛋糕找到了他，男生回說：「可是我在忙著耶」，飛飛問說：「那蛋糕怎麼辦呢？我等你吧？」男生回了一句：「蛋糕就丟掉吧。」

那天飛飛不知道徒步走了多遠，邊走邊哭，見到我的時候雙眼已經哭成鹹蛋超人，口中一直喃喃重複：「為什麼他這樣對我？為什麼？我怎麼了？」

一般女子發現男友在跟學妹廝混，鐵定大鬧一場，換作是我應該已經把男生打到五官移位，飛飛竟然直接哭崩，然後把問題矛頭指向自己，負面能量跟方向完全衝著自己來，那個可憐跟矛盾的場景，我至今無法忘懷。

▍原生家庭的深切影響

飛飛出社會工作一路順遂，這不意外，她本來就是一個工作能力很強，責任感過大，又深怕讓任何人失望的人。讀書時代的午餐時間一起吃飯，她一定都會先問我要吃什麼，總是亂吃且沒意見的我說不出什麼來，然後她再婉轉說附近有一間什麼好吃的，要不要一起去呢？即使對親密好友，她都是把自己放在後面。

這幾年遇到一個很賞識她的老闆，飛飛很盡力在工作上表現，擔下了超載的工作，但是老闆的這份賞識這份愛，其實很沉重。老闆本身是一個很有才華但工作能力平庸的人，同組同事們又一個比一個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為了老闆的這份賞識，飛飛拚了命似的在工作，其他同事留下的爛攤子、趕不到的死線、看起來不可能的案量，全都完成了。老闆不吝表現對飛飛的欣賞，總是在大家面前誇她，對她特別好。

這樣共事了三年，到了第三年打考績的時候，飛飛意外得知同組的笨蛋同事阿花—一直在闖禍的那個阿花—考績竟然比飛飛還好，飛飛就崩潰了，找老闆質問。實際上，那公司有個不成文的濫俗，考績是用輪流的，連續得了兩年好成績的飛飛，這一年輪到承擔爛考績。這樣的濫俗，很多老派公司都有，公家機關尤甚，考績流於形式。

考績用輪流的，是很常見、許多人都麻木的事，稍微解釋一下成年人都能懂。偏偏感情用事的老闆一被質問，口氣也不好，跟飛飛兩個互相指責對方，原本三言兩語就能解開的事，變成一場劇烈的感情相互勒索。在職場上彼此依賴的兩人，兩敗俱傷，老闆馬上提出要調單位，過沒多久，飛飛就辭職了。

事發當時，我還在國外渡假，一回到台灣，飛飛就奔到我家狂哭，絮絮叨叨地說著此事，唸著阿花憑什麼考績比她高，老闆憑什麼怪罪，她怎麼都想不懂，眼睛又再度變成鹹蛋超人。在職場打滾多年、什麼險惡場面都看過的我，一聽就覺得這個劇情也太簡單，簡單到讓我疑心大起。不過就是個考績用輪的爛習俗，通常老闆會私下按捺幾句或包個紅包就沒事了。這麼簡單的邏輯，一向聰明的飛飛會不懂？

「你真的很在意考績這件事嗎？老闆不是跟你說這是用輪的？而且你已經輪了兩年的領先耶？」我問，坐在沙發上哭到脫水的飛飛說不出話。「而且像我們這種工作能力好的人，自己都很清楚，不太需要考績這種東西吧，大不了換間公司就是了。」脫水的飛飛還是說不出話。我太瞭解她了，她在意的才不是考績甲乙丙，而是老闆的愛，那份她人生中少有的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按照教育部的百科：「泉水乾涸，魚兒以口沫互相潤溼。語出《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比喻人同處於困境，而互相以微力救助。」在職場上賴以生存的這兩條魚，老闆依賴的是她的工作能力以及對老闆才華的仰慕，飛飛依賴的是老闆對她喜愛及倚重，那種沒有她不行、就你最懂我的感覺。原本不應該發酵成這樣的職場上下屬關係，卻因為各自踩到個性的殘破處，雙方都痛得撕心裂肺。

於此同時，飛媽那端也沒閒著，同樣的上演情緒勒索、指責、破口大罵、哭泣的無間道，舉凡房子漏水跟鄰居間的修繕問題、自己的腿拐到看醫生、飛飛要多久回去吃飯一次等等，都可以輪播一次上述戲碼。

直到與老闆的狀況同時發生，飛飛再也承受不下去了，傳訊息給媽媽將從小到大憋在心裡從沒講過的話全盤托出，從生字簿、插畫本一路細數成長中的種種創傷，訊息的結尾是：「我沒有忘記這一路上，你是怎麼對我的，所以現在才要演母女情深那一套，很抱歉，我做不到。」

與媽媽斷了聯絡的幾個月後，到了農曆過年，左思右想許久的飛飛，還是提起勇氣，帶著禮盒跟紅包回去。結果，回到老家，電鈴沒裝上、電話無人接聽，無法上樓的飛飛打手機給平板角色妹妹，叫她把電鈴跟電話裝回去。

上了樓，四十坪的老華廈，被飛媽跟飛妹堆東西堆到連一個站的地方都沒有。那麼久沒見了，兩人還是一見面就開演老戲碼，飛媽不需要暖身就可以登場，再度數落飛飛都不回來陪她、不顧家、忘恩負義、不惜福、以後會有報應等等。這齣家庭爛戲的結尾是飛飛大哭奪門而出，找了一間過年期間幸虧還有營業的小火鍋，一邊哭一邊吃。

辭去工作後的飛飛，幾度出國旅行，去一些自己去過、熟悉也喜歡的地方，也去一些從未去過、但心嚮往已久的地方。我三不五時就在手機裡收到飛飛的旅遊照片，冬日大雪中包得像熊的她，熱帶國家中盡情享受美食的她，坐著電車漫無目的遊走的她，看似自在，卻沒有比較好。知她如我，只能在她想說話的時候陪她簡訊聊個盡興，然後留給她一句：「如果你真的想離開這個世界，跟我說一聲，我跟你那麼好，有資格先知道。」

她說，好。

▍榮格也解不開的題，薑母鴨可以

在冰天雪地的北緯國家，她住在一間設施完善的小套房，浴室廚房一應俱全。飛飛說：「一應俱全的意思，其實就是我要怎麼傷害自己都是很容易的，工具很多。」旅行到世界的盡頭，想著自己人生中的種種，想著自己為什麼把自己的人生搞成這樣，想著自己的人生裡要得到愛，為什麼這麼難這麼坎坷，坐在房間裡小沙發的她淚流成河，把自己的上衣哭到擰得出水。「這個時刻我可以體會安東尼．波登的感覺，人生真的好苦，雖然世界上還是有些愛你的人跟你愛的人事物，但巨大的痛苦，還是讓你想要放下這些而離開。」

我在遠遠的那方聽著她說，想不出什麼深奧道理，只能回她：「嗯，那邊太冷了，我覺得你現在去泡個澡，然後好好睡一覺，早一點回台灣。台灣現在也很冷喔，但我在吃薑母鴨，就是你家附近那家很好吃的，你吃過嗎？」

「回來吃薑母鴨吧。」我在手機上再打一次這句話送出去。

在這個當口上，就算飛飛傳訊息給榮格，我想榮格也不一定解得開這道題，但薑母鴨或許可以。薑母鴨是個魔性的字眼，人生中其實還是有很多膚淺的東西是美好的，像是台灣冬天的薑母鴨、羊肉爐，還有想跟你一起吃薑母鴨的我。

據她後來說，她就是默默地脫下淚濕的衣服，直衝浴室把自己泡得紅紅熱熱的，泡到有點疲倦鬆軟感，然後裹上被子，睡個好覺。

有一句話很土，但我還是得用：「解鈴還需繫鈴人。」面對人生種種的結，我們只能靠自己解開。我鼓勵飛飛去找老闆好好談一談，也推薦飛飛去看了一個很溫柔的身心科醫師。

飛飛跟老闆說，她氣的是她一直都最為老闆盡心盡力，但是考績不如人。但她也知道，她要的不是考績，是一直以來老闆對她的倚重跟愛惜，「我知道我非常渴望被肯定被愛跟重視，這點大過一切。」老闆說，這些其實他都明瞭，這幾年在職場飛飛大小戰事無役不與，飛飛是自己人，他以為他不說，飛飛都明白。他也知道自己的才華高過工作能力，外面的人講得難聽，自始至終，飛飛都護著他。

兩個殘破的人再度安慰了對方。這不是最好的結局，但旁觀者如我覺得很不錯。雙方說出心底的話，尤其是，說出自己的弱項，說出自己在強烈爆炸的情緒後面複雜的動機，即使只是殘破的人互相安慰也無不可。說到底，人生而在世，誰能十全十美？誰能有一份完整如滿月的心靈？能夠找到知己堪可藉慰，就算是三隻腳的椅子，亦能互相扶持在這世間站穩。

要一個血親結構外的人，去理解原生家庭的痛苦跟糾結，是多麼困難，即使是夫妻，即使是好友，要梳理十幾二十年複雜結構，還原幾千幾百個錐心的現場，都是困難的。但只要是一次同情共感的理解，對於在無間道裡輪迴的他們，都已是一份無上的溫柔。

▍我能不能選擇，不要當你的女兒？

在三十歲後段，我跟飛飛耗費了大量時間去討論關於飛媽的種種，盡量還原一個她從小看到大的女性典型，再回溯她從兒時吸收到的種種，用做學術研究的精神、抽離的、盡量客觀的（雖然很難），去解析她為何成為現在的她。

心理諮商師說，飛飛已經取代父親，成為這個破碎家庭的配偶角色，媽媽的精神支柱兼凌遲對象，這個分析也同樣解讀了為什麼歲數相差不多的飛妹，一直是情緒淡薄的平板角色，因為在這個結構裡，飛妹就真的單純扮演了孩子，而飛飛隔離了所有孩子應該承受的殘忍與痛苦。

另一個心理諮商師說，飛飛心底應該還是很想跟媽媽和好，或是希望媽媽的狀況能有所改善，至少母女關係不要像現在這樣惡劣；但，諮商師說，現在飛飛最主要的課題就是要顧好自己，千萬不要覺得自己遺棄了媽媽。畢竟在此之前，她已經耗盡青春，陪媽媽走過了千山萬水，卻尋不到任何解方。

「我覺得我媽不會有任何改變了。」某天飛飛傳訊息給我，絕望地說。「我忍耐了這麼久，好不容易講出口，講得這麼白，她好像在平行時空，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不以為然，完全沒有要溝通的意思。這樣也好，我以後也不用再忍耐了。」

我揣測著飛媽的角度，再回想飛媽常指責飛飛的那幾句話，「我覺得你媽媽心裡對目前為止的人生，跟你的劇情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媽應該覺得，她才苦咧，她一生都很苦，為了你跟你妹，『這種情況下』她還忍耐了你爸好多年，『這種情況下』含辛茹苦把你們姊妹帶大，『這種情況下』你卻沒有繼續陪在她身邊反而逃開就是不知感恩⋯⋯」

「可是『這種情況下』，孩子寧願不要長大啊。」飛飛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為我犧牲？
我能不能不要當你女兒？
我能不能選擇，不要繼續當你女兒？

▍人生沒有如果

孩子無法選擇在哪個家庭出生，孩子沒有能力篩選成長過程中接受到的資訊，甚至無力去抵抗受到的任何對待。媽媽，在你變成一個含辛茹苦、下半輩子都充滿怨念的女人之前，你有問過我的意見嗎？如果可以，我寧願我不要出生，你不要為了我去撐一個圓滿，我寧願不要這樣長大，請你不要再說是為了我，不要再說我不知感恩，不要再說要不是你我哪有今天，你沒有問過我要不要這些「恩情」，不要把你的恩情跟怨念當成無限額度的黑卡，動輒提領，消費我的痛苦。我寧願我今天這些都不存在，也沒有我，而你還是原來的你。

但，人生沒有如果。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無法選擇出生，無法選擇出身，無力改變成長過程，無力幫助已經深陷泥淖的親人，無力償還那些對方覺得深似海而硬加於你的恩情。但我們一定可以讓自己不那麼相似，不那麼受對方牽制，一根毛一根刺，慢慢拔除。

對於與母親相像的種種優點，身為子女的自覺性反而比較低。其實那些內化的正面力量，亦帶我們渡過人生萬重山。

我母親是個性圓滑、容易交到朋友且樂於助人的女人。從小看著她的生活樣貌—就算自己不甚好過，也願意對人伸出援手；即使是一通電話的關心，即使是非常遠的關係的拜託—只要她覺得整個局面讓大家受益，她就會去做。「我們能被別人求助，代表我們自己有能力。」這點深深影響著我，讓我在成為嚴厲苛刻的目標導向者之餘，還能真心關切別人。活在世界上的時間長了，才深深體認到這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永遠都對別人再好一點」。

對於吸收自母親的缺點，總是在長大成人後變得比優點顯眼。輕微症狀如我，也在學著篩掉那些深植在我腦海中、我比較不適應的價值觀，然後在每個快把自己逼死的關卡，深呼吸一口氣，放掉這個深深種植在我靈魂中的完美控制狂人格，把腦中那個從永康公園急奔回家的高跟鞋聲音關掉。我很感謝她，但我不是她，我只想成為我，我也只有能力成為我。

即使那樣的相像是深植在靈魂裡的，在你每個沮喪的時刻，又再度散落在你周遭的空氣，你聞著那些似曾相識的思維，覺得你又要再度陷落在某個附身的靈魂。不，你們是不一樣的，即使要拔除一萬根的刺，你也該明瞭，你們曾經很像，那是因為你很在乎她，但你們早就是完全不同的人了，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們已是各自呼吸、各自運轉的獨立星球了。

我們是看著母親學習當女人的，跟母親可以很相像，也可以很不像，孩提時代的你或許無力解套，但長大以後的你一定可以。即使需要跋涉一段長長的路，在途中飽受愛與不愛的追殺及殘破的自我懷疑，還是可以打磨出一個比較接近理想的自己。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前面說，飛飛跟她的老闆像《莊子．大宗師》裡講到的那兩條困在陸地的魚，相互吹氣濕潤對方，一種非常浪漫的相濡以沫，實則所有的相濡以沫，都是帶有痛苦成分的，與老闆的互相扶持還能稱為是萍水相逢中的一點溫暖，一個渴愛的孩子遇到了一個賞識的臂彎，母女關係卻絕少是這樣理想的依賴。

莊子在本篇的下半段說了：「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兩條都快垂死的魚，互相吐沫救助潤澤對方，還不如在江湖中忘了對方。沒有人有能力拯救另外一個人，除非被救的當事者有心。也沒有人真的會完全復刻另外一個人的宿命，除非你自己根本不想逃出這個輪迴。互吐泡泡到雙方都乾涸至死，不如想辦法擠出這塊泥濘回到水底，然後相忘於江湖。

親子關係是一條看不見盡頭的路。我自己同時身為女兒、母親，深知母女關係對一個女子人格成型的著力之深。我最常跟我女兒說的話是：「你喜歡哪一個，就選哪一個。」她看到我發怒，會問我為什麼這件事情讓我不開心，我說，因為這件事情的某個點讓我不喜歡，但你可能很喜歡，這只是媽媽的感覺。以此類推，我的喜怒哀樂，我的喜好選擇，都是我的，你有可能有跟我不一樣的，關於你自己的那些，「你要好好想一想，看看自己的感覺。」

除了大是大非的道理之外，舉凡審美、情緒、人際互動、生活狀態，我都希望她「好好想一想」。她現在才四歲，確實很難好好想一想，但我說，你可以體會自己的感覺，你真的開心嗎？還是因為你的朋友都想這樣，所以你也選了？還是因為媽媽喜歡，所以你選了？多探索一些，多嘗試一點，身為媽媽當然心裡還是有些期待，或許你跟我很不相像，也不符合我的那些期待，但你是自在且快樂的，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人生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很困難：找到自我，不要偽裝成別人。這個偽裝可能是你的保護色，或是你根本渾然不覺，或是你覺得必須要這樣才能活下去，你長久以來習慣那樣的活，或是你覺得根本擺脫不了，又或是你覺得那些與你切不斷的都是你的責任，你必須償還，必須拯救。做為一個人，遺棄自己的出身實在太可惡了，你心底覺得自己是個逃犯，你不明白為什麼得到愛那麼困難，不明白為什麼你長那麼大了還是渴望稱讚，不明白為什麼有些奇異的時間點你就會捲進某個情緒的漩渦，吼著那些不像你平日說的話，做一些像以前傷害過你的人的事情，但那根本不是你。

我們都是這樣看著母親，學著當女人的。不管你多喜愛你的母親（或是相反），你都已經「只是」你自己了。每個人都有資格無條件地被愛，就算你的母親沒有如此回應你，那也不代表你失去了愛的能力。

小時候，母親就是你的天，當你變成大女孩，會發現世界上有各式各樣有趣的人。現在你必須專注地看著自己，重新學習當女人。雖然心底那個小女孩偶爾會害怕，偶爾會抓狂，但那沒關係，因為你會照顧她。

你不能選擇當誰的孩子，但你絕對可以選擇怎麼當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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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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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類化中有一種特別有害的形式，就是貼標籤（labeling）。如果你說「我就是懶」或是「我就是個懶人」，你就是拿某些行為，來暗示你一直、而且幾乎在各方面的行為都很懶。

貼標籤也表示，你會一直符合某個特定標籤，而且你無法改變。如果你真的懶，也就是說，你懶到底了，那你怎麼可能敦促你自己不要那麼懶或是不懶惰呢？

你對於語言造成的困擾越是警覺，你越不會傾向於自我挫敗的思考、情緒和行為。過一陣子後，在你張開大嘴巴、對自己與他人說出不正確的話之前，你將更容易阻止自己。若是如此，那你的困擾就會明顯減少，也比較不容易再受困擾影響。

取自《讓自己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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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昨天在直播的時候，談到如何把我們所使用的負向、模糊語言，變得正向、具體。語言使用如果花點心思調整，其實對我們自己的生命，還有身邊的關係，都帶到更具建設性的方向。
https://www.facebook.com/Psychologist.Hung/videos/3805988529474095/

「我就爛」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種說法，就這篇摘文來說，顯然給自己貼標籤了。我猜，大部分人講講而已，不是一定這麼認真看待。

可是，假如用自責的角度來談，確實有人是這麼想自己。用這種方式定義自己，那是一種廣泛性的自我否定，讓自己痛苦，活得很沒動力，又真的應驗了「我就爛」的說法。

我自己的習慣是，先去整理出我們對自己的正向認同，像是「我是一個喜歡面對挑戰的人」，這能幫助我們生存。這是「有我」的階段，這階段最好不要跳過，除非我們不在地球上生活。

然後，在某些時候進入「無我」的狀態，時時歸零、活在當下，不預設自己會成為什麼樣，隨順自然。這跟單純使用慣性來生活不太一樣，這種狀態下，意識清明，舉手投足保持覺知。

很多人會為我們設限，我們別再畫地自限了！

祝願您，讓我們有更開放性的語言使用，還給我們自己本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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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過度類化與貼標籤

【文/ Albert Ellis】

人對事情的解讀很容易類化，而且會過度類化，兩者幾乎一樣簡單。因為你沒得到想要的幾個工作，所以你可能合情合理的斷定：「我想要的工作大多都得不到。我猜我最好多多嘗試，這樣最後才能得到我喜歡的工作。」

很棒！這是合理的類化。這對你有幫助。

但是你會愚蠢的加上：「因為我一直沒得到想要的工作，所以我永遠得不到好工作。我得不到渴望的職位。我最好放棄，不要再試著找工作了。」

你失敗過好幾次，但這次未必就會失敗。摧殘你的父親或母親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也別認為就一定要避開所有明亮藍眼睛的人。你可能會覺得最虔信宗教的人很難理解跟對話。但是他們所有人都如此嗎？

你的過度類化不合邏輯，而且限制了你自己。這樣可能造成對其他人與團體的歧視。應該要檢查修正。

過度類化中有一種特別有害的形式，就是貼標籤（labeling）。如果你說「我就是懶」或是「我就是個懶人」，你就是拿某些行為，來暗示你一直、而且幾乎在各方面的行為都很懶。但你有如此嗎？貼標籤也表示，你會一直符合某個特定標籤，而且你無法改變。如果你真的懶，也就是說，你懶到底了，那你怎麼可能敦促你自己不要那麼懶或是不懶惰呢？不太好吧！

此外，「我就是懶」常常意指「我不應該這樣，我不應該這麼懶，我這樣不好！」就如我之前所說，你用的又是表示同一的「是」，而且意指你一直都是壞的。但你想表達的其實只是，某些時候的某些行為不如你理想中那樣稱心如意。

就算是告訴自己：「我做事懶惰」也會有風險。因為這樣可能表示，你幾乎每一刻做的每件事都是懶惰的。真是這樣嗎？不是吧！

還有！要小心，別因為你在某些事上有困擾，就貿然為自己貼上標籤。也許你在特定狀況中的某些時候，有憂鬱的感受。但如果你因此斷定「我就是個會憂鬱的人」，你就是在助長自己──在許多狀況中「幾乎總是」感覺到憂鬱。這就是我們醫學傳統的危險之一，我們常常把人標籤為「會憂鬱的人」，因此他們連想試著改變都會被阻止。

同樣的，像「我很困擾」這樣的說法，比起「有時我的行為舉止令我困擾」要糟糕得多。「他是瘋子！」與「就我所知，他在一些特別場合，某些特定行為會有點瘋狂。」也大不相同。

所有的貼標籤都很愚蠢嗎？肯定不是。香蕉和梨子都可以叫做「水果」，也不會造成什麼大傷害。但要是你說：「因為香蕉和梨子都是水果，而且因為這兩種我都不喜歡，所以我最好遠離所有的水果。」那你可能就有麻煩了。限制性與譴責性的過度類化是我們要小心的。因此，要仔細評估具毀滅性的行為，但不是做出行為的這個人，包括你自己！

然而，不要逃避、認輸。有人行為「惡劣」、「不義」的時候（他們常常如此！），要放下你那神諭般的命令，別要求他們必須停手，不要因為他們的「惡劣」行為而譴責他們的人，試著不帶怒氣的去引導他們改變，而且接納（而非喜歡）他們依然無法改變的部分。然而，如果可以的話，要告訴他們，你為什麼、又有多希望他們怎麼做才好。要不帶怒氣的說服他們做出更好的行為。如果可以的話，選擇遠離他們。但是要停止大呼小叫，停止抱怨他們絕對不能做、卻正在做的行為。如果你有力量阻止他們，要小心使用。如果你無力影響他們，也別假裝你真的有這力量。大家通常會依自己想要的方式來行動，而不是你想要的方式。太可惜了──但不是糟糕！

為了要進行重大的哲學觀改變，從而讓你自己更不容易受情緒困擾，你最好看看柯日布斯基 1933 年在《科學與健全》中指出的：你，跟我們其他人類一樣，都有先天與後天的強烈傾向，常常會過度類化，也會在你的語言中加入貼標籤、表示同一的是、非此即彼的思考（either/or thinking），還有其他不精確的東西。這麼做不會令你瘋狂，但就如柯日布斯基說的，這麼做常常會讓你不健康，或是變得神經質。

凱文．費茲茅理斯是奧馬哈市的治療師，把普通語義學的原則應用在心理治療與諮商的治療師中，他一直是位重要人物。他在《你需要的是態度》有些很棒的論點，反對類化跟貼標籤。他同意 REBT 的原則，認為你最好避免專橫的應該和必須、自我譴責、抱怨、責怪他人，以及要求他人改變。他還為這些理性原則補充了一條：停止具體化（reifying）！具體化的意思是，你有對於某件壞事的想法（例如失敗），而你將這個想法視為具體的東西。因此，由於你把失敗視為「恐怖」，你就把失敗變成了思想中的實物，而且還很肯定這件事本身就很「恐怖」。其實這件事只有對你「恐怖」。但是對於這件事的「恐怖」，你的觀點和強烈地感受會使這件事變成「毫無疑問的恐怖」。接著，你的行為就會表現得像「失敗就是恐怖的」，讓自己惹上各種沒必要的麻煩！

你可以使用普通語義學、費茲茅理斯「思想中的實物」的觀念，還有 REBT 所謂過度類化、扭曲的思考，來理解你有多容易給自己造成情緒問題；你也許能從而幫助自己，為困擾找出「優雅」的解決之道。

試著去找出你什麼時候在過度類化、貼標籤、使用「非此即彼」而不是「以及、而且」的語言。減少你在語義上的疏忽，並不是心理健康的萬靈丹，但是可以有效減少你絕對與獨斷的想法。你對於語言造成的困擾越是警覺，你越不會傾向於自我挫敗的思考、情緒和行為。過一陣子後，在你張開大嘴巴、對自己與他人說出不正確的話之前，你將更容易阻止自己。若是如此，那你的困擾就會明顯減少，也比較不容易再受困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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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的結案陳詞

公民抗命的精神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
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採納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公民抗命是「一項公開、非暴力、真誠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
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賀輔明勳爵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終審法院引述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的說法：「出於真誠理由的公民抗命在這國家有源遠流長及光榮的歷史。」終審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樣適用於其他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制如香港。但為何公民抗命是光榮和文明呢？終審法院沒有進一步解釋。
約翰羅爾斯的定義大體只能說出公民抗命的行為部分。 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關於公民抗命的著作《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圖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這信函是他在 1963年4 月16日，因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參與示威爭取民權後被判入獄時寫的。
在信函中他說：「一個人若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必須要公開，充滿愛心和願意接受懲罰。個人因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義的，而且甘心接受懲處，是要喚起社會的良知，關注到那中間的不公義，這樣其實是對法律表達了最大的敬意。」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有時法律在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時卻變得不公義。他說：「我未得准許而遊行，並因而被捕，現在的確有一條法例，要求遊行須得准許，但這條法例如果是用了來…否定公民運用和平集會和抗議的權利，則會變成不公義。」
他還說：「 面對一個經常拒絕談判的社區，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正是為了營造一次危機，以及加強一種具創造力的張力，逼使對方面對問題，也使問題戲劇地呈現出來，讓其不能再被忽略。」
馬丁路德金博士對我啟發良多，我們也把這精神栽種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中。緊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腳步，我們努力去開啟人心中那份自我犧牲的愛及平靜安穩，而非煽惑憤怒與仇恨。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進一步引述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的說法：「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証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雖然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沒有引述這部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還說：「另一方面，警察與檢控官的行為也要有所節制，並法官在判刑時應考慮示威者的真誠動機。」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規則應也適用，終審法院應不會反對。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非暴力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指導原則。公民抗命的行為，就是佔領中環，是運動的最後一步。進行公民抗命時，示威者會坐在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們計劃及希望達到的佔領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們相信所會造成的阻礙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公民抗命中違法者所當做的，我們期望其他人也會做得到他們所當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談，必須考慮進行那行動的目的。
這是一宗關乎一群深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們相信只有透過引入真普選，才能開啟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門。
我就是他們其中一人。與那些一起追尋同一民主夢的人，為了我們的憲法權利，我們已等了超過三十年。當我還在大學讀法律時，我已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我的兒子也剛大學畢業了，香港還未有民主。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還說：「壓迫者從不自願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壓迫者爭取得來的。…如同我們出色的法學家所說，延誤公義，就是否定公義。」我們在追求公義，但對當權者來說，我們計劃的行動誠然是妨擾。
《基本法》第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乙）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第25號一般性意見》，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乙) 條中的 「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說：「有效落實競選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第17段說：「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釋，實質改變了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憲法程序。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法案前，額外加了兩步。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作出確定。相關法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完成了憲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除決定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外，就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設下了具體及嚴厲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設定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只有權決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設下詳細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連自己設定的程序也沒有遵守。
若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下的嚴厲條件去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選民就候選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因所有不受歡迎的人都會被篩選掉。這與普選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案件是關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根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先計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 10月1 日下午三時正開始，最長也不會超過2014年 10月5 日。我們期望會有三類人來到。
第一類人已決定了會參與公民抗命。他們會在過了合法的時限後，繼續坐在遮打道上。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二或第三個選項的人。第二類人決定不會參與公民抗命，而只是來支援第一類人。過了合法的時限後，他們會離開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園或皇后像廣場。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一個選項的人。第三類人還未決定是否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可以到合法時限快要過去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們相信警方會有足夠時間把所有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計會有數千人參與。我們要求參與者要嚴守非暴力的紀律。我們採用了詳細的方法去確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會跟從。
我們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這也與同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言論自由有緊密關係。透過《基本法》第39條，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受《香港人權法》第16 及17條的憲法保障，而這些條文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 及21是一樣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若原訂計劃真的執行，那可能會觸犯《公安條例》一些關於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規定，但我們相信那會舉行的公眾集會是不會對公眾構成不合理的阻礙的。會被佔領的空間，包括了馬路，是公眾在公眾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計劃佔領的時期，首兩天是公眾假期，最後兩天是周末。
當公眾集會的地方轉到政府總部外的添美路、立法會道及龍匯道的行人路及馬路的範圍（下稱「示威區域」），雖然集會的主題、領導、組織及參加者的組成已改變了，但精神卻沒有。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人們是被邀請來示威區域參加集會的。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相類似的公眾集會也曾在2012年9 月3至 8日，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在示威區域內舉行。除卻公民在那時候還可以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2012年9月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佔領空間，與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在警方封鎖所有通往示威區域通道前所佔領的空間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後，這示威區域已被普遍認同，是可以用來組織有大量公眾參與，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型公眾集會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公眾都認知示威區域是一個重要場地，讓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
根據此我們也抱有的公眾認知，當我在2014年9 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意圖叫人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會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領示威區域以外的地方，沒可能是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人會如此想的。
在梁國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終審法院指出： 「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
如控方証人黃基偉高級警司 (PW2) 在作供時所說，當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鄰接的行人路，警方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會封鎖示威區域內的馬路。能有一個公共空間讓反對政府的人士和平集會以宣洩他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社會來說，那是一項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區域長期舉行集會是違反《公安條例》，但這不會對公眾構成共同傷害。受影響的部分公眾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對來說也是輕微。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楊美雲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說：「《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大型甚或大規模集會、遊行或示威的參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規模的活動才能協助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席認為最明顯的相關考慮因素是干擾的嚴重程度和干擾為時多久。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本席認為包括以下一項：在有關的干擾發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數度作出一項或多項干擾行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參與示威區域的公眾集會的示威者並不能構成阻礙，因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由警方封鎖的。警方封鎖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 ，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就算在示威區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考慮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們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那阻礙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當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8日走到分域碼頭街及夏慤道，人們只是被邀請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好讓人們能去到示威區域與示威者們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區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鎖了，大部份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應都會進入示威區域，而那些道路就不會被佔領。催淚彈也就沒有需要發放。
警方應有責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區域舉行公眾集會，但警方卻把示威區域封鎖了，阻礙人們來到示威區域參與公眾集會。示威區域內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圖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區域以外所出現的阻礙，因他們只是邀請人們來到示威區域與他們一起。
當警方見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區域外意圖進入示威區域，警方仍不負責任地拒絕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警方必須為示威區域外所造成的阻礙及之後發生的所有事負上責任。
在警方發放87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
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我們幫助促使學生領袖與政府主要官員對話。我們與各方商討能否接受以變相公投為退場機制。我們籌組了廣場投票。即使我們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後都沒有成效，但我們真的是盡了力及用盡能想到的方法去達到這目標。最後，我們在2014年12 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鐘範圍的佔領在2014年12 月11日也結束了。

不恰當檢控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公眾妨擾罪作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如賀輔明勳爵in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檢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規則要遵守的，他們的行為要有所節制。
在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 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納了J. R. 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若有一適當的成文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即使這不構成濫用程序，但這案件的檢控官一定已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適用於他的公民抗命的規則，因他並沒有節制行為。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這罪名仍存爭議，但即使真有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擴展過失責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眾妨擾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構成公眾妨擾罪來起訴，那更會把過失責任擴展至明顯不合理的程度。若檢控官的行為不是那麼過度和不合理，起訴的罪名是恰當的，我們是不會抗辯的。無論如何，當控罪相信是過度及不合理，我們提出抗辯不應被視為拒絕接受法律的懲處，違反了違法者的公民抗命規則。
有些問題是我這位置難以解答的。若檢控官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規則，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由誰來糾正這錯誤呢？

守護法治

歸根究底，這是一宗關乎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 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在「雨傘運動」後，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香港民主之旅的終點。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致辭說：「雖然法官決意維護法治，讓其在香港的價值及運用恒久不變，但關鍵在於社會對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應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認為，應是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擊，請緊守立場並支持他們。可是，不要只因爲某些事件才對他們表示支持。那並不足夠，也可能已經太遲。大家應致力在社會上培養有利於法治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擁有新聞自由及選舉自由，必須努力發聲，讓你的選票發揮作用。請相信我，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DCCC 480/2017

Closing Submission of Tai Yiu-ting (D1)

1. First, this is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2. Here, I am standing up for civil disobedience.

3.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initiated by Professor Chan Kin-man, Reverend Chu Yiu-ming and I, was a movement of civil disobedience.

4. Civil disobedience, known little by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past, is now a household idea in Hong Kong.

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at paragraph 70 endorsed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put forward by John Rawls i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at p. 320.

6.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public, nonviolent, conscientious yet political act contrary to law usually done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law or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7.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ith Lord Hoffmann as the non-permanent judge repeated at paragraph 72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at paragraph 89, “civil disobedience on conscientious grounds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history in this countr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ccepted that the concep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equally recognisable in a jurisdiction resp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like Hong Kong.

8. However, it was not explained why civil disobedience is honourable and civilised.

9. John Rawls’ definition spells out more the actus reus of civil disobedience.

10. In his very famous work on civil disobedience,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reproduced i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provided more the mens rea of civil disobedience or the spiri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im on 16 April 1963 while in jail serving a sentence for participating in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 in Birmingham, Alabama.

11. He said (p. 41), “One who breaks an unjust law must do so openly, lovingly, and with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penalty. I submit that an individual who breaks a law that conscience tells him i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s the penalty by staying in jail to arouse 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 over its injustice, is in reality expressing the very highest respect for law.”

12. To Dr King, a law could be just on its face but unjust in its application. He said in the Letter (p. 40-41), “I was arrested…on a charge of parading without a permit. N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n ordinance which requires a permit for a parade, but when the ordinance is used to …deny citizens the First Amendment privilege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peaceful protest, then it becomes unjust.”

13. He also said (p. 39),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seeks to create such a crisis and establish such creative tension that a community that has constantly refused to negotiate is forced to confront the issue. It seeks so to dramatise the issu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14. I was inspired very much by Dr King, and this is the same spirit we have implanted in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Following Dr King’s steps closely in the path of civil disobedience, we strive to inspire self-sacrificing love and peacefulness but not to incite anger and hatred.

1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further cited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T]here are conven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law-breakers on one side and the law-enforcers on the other. The protesters behave with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do not cause excessive damage or inconvenience. And they vouch the sincerity of their beliefs by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16. Th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did not quote this part of the judgment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also said, “The police and prosecutors, on the other hand, behave with restraint and the magistrates impose sentences which take the conscientious motives of the protesters into account.” These other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should also apply,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ould object.

17. Th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not to obstruct the public but to arouse public concern to the injustice in society and to win sympathy from the public on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18. If it is found that a person is committing an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he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to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as it will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tself even if his action might at the end have caused a degree of obstruction more than he could have known.

19. Non-violence wa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e. occupy Central, was the last resort of the movement. The manner of civil disobedience by the protesters was to sit down together on the street with arms locked and wait to b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without struggling. The scale of occupation was planned and intended to be proportionate. We believe that the obstruction must be reasonable.

20. I believe we have done our part as the law-breaker in civil disobedience. We expect the others will do their parts.

21.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ether the mea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proportionate; contextually, the end must be considered.

22. This is a case about some Hong Kong people who love Hong Kong very much and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could a door be opened to resolving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Hong Kong.

23. I am one of those Hong Kong people. With all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democratic dream, we have waite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or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ince the time I was a law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I had been involved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Now, my son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democracy is still nowhere in Hong Kong.

24. Also said by Dr King in the Letter (p. 292),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the distinguished jurist of yesterday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25. In seeking for justice, our planned a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owerholders may indeed be a nuisance.

26.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E”) is by universal suffrage upon nomination by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27.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rovides that, “Every citizen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without any of the distinc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 (b)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at 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ballot, guaranteeing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28.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ave its understanding and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CCPR/C/21/Rev.1/Add.7).

29. Paragraph 15 provides tha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tand for elective office ensures that persons entitled to vote have a free choice of candidates.”

30. Paragraph 17 provides that, “political opinion may not be used as a ground to deprive any person of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31. Through its Interpretation of Annex I and Annex II of the Basic Law in 2004,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SC”) in effect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to amend the election methods of the CE.

32. Before the CE can put forward bills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method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wo more steps are added. The CE is required to make a report to the NPCSC as regard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n amendment and the NPCSC must make a 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uch bills need to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Co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E, and they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NPCSC.

33. On 31 August 2014, the NPCSC completed the second step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by issuing a decision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The NPCSC laid down specific and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addi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that starting from 2017 the selection of the CE may be implemented by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34.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NC”) have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method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4th CE. The NC can only nominate two to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of C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Each candidate mus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3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dded by itself, the NPCSC should only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approving or not approving the CE’s report but not providing detailed requirement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nomination procedures of the NC. The NPCSC has failed to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by itself.

36. If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NPCSC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were to be followed, electors in Hong Kong would not have a genuine choice of candidates in the election as all unwelcome candidates would be screened out. Thi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37. These Hong Kong people resorted to civil disobedience to arouse more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unjustly broken its constitutional promise and breached it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38. We did all we had done to protec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ncluding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our action, to demand a constitutional promise to be honored by our sovereign, to strive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and to bring more justice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39. This is also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40.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organised was to be held at the Chater Road Pedestrian Precinct, the Chater Garden, and the Statue Square, from 3:00 pm on 1 October 2014 to the latest on 5 October 2014.

41. We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oming.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it on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2. The second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but just came to support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They would leave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and move to the Chater Garden or the Statue Square.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first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3. The third group of people might not have made up their mind yet on whether they would join the ac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could decide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when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by choosing where to stay.

44. We believed that the police woul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remove all the protesters joining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of occupy Central; estimated to be a few thousands.

45. We asked all participants to observe the discipline of non-violence strictly. We adopte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sure most if not all participants would follow.

46. We were exercising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lso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s also given to freedom of opinion, of expression and of peaceful assembly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hose articles being the equivalents of Articles 19 and 21 of the ICCPR and representing part of the ICCPR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47. If the original plan were to be carried out, it might breach som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unauthorised assembly. However, we believed tha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held would not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to the public.

48. The space to be occupied, including the carriageway, can be freely used by every citizen on public holidays.

49.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planned occupation were public holidays and the last two days were the weekend.

50. When the venue of the public meeting was moved to the area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cluding the pavements and carriageways at Tim Mei Avenue,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and Lung Hui Roa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ough the public meeting’s theme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articipants had changed, the spirit had not.

51. People were asked to join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It was still an exercise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by Hong Kong citizens.

52. Similar public meetings had been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from 3-9 September 2012. Citizens at that time could have access to the Civic Square, i.e. the East Wing Forecou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Other than that, the space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12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space that was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before the police cordoned all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53. Since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2012, the Demonstration Area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sed to be the public space that can be used for organising big public meeting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In another wor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s known to the public to be an important venue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to gather an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gether.

54. On the basis of th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we share, at the time when I announced the early beginning of the Occupy Central in the small hours on 28 September 2014, we could only be intending to ask people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 other place. Occupying places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thought of us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intended that.

5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at paragraph 22 pointed out that,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involves a positive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tak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able lawful assemblies to take place peacefully.”

56. As senior superintendent Wong Key-wai (PW2) said in his eviden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for the safety of the protesters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protesters on the adjacent pavements.

57. Having a public space for the public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to gather and vent their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acefully is a public benefit to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No common injury to the public can be caused even if a public meeting is being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travention with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The section of the public that will be affected is very sm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is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58. Mr Justice Bokhary PJ said in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at paragraph 144, “The mere fact that an assembly, a procession or a demonstration causes some interference with free passage along a highway does not take away its protection under art. 27 of the Basic Law.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lose such protection unless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ense of exceeding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As to that, I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a large or even massive assembly, procession or demonstration will often be able to say with justification that their point could not be nearly as effectively made by anything on a smaller scale. Subject to this, the most obviously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re, I think, how substantial the interference is and how long it lasts. But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be relevant, too. These include, I think,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concerned had been recently preceded by another act or other acts of interference on another occasion or other occasions.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But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 court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preservation of the freedom in full measure defines reasonableness and is not merely a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reasonable.”

59. No obstruction can be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participating in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s all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clo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o ensure the protesters there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safely and peacefully. Even if there were to be some degree of obstruct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obstruction could not be un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testers.

60. Even after protesters walked into the carriageways of Fenwick Pier Street and Harcourt Road on 28 September 2014, people were continuing to be asked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t to stay on those roads. The police were demand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so that people could come and join the protester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f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not blocked by the polic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would have enter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ose roads would not have been occupied. No tear gas would need to be fired.

61. It should be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facilitate the holding of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y citizens. However, the police had cordon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prevented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y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be intended or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gather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ho were just inviting other people to join them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62. The police irresponsibly refus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even after the police saw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ere gathering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tending to enter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polic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63.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e firing of the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and excessive force had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64. The firing of tear gas in such a way was something that no one could have known. Matters were no longer in our control. By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to bring everyone home safe.

65. In the many days and nights following the firing of the tear gas, we had tried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bring an earlier end of the occupation. We helped arrang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tried to convince others to accept an arrangement of de facto referendum as a mechanism to retreat. We organised a plaza voting.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things we had done came to be futile, we did work very hard and exhausted all methods we could think of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the end, we surrendered to the police on 3 December 2014. The occupation at the Admiralty area ended on 11 December 2014.

66.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relating to public nuisance.

67.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prosecutors also have conventions to follow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should behave with restraint.

68. In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at p. 77, J. R. Spencer observed that, “...almost all the prosecutions for public nuisance in recent years seem to have taken place in one of two situations: first,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amounted to a statutory offence, typically punishable with a small penalty, and the prosecutor wanted a bigger or extra stick to beat him with, and secondly,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was not obviously criminal at all and the prosecutor could think of nothing else to charge him with.”

69. Lord Bingham in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at paragraph 37 endorsed the criticisms of J. R. Spencer concerning the ulterior motive of a prosecutor laying a charge of public nuisance.

70. If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statutory offence to cover the unlawful act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e would rightly ask why laying the charges of public nuisance?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an abuse of process, the prosecutor in this case must have breached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pplicable to him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for failing to behave with restraint.

71.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72. Similarly,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is excessiv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73. Pieces of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the prosecution in the conspiracy charge were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us. Civil disobedience by definition must be a public act. If these public statements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e prosecution, all civil disobedience at its formation stage will be suppressed. It is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civil disobedience as something honourable as no civil disobedience would have happened. Even worse, a chilling effect will be generated in society, and many legitimate speeches will be silenc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must be disproportionate.

74. Whether there can be an offenc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under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is still disputable. Even if there is such an offence, laying charges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excessively, unreasonably and unnecessarily.

75. Since the substantial offence is the questionable offence of public nuisance, laying a charg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to even a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degree.

76. If the prosecutor has not acted in such an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manner and proper charges were laid, we would not have filed a defence.

77. Nonetheless, filing a defence against charges believed to be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failing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aw-breakers as not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78.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answer. If the prosecutor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ectifying the wrongs?

79. At the end, this is a case about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80. As a scholar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merely hav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81. Without a genuinely democratic system,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 still be exercised arbitraril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will not be adequately protected. Also, without democrac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withstand the more and more severe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d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before we can reach the destination of Hong Kong’s journey to democracy.

82. Mr Justice Tang, PJ at his Farewell Sitting (2018) 21 HKCFAR 530 at paragraphs 17-19 said, “…although judges are prepared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s it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and applied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ty must be willing to support them. In what form the support should take? I think the support should be all-embracing. If the judiciary is unfairly attacked, you should hold firm and stand up for them. But, support should not only be events driven. That is not enough. It may be too late. You should endeavour to nurture an atmosphere friendly to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a free press and free elections in Hong Kong.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your vote count. Believe me,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indeed eternal vigilance. Above all else, do not give up or underestimate your strength. If we as a community insist on the rule of law, it cannot be taken from us easily. Do not make it easy.”

83. We all have our duty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Hong Kong.

84. I am here because I have used many years of my life and up to this very moment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 will also never give up on striving for Hong Kong’s democracy.

85. I believe that civil disobedience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rule of law.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share the same goal in pursuing justice. Civil disobedience is an effective way of securing the attainment of this common goal at least in the long run by creating the climate within which other mean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at goal. (See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86. If we were to be guilty, we will be guilty for daring to share hope at this difficult time in Hong Kong.

87. I am not afraid or ashamed of going to prison. If this is the cup I must take, I will drink with no regret.


List of Authoriti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paragraphs 70 and 72.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p. 320.
3.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4.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paragraph 89.
5.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on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C/21/Rev.1/Add.7, paragraph 15 and 17.
6.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paragraph 22.
7.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graph 144.
8. J. R. Spencer,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p. 77.
9.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paragraph 37.
10. Farewell Sitting for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Tang PJ (2018) 21 HKCFAR 530, Tang PJ, paragraphs 17-19.
11.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